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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偶然的機會見到一件私人收藏的提梁卣，我們查閱吳鎮烽先生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和《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發現這件卣並沒有著錄，乃為首次出現，卣的紋飾非常重要，所以今天介紹出來供大家研究。  竊曲紋提梁卣 這件青銅提梁卣，形制雖常見，但卣上花紋很罕見，此器物的出現頗能促進相關紋飾的研究。提梁卣目前只有較為清晰的照片，尚未得知其具體尺寸。該卣為橢圓形，蓋為母口，有圈足捉手，與提梁同一方向的兩端分別有一犄角，器為子口，腹部頗顯傾垂；提梁兩端分別有一獸首。卣的紋飾風格比較簡單。主紋是在蓋沿和器頸部的竊曲紋（下文將詳細討論這一紋飾），輔紋是圈足和頸部竊曲紋兩側的弦紋。花紋沒有用雲雷紋作地紋。  竊曲紋提梁卣銘文 卣的蓋內和和底部鑄有相同的銘文，我們經過分析銘文是現代人後作的，這件卣屬於器真銘偽，所以對於銘文我們不討論。 下面我們從器物的形制和紋飾兩個方面來討論此卣的時代。先來看器形，前面介紹過，此卣為帶犄角的提梁罐形卣，屬於《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所劃分的II型扁圓體罐形卣的3式和4式a的卣均有犄角，從所舉代表性卣來看，流行於西周早期偏晚至西周中期早段，主要是昭王、穆王時期，但也有岡劫卣為西周早期器[1]。 彭裕商在《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一書中將西周銅卣分為罐式卣和壺式卣，帶犄角的銅卣屬於罐式卣的3式和四式。他着重指出，帶犄角的銅卣是西周所獨有的，傳世器中最早的是岡劫卣，主要流行於康昭時期，上及成王，下延穆王[2]。對青銅卣做出較為全面研究的《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青銅卣卷》（以下簡稱《青銅卣》）一書，該書所分的甲類Ca型VI式、甲類Da型III式和Db型IV式為帶犄角的，其中Ca型VI式是橢圓形腹，是Ca亞型中最末一式，Da型III式為橢方形口、圓形腹，而Db型IV式腹、口皆為橢方形，也都是D型中的最晚形式。這三式提梁卣的流行時代，《青銅卣》一書判斷，“康昭時期，僅見甲類Ca型VI式、Da型III式、Db型IV式器物。穆共時期，偶見Db型IV式器物”[3]。 從前述學界的研究來看，學者間對帶犄角的銅卣的流行時代有著較為接近的看法，主要為西周早期晚段到西周中期前段，從王世來說的話，就是康王、昭王和穆王時期。與本文介紹的卣在形制上近似的器物如作冊瞏卣、召卣、貉子卣、次卣、緐卣、競卣、录  卣。除了作冊瞏卣和召卣一般被認為是昭王時期的器物外，其它幾件學界多認為是穆王時期的，在器形上可以看出腹部傾垂更甚來。而這件卣與作冊瞏卣在器形上最為接近。再從紋飾的角度來談談這件器物。此卣的主紋是在蓋沿和頸部飾以幾何類的竊曲紋（下文將稱此卣為竊曲紋卣），這在銅卣上是非常罕見的。下面我們將着重論證此類竊曲紋在提梁卣上出現的可能性。 該卣的竊曲紋是是由方向相反的橫C形竊曲紋組合在一起的，而橫C形竊曲紋在一些西周早中期之際的青銅器便露出端倪了。據傳1946年出於洛陽北窯西周貴族墓地的季姬尊，其足部即飾以此種竊曲紋[4]。因該器銹蝕嚴重，文章所附照片不清晰，只能用作者的摹本。如果摹本準確的話，那麼季姬尊足部的竊曲紋是橫C形，且是相對粗糙或原始的形態，此後在其它銅器上不再見到。季姬尊的時代，報導者認為是穆王前期，李學勤先生認為是穆王後期的器物[5]，也有籠統地認為是穆王時期的器物[6]，還有學者從形態和銘文角度認定季姬尊是西周中期後段器[7]。上述學者均從該器的器形（主要象鼻耳飾）和腹部主紋著眼，幾乎沒有學者討論足部的紋飾。 近來新公佈圖像的  尊[8]，不論在頸部、腹部還是圈足上均飾有橫C形竊曲紋。此尊在器形上為圓口方腹，在頸部、腹部和足部均有突出器表的扉棱，且不相連屬。該尊通高21.5釐米，與服尊（22.6釐米，以下均為通高）、㝅尊（23釐米）差不多高，較盠尊（17.4釐米）和季姬尊（18.8釐米）稍高；但與夨令尊（28.6釐米）、榮子尊（27.7釐米）、日己尊（29釐米）、作氒文祖尊（27.7釐米）相比還是矮不少[9]。從上述方尊的高度資料比較來看，西周時期方尊演化的趨勢是越來越矮，至腹部出現傾垂現象。而 尊的高度較矮，但腹部未出現傾垂，花紋沒有地紋，主紋為橫C形竊曲紋。綜合起來看，其時代當為西周昭穆之際。 尊不栺方鼎頸部花紋與  尊近似，二者均為橫C形竊曲紋。不過不栺方鼎的竊曲紋更為舒展和工整，顯然其出現是此類竊曲紋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不栺方鼎系1971年9月出土於陝西省扶風縣黃堆鄉齊鎮村的3號西周墓，該墓是農民取土時發現，此墓出土方鼎二、戈二和短劍一[10]。不栺方鼎的時代，學者間爭議較大，歸納起來有三種看法：一是昭王時期[11]；二是穆王時期[12]；三是恭懿或略晚[13]。筆者曾有小紋對此器做過探討。文章從共存的戈和短劍的時代、方鼎的器形、花紋、銘文字體等幾個方面進行綜合分析，認定不栺方鼎的時代為西周中期前段，很可能是穆王時期[14]。文中提出有兩條很堅強的證據，其一，器主不栺，誠如李學勤先生所言，出現于周原甲骨卜辭（“自不栺”H11:108、131、135、188；“不栺” H11:172）的署辭中，不栺的寫法與方鼎酷肖，同出自周原，當為同一人，當為周原鳳雛甲骨卜辭年代的下限。其二，裘衛簋蓋沿和頸部所飾即兩橫C形竊曲紋與目紋組合而成的竊曲紋，紋飾工整。由於裘衛簋銘中有高達二十七年的王紀年，西周中期諸王中只能穆王相符。所以，現在看來，將不栺方鼎的時代置於穆王時期也是合適的。以上討論的季姬尊、 尊和不栺方鼎雖都飾有橫C形竊曲紋，但只是一個橫C形竊曲紋按同一方向重複排列，沒有形成兩個橫C形竊曲紋作一正一反並置為一組的形態，即學者稱之為橫S形竊曲紋。國博近來入藏的任鼎[16]，其頸部所飾竊曲紋類本文討論的竊曲紋卣。仔細比較任鼎和竊曲紋卣的橫S形竊曲紋，任鼎的兩個橫C形竊曲紋沒有共用線條，僅是作一上一下相反方向緊貼並置；而竊曲紋卣雖如常見的橫S形竊曲紋，但組成一個橫S形竊曲紋單元的左右兩個橫C形竊曲紋形態有較大差異。由此看來，任鼎和竊曲紋卣所飾的竊曲紋不是成熟或典型的橫S形竊曲紋，是此種竊曲紋形成過程中較早（但不是最早）的形態。學者公認任鼎為西周中期前段器，竊曲紋卣的時代亦去此不遠。 最後來看一下與竊曲紋卣形制相同、紋飾風格類似的另一件銅器—對卣，相信對竊曲紋卣的斷代有助益。  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館藏對卣 銅器中有兩件對卣，一件是出土于山東滕州市莊裡西的西周墓（M7：3），為西周早期前段器，另一件現收藏於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館，通高25.2釐米，器物圖版見《殷周青銅器綜覽》卣196[17]，本文將要討論的便是此卣。對卣在形制上與竊曲紋卣接近，惟對卣腹部更顯傾垂。在紋飾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器號13239）認為飾獸面紋[18]。由於目前所見該器圖片不甚清晰，此器的花紋形態和結構不甚明爽。相較而言，《殷周青銅器綜覽》更清晰些。從頸部的角度來看，對卣所飾花紋當為高度幾何化的獸面紋，甚至可以說是竊曲紋。 筆者曾在博士論文中將此類源自獸面紋的竊曲紋定為Ab亞型，其特徵為以目紋為中心，由三、四條線條圍繞，仍組成獸面的樣子。按照軀體的有無和發育的程度，分為3式。1式 為饕餮紋面,細陽線繞目紋呈橢方形，無表身軀的線條。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1號墓出的倗伯爯簋頸部紋飾為代表。2式 三鉤曲粗線條圍繞目紋組成獸面,除此之外,又附有一橫C形線條,內有歧牙，以示身軀。故宮博物院的不壽簋和榮子旅方甗為其代表。3式 以西周晚期的姚鼎為代表，呈現完全竊曲紋化[19]。從對卣來看，頸部所飾的吳鎮烽所說的獸面紋，當為筆者所分的Ab亞型2式竊曲紋，表身軀的線條部分頗少見，從時代上來說，當為西周中期前段。這表明，在這一時期，銅卣上的紋飾也開始出現竊曲紋了。 綜上，本文從器形上分析，帶犄角的青銅卣主要流行於昭穆時期，此卣也當鑄於此時期。至於卣的紋飾，是其時代表徵最明顯的部分。論文論證昭穆時期或西周中期前段存在不少飾竊曲紋的銅器，甚至存在裝飾竊曲紋的帶犄角的提梁卣，凡此說明此件竊曲紋提梁卣為西周中期前段的器物，所飾竊曲紋整飭工整，為這一時期的銅器所罕見；而其形態為橫S形竊曲紋，但又非典型樣式，當是早期形成過程中的產品。總之，此件提梁卣對於深入探究竊曲紋的起源提供了又一絕佳樣本，是一件十分有學術意義的青銅器。 [1] 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25-128頁。 [2]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第189頁。 [3] 張懋鎔主編、馬軍霞著：《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青銅卣卷》，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67頁。 [4] 蔡運章、張應橋：《季姬方尊銘文及其重要價值》，《文物》2003年第9期。 [5] 李學勤：《季姬方尊研究》，《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4期。 [6] 韋心瀅：《季姬方尊再探》，《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 [7] 嚴志斌：《季姬方尊補釋》，《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6期。 [8] 劉雨、汪濤編撰：《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錄》，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第164頁，彩版第8頁。 [9] 以上各器高度資料來自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一書。 [10] 羅西章：《扶風出土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4期。 [11] 羅西章：《扶風出土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4期。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第239、279、280、301頁。盧連成、胡智生：《陝西地區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青銅禮器》，《寶雞弓魚國墓地》附錄一，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77-478頁。劉啟益：《西周紀年》，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3、154頁。 [12] 周文：《新出土的幾件西周銅器》，《文物》1972年第7期。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5、16頁。李學勤：《周易溯源》，巴蜀書社，2006年，第202、203頁。 [13]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第380頁。 [14] 張德良：《不栺方鼎時代“穆王說”補》，《亞洲研究》（韓），慶北大學亞洲研究所，2010年，第44-52頁。 [16] 王冠英：《任鼎銘文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2期。 [17] 林巳奈夫：《殷周青銅器總覽》（一），吉川弘文館，1984年，第281頁。 [18]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卷，第155頁。 [19] 張德良：《西周青銅器竊曲紋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7月，第37、38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8年3月12日17：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