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文风格与实录旨趣
    刘知幾曾指出：“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1]((P291)这表明《史通》之宗旨在辨史著之指归与体统，从而规范历史撰述。乔治忠指出：“史之指归，即著史的宗旨、目的，《史通》各篇，反复倡言史书应以劝善惩恶为务，强调必当直书实录，亦即所谓的‘辨其指归’。而‘体统’一语，乃指史书体例上的裁制与史文风格、编写手法、语义、称谓等在全书的统摄划一，即清代学者汪之昌所指出的：‘体言乎体裁，统言乎统摄。’史书的‘指归’和‘体统’的问题，也正是《史通》全书论述的主要内容。”[14](P375)这是说直书实录、劝善惩恶是刘知幾撰《史通》之旨趣。就历史叙事而言，其所谓“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则是有感于文史分途之后，历史撰述深受靡丽文风影响而妄加修饰，损害了史学的实录精神，试图通过文史源流的考辨，厘清史家之文与文人之文、史才与文士之别，将文学驱逐出史学领域，在此基础上确立史家的叙事文风，以期历史撰述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从而实现劝善惩恶之目标。
    在刘知幾看来，史家之叙事行文风格与撰史态度、史料的采撰一样影响史著之直书实录。简洁含蓄、文质相称的叙事风格能够反映历史真实，而妄加修饰、华而不实的史文，必定妨碍历史撰述之如实传真。他强调区别文人之文与史家之文，反对文人修史，是因为魏晋以来文史已经分途，文人抛弃了周诗楚赋“不虚美，不隐恶”之文风，追求辞藻华美、文彩飘逸。这种文辞“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史家若以之撰史，则难以为实录。“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1](P205)他猛烈抨击魏晋以来史家叙事模仿文学，也是着眼于此。萧梁时期骈体文兴盛，史书载言，加以效仿，忌讳“平头上尾”，讲求“对语俪辞”，因而所记之言千篇一律。在刘知幾看来，如此撰史，难以反映出不同人物言语的特色和真实性。“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1](P513)史书载言，无论是善辩者、讲求文辞修饰者，还是口吃者、率尔而对者，都一概而书，必定难以反映历史实际。
    刘知幾有关史著叙事文风的评价，也是以直书实录为准绳的。令狐德棻主持编纂的《周书》因刻意于文辞的修饰而为时人所赞美：“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1](P152)刘知幾则认为《周书》虽文辞雅正，但所叙之事缺乏真实性，违背了直书实录原则。“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 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1](P500-501)裴政所撰《梁太清实录》记宇文泰之言不加文饰，如出其口，刘知幾称赞其无愧实录。“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此言与王、宋所载相类，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于实录矣。”[1](《杂说下》原注，P510-511)《尚书》《春秋》之外，刘知幾所推崇的史书是《左传》，誉之为“圣人之羽翮”“述者之冠冕”。许冠三认为《左传》为刘知幾实录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知幾所向往之实录史学，实以《左传》为首要之经验范型。他持以讥往哲述前非至若干义理准则，本质上是左传先例之引申与扩大，或者理想化。”[15](P22)其“叙事工美之准则原于《左传》”[15](P27)。这说明，刘知幾既以《左传》为其所倡导的实录史学之典范，又以《左传》为理想中史家叙事之楷模。刘知幾曾指出《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1](P11)。这是称赞《左传》叙事尚简，文约而事丰。他还认为左氏师范孔子，叙事微婉。《左传》与《春秋》“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如“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刑迁如归，卫国忘亡。其款曲而言事也，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三军之士，皆如挟纩”[1](P174)。这是说《左传》善于“用晦”，其言辞虽近浅却义旨深远，含蓄隽永，回味无穷。在《申左》篇中，他指出：“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侮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如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1](P450)这是赞赏《左传》叙事美妙。可以看出，被刘知幾视为实录的《左传》，其“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1] (P165)。史文与实录之旨趣相得无间。
    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刘知幾是将史家叙事文风视为历史撰述能否直书实录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史家以直书实录为务，则其叙事应当“文而不丽，质而非野”“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言浅义深，余音缭绕。他在文史分途以后，力辨文史之别，反对史家仿效文士妄加修饰，旨在规范史文风格，维护史学之实录品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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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本文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