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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用韩非，治世用孔孟；战国用韩非，统一用孔孟 放眼环顾春秋战国时代的精英人物，他们虽然胸中各有丘壑，但也包含着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讲的都是一个“治”。 虽然都讲治国之道、治理之术，虽然表达与修辞可以百花齐放，但是，专就应用价值而言，尤其是在“求真务实”方面而言，韩非的优势却是明显的。 春秋时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这样的形势，在战国时代越演越烈。在一个国家随时消灭另一个国家的时代，各国君主最急需的“高新技术”是权谋术、斗争术、合纵连横术。浓得化不开的政治浪漫主义，只能让各国君主们敬而远之。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孔孟的东西不行，为什么后来又得势了呢？回答是：世易时移嘛。孔孟的东西在急促的乱世、在战国时代虽然不好用，但在从容不迫的大一统时代，却可以成为香饽饽，因为他们讲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对于维护既有社会秩序，那是相当地有效。概而言之：乱世用韩非，治世用孔孟；战国用韩非，统一用孔孟。 墨子强调节约，主张建立一个节约型社会，一切从简。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思想主张的立足点是侠客。墨子领导的侠客团队过着集体生活，他们四处飘荡，很可能都没有家室，也用不着积累，当然不需要繁琐的生死礼仪。但是，江湖上的规则不可能适用于庙堂。因而在体制性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墨子那一套就用不上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老先生评之曰“俭而难遵”，还算是比较客气的。在各国当政者看来，这样的政论根本就不具有可操作性。难怪一度与孔子齐名的墨子，只能落得一个“昙花一现”的结果。 只有道家的东西，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与韩非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事实上，老子的《道德经》可以视为韩非的思想先导。从这个层面上说，老子还要高于、先于韩非。但是，韩非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把老子那些模棱两可的话变成了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因此，我们可以把韩非视为老子的升级版。对于各国君主来说，升级版用起来当然更方便、更顺手。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