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自由探索项目“新史学视野下的传统史学”。
    作者简介：赵梅春(1964-)，女，湖南邵东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甘肃兰州 730000)。
    刘知幾认为，魏晋以来文与史已从“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变为“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但史学对此缺乏应有的认识，历史撰述效法文学，“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1](P180)，严重损害了史学的品格。因此，他要求严格区分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反对文人修史，呼吁史家叙事质朴含蓄、文质相称。这是文史分途后自觉的史学意识的体现。
    一、文史分途与刘知幾的认识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史学书籍置于《六艺略》春秋家，《隋书·经籍志》则设立史部予以著录，使之与经、子、集部并列而为四部之一。这表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史学已从附庸蔚为大观。在这一历程中，史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也经历了文史合流与分途。逯耀东指出：“在史学脱离经学的独立转变过程中，又和当时脱离经学并已蓬勃发展的文学结合，形成文史的合流。所以，刘勰认为史学也是文学写作形式的一种，因而于《文心雕龙》立《史传篇》。文史合流至萧统编《文选》才作了新的划分。《文选序》说明选择文学作品的条件，将记事之书的史学著作摒于《文选》之外，却选择了表现作者个人意识，与文学作品性质相近的史书论赞，划清了文学与史学的界限。”[2](P219)这是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关系变迁的精确概述，并将《文心雕龙·史传》篇、《文选序》作为文史合流与分途的代表。
    《文心雕龙·史传》篇叙述了史学发展的源流，评论了自先秦到晋代的史家、史书，并对史学的功用、史书体裁体例、编纂方法与撰史态度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历史撰述应“词宗丘明，直归南董”。史学研究者将其誉为较早的史学史专篇或史学批评专篇，但文学理论研究者却颇多微词。如著名文论家周振甫认为《史传》篇本应讨论历史散文，却论述史学发展流变、史书体裁体例，偏离了主旨。“作为论文章的书，《史传》有缺点：(一)过多地讲历史，对历史散文讲得不够。”“(二)过多地讨论历史书的各种体裁的优缺点，对纪传体历史书的传记文学没有认识。”“(三)在选文定篇上，没有突出《史记》的成就，对《史记》的认识不足。”[3](P139-140)其所谓对《史记》的认识不足，是指刘勰没有对《史记》创立传记文学的成就进行分析、表彰。这是站在文学的角度对《史传》篇所提出的批评，反映了文史分途后人们对文学评论著作的要求。殊不知，刘勰时代文史合流，他是将史传视为文学写作体裁之一种。因而，周振甫的批评很难说是做到了知人论世。《文选序》阐述了选文的标准，以及将经、史、子之文摒弃于《文选》之外的原因。论及史著时，其指出：“至於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於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4](P4)萧统从文学的角度将缺乏文彩、旨在“褒贬是非，纪别异同”的史书予以刊落，仅收录具有文学特色的序、论赞。这表明文与史已分途。文史分途也反映在目录分类中。“就在萧统编辑《文选》，将史传排除的同时，而有阮孝绪的《七录》出现。阮孝绪的《七录》第二是《纪传录》，《纪传录》所包含的内容都是史学著作，而且是后来《隋书·经籍志·史部》的蓝本。《文选》和《七录》两种极不相同类型的著作，出现在同一个时代里，却共同划清文史的界限，当然不是偶然的。”[2](P37-38)这说明，文史分途至迟在梁朝已成为事实。
    应该指出的是，文史分途与经史分离有异。“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的南朝，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正像前引萧统《文选》序中所说的那样，人们是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从‘文’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5](P71)正因为文史分离是文学自觉的体现，史学处于被动地位，故而史家对此缺乏自觉意识，仍亦步亦趋于文学之后。“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1](P178)较早对文史分途现象进行反思的史家是刘知幾，他从史学角度梳理文史关系，将文学与史学作了清晰的划分，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历史叙事的理论与方法。
    刘知幾认为，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的文史关系经历了“文之将史，其流一也”到“文之与史，较然易辙”的变化。他指出：“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1](P123)这是说诗赋这些文学作品与史学著作一样，皆能据实而书，惩恶劝善，故而“文之将史，其流一焉”。诚如论者所言，这是从文史的功用角度将其视为一致的。但魏晋以来的文学作品向追求形式美方面发展，辞藻华丽，文风绮靡。“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若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6](P966)这样的讲求词采、声律、性情之文与不虚美不隐恶之史已渐行渐远。刘知幾指出：“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而“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1](P123-124)。故而在他看来，文之与史已判然两途。“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1](P250)然而，历史撰述者却没有觉察到这一变化，叙事行文深受绮靡文风的影响。“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1](P180)所撰之史不伦不类，严重损害了史学品格。因此，刘知幾要求严格区分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并坚决反对文人修史。如果说萧统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将“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之史著排除在《文选》之外，反映了文学的自觉，那么刘知幾从史学特征出发要求将文学从历史叙事中分离出去，则是文史分途后史家自觉意识的体现。尽管与文学相比，这种自觉意识晚了许久。胡宝国论及史学的独立时曾指出：“通常以为史学与经学分离后即告独立。如果把标准定得再苛刻些，或许可以说，只有到史学与文学也划清界限后，史学才真正获得了独立。”[5](P68)因此，他认为史学的独立应在南朝。但若从史学意识方面来考察，是否可以说，刘知幾在梳理文史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历史叙事理论，史学才真正与文学分离而独立。换言之，刘知幾的历史叙事理论在思想观念上确立了史学的独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