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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创体制，容纳“汉匈一家” 以戈止武，农牧“走向统一” 汉朝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对匈奴降人依然另创体制予以容纳。匈奴右部河西地区的浑邪王降汉后，汉武帝将其部众分为各个属国。属国都尉为最高军政长官，匈奴游牧民在属国内“依本国之俗”，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见诸史籍的属国有西河属国、北地属国、上郡属国、金城属国、天水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 而在匈奴内部，遭受汉朝的打击后，最终分裂成“五单于并立”的局面。甘露元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朝觐汉宣帝于甘泉宫，“赞谒称臣而不名”。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昭君出塞，汉朝和匈奴之间恢复和亲。在包头等地出土的墓葬中，瓦当有“单于和亲”的汉文字样。可见，“汉匈一家”的局面已经为汉匈双方所认可。 汉武帝时代所致力的大一统，到汉宣帝时得以真正实现。中华文明得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也成为西汉后期儒家追求改制、实现太平世的重要基础。经过汉朝几代皇帝的持续努力，“不外夷狄”的天下构想最终实现。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方八部拥护日逐王为单于，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单于入居云中，后转迁到美稷，分其部众于东汉边郡，助东汉守边。而为了避免北匈奴的劫掠，东汉和北匈奴保持“合市”，互通有无。但不久，北匈奴遭受北面的丁零、东面的鲜卑、南面的南匈奴联合攻击，越来越难以维系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 汉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命汉军四路出击，逐击北匈奴。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率师出塞三千里，至燕然山；班固在燕然山刻石宣扬汉军功业。此役，北匈奴20多万人降汉。永元三年，汉军出居延，将北匈奴单于包围在金微山，北匈奴被迫向更远的西方迁徙。此时，汉匈之间近300年来断断续续的攻防之战，终告正式结束。 如果将匈奴视作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将秦汉王朝视作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那汉匈之间的“缠斗”和互动隐含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意义，即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的统一。 秦朝之时，农业社会相对强大，农牧分界线不断往北推移。汉初，匈奴强盛，又恢复了此前的农牧分界线。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反映了双方实力的角逐与矛盾的激化。而边疆的冲突对于南北政权而言，都可能引发内部的统治危机。 如果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便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这种矛盾的解决方式，在汉、唐之际，是以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大一统来完成的；在农业社会政权力量衰微的时代，则是北方政权通过直接占领宜农宜牧区、强迫南方政权以岁贡等方式建构和平关系来实现的。 从政权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的主轴之一是南方农耕区政权和北方游牧区政权的对抗。但从中华文明体的角度来看，则同时包含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的协商机制。双方常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比如，柔然与北魏，吐蕃、回纥与唐，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鞑靼、瓦剌与明朝，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汉匈关系显得尤为具有意义。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它为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提供了开创性的相处模式：由对抗而协商，再到更高程度的大一统，几乎涵盖了后世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汉朝无法解决与匈奴的关系问题，不将游牧社会纳入，中华文明难免就会局限在农耕区。最后，可能会同历史上消失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体那样，生命力难以长久，文化创造也无法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司马迁撰写《史记》之际，正处于汉朝和匈奴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但对于匈奴这样一个大敌，司马迁还是从族源的角度表达了认同。他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是汉匈合为一家的重要观念基础。自此，“汉匈一家”成为中国古代王朝奉行的至高理念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