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怎样在中国发现历史
    不过，从孔夫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认识路径与方法，乃至“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根本方法，正在饱受质疑。2013年，美国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和鲁乐汉(John Delury)在共同出版的《富强：中国通往21世纪的长征》(Wealth and Power: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质疑。同年7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的约瑟夫·卡恩(Joseph Kahn)的书评写道：“就算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没能愈合1842年的心理创伤；那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这次冲突以后，中国四分五裂，先是被欧洲列强瓜分，然后是更具毁灭性的日本入侵。60多年前，中国军队赶走日本人，国家重新统一。但中国决心牢记这些伤害，不让它们被历史埋没。”⑩这段话隐含的意思是说，中国已经很富裕了，没有必要还念念不忘过去的悲惨历史。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不忘历史的“自虐”性，反映的是小国心态，而非大国心态。他们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把历史与现实紧紧地联系起来。
    这种来自现实社会的疑惑与质疑，其实具有广阔的思想与学术背景。大体说来，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思想界一改其“构建体系”的传统，转而进入所谓“分析的时代”，发生了所谓“语言学的转向”。语言学转向进一步演变的结果，便把“诗学”推到了思想领域的核心位置。在这一学术大潮主导下，用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Richard Rorty)的话讲，便是所谓系统的哲学不吃香了，转而吃香的是所谓教化(edification)的哲学。所谓系统的哲学，便包括19世纪的历史学。其基本特征，是以认识论为中心，追求客观性与合理性，一般被指称为基础主义认识论、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而教化哲学却以怀疑认识论为出发点，怀疑进步和最新论断，怀疑系统哲学和普遍公度性，认为“全部真理”这个概念本身就荒谬。因此，他们大都赞赏尼采对康德和黑格尔的抨击，主张以文艺取代科学作为文化的中心，以诗人取代科学家、哲学家或政治家。诗人和文艺创造开始在“哲学”中得到本体论证，哲学乃至历史学著作被当作虚构的修词学构造物来对待。(11)
    受这种思想主潮影响最深的是文艺理论。其基本走向是在“文本分析”领域，先将社会历史因素乃至作者要素从“文本”中抽离出去，单纯对“文本”作内部要素考察，进而迅速地向文学消费与接受的维度发展，形成接受美学。这种抽离社会历史因素、抽离作者意图乃至驱离作者要素的文本分析，被中国学者称之为“强制阐释”(12)。“强制阐释”的立场与主张，与中国“知人论世”(孟子)的学术传统严重分离并对立。
    “强制阐释”同样在历史研究领域表现出来，代表人物便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it)。由于他“排除了对起源、原因、出处、影响与目的等问题的关注”，“对历史过程的任何目的论或因果关系的观点持激烈的敌视态度”(13)，因而被称为反历史的历史学家。
    “强制阐释”在历史理论上的典型代表，是波普尔(Karl R.Popper)。从波普尔的立场看，“从社会性质出发”无疑属于他所谓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而且应该是最典型的历史决定论，或者叫做历史基础论、历史本质论。对此，中国学者已经作了很有力的批评。(14)
    “强制阐释”对“从社会性质出发”这一历史研究根本方法的挑战，大体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这一时期开始，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受到排挤，乃至发生了转型性的变化。以日本为例，从1945年到1960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实际上是日本史学界的主导。“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具有打破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国史观的力量。古代史的藤间生大，中世史的石母田正，近代史的井上清、远山茂树等人，继承了战前的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战后历史学。”“战后历史学是革命的历史学，也是民主化的历史学。它通过批判侵略战争、天皇制、封建制，展望了建设近代的和民主的日本，最终将实现社会主义。”不过，从1956年到6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力逐渐降低。(15)正如日本学者池田知久所说，日中两国有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大体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基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方法论而展开，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之风日益高涨，从而开始导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各式各样的方法论。其主要特征，是以法国年鉴学派著作为指标，结合新发现或出土的文书、档案、简帛、石刻等来推进实证性研究。(16)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在谈到她个人的学术经历时则说，她求学时开始认识到，与其把“封建制”“资本制”这些外在的观点强加在中国史身上，不如具体考察一下历史上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想、怎么做的。(17)池田知久描述了整体现象，岸本美绪提供了个体例证。
    同样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的思想史研究开始“经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化”。思想史家们开始面对“一个独特的问题”，即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接受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这就是说，社会史对思想史提出了“最大挑战”，“社会和文化史方向的重新导向看来已经发生”(18)。这种向社会文化史的转向，不是转向马克思主义学派所主张的社会形态或经济结构史，尤其不是转向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而是转向对社会生活各种条件的描述。而且，在大的理论前提上，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假定或暗示”原本“具有虚假的或令人反感的性质”。所以，所谓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社会史挑战，实际上就是抛弃历史整体论，走向历史要素论，以“要素分析”代替“整体分析”。这样做的极致，当然是走向碎片化。其基本取向，与“新清史”所表现出来的取向完全一致。岸本美绪所表达的情绪，正是“历史要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