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史之辨与历史叙事
    刘知幾认为文之与史既然已经易辙，那么文学与史学就应该分离。然而实际情形却如逯耀东所指出的，当经史分途史学获得独立后又与文学结合，文藻丽泽是魏晋史学家的先决条件，所撰之史书大多出自第一流的文士手笔[2](P37)。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初。“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1](P250-251)如“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1](P82)。针对文史分途后史学自觉意识的缺乏，刘知幾首先对史家之文与文士之文进行了厘定，其次考辨史才与文才之异，以期由此确立历史叙事的自主性。他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1](P205)这里所说的“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是沿用刘向、扬雄、班固等赞美司马迁《史记》善叙事之词。《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7](P2738)所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是指长于说理但不浮华、质朴而不浅俗。文直事核则是指以“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笔调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文风端正、真实可信。刘知幾认为这是史家叙事应取法之文。至于“绮扬绣合，雕章缛彩”乃是文士之文。“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1](P250)这里的“徐公”指的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徐陵，徐公文体代表文人之文。刘知幾认为若以此撰史，必定损害史书的真实性。因此，他要求史家叙事摒弃那种“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1] (P124)的文士文风。
    刘知幾有关文才、史才之辨，旨在说明文人难以胜任史职。他认为，能文者未必擅长于史，撰史者也不一定善于为文，兼而有之者凤毛麟角。“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1](P250)在回答郑惟忠提出的“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的问题时，刘知幾提出史才须具备才、学、识三长[8](P1101)。至于文士，在刘知幾看来其根本不懂史学，既不“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又“多无诠综之识”“罕逢微婉之言”[1](P82、251)，其必以靡丽文辞从事历史撰述，则史著成了文学作品。“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通过对萧绎、江淹等文人撰史活动的考察，刘知幾断定文士缺乏史才，没有撰写国史的能力。“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1](P250)因此，若以文士修史，则必定以文害史。“以元瑜、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1](P529)元瑜、孔璋是汉魏著名文学家阮瑀、陈琳的字。在此，刘知幾认为以文士担任史职，必定引起文史混乱。不难看出，刘知幾辨别史才文才，意在从根本上摒弃以“绮扬绣合，雕章缛彩”之文撰写史著，清除历史叙事中绮靡文学的不良影响。
    在辨析文史的基础上，刘知幾对文史分途以后史学受文学影响出现的浮华之风也进行了清算。魏晋以来史家刻意文辞，在史书之“序”“论赞”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范晔曾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9](P1830-1831)这是范晔自我陶醉于《后汉书》序、论赞之文彩绚烂。这里提到的“精意深旨”“笔势纵放”，一指具有深刻的思想，一指文彩飞扬，与萧统《文选序》所说的“事出於沉思，义归乎翰藻”之意近似，故而《文选》将《后汉书》之皇后纪论、二十八将传论、宦者列传论、逸民列传论、光武帝赞等收入其中。刘知幾则认为“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对范晔抛弃序之本义而炫耀文彩予以抨击。他指出：“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1](P87)这是将范晔视为败坏史书之序的始作俑者。关于史书之论，刘知幾认为，一是为了商讨问题，二是为了使史文简洁。“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若不存在需要商榷的问题，仅仅是为了炫耀文采而作史论，则是根本不懂史学。“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炫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裁削之指归哉?”而这样的史论有损于史著的特性与尊严。“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于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也。”[1](P81-82)至于赞，刘知幾认为纯属多余。“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1](P83)基于对论赞的这种认识，刘知幾甚至认为应将沈约《宋书》中的谢灵运传论删掉。“又沈侯《谢灵运传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此正可为《翰林》之补亡，《流别》之总说耳。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陆士衡有云：‘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信矣哉!”[1](P507)在他看来，《谢灵运传论》讨论的是文学理论，与史学无涉，置于史传中，实属疣赘。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试图摒弃于史书之外的《谢灵运传论》，恰巧被萧统《文选》收入“史论”类中。刘知幾因序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意欲将其排除于史著之外，而萧统认为序、论赞不同于“褒贬是非，纪别同异”之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具有文学特性，故在《文选》中特立“史论”类目予以收录。虽然他们对序、论赞的态度不一样，但都认为其属于文学范围，应该与史学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