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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话语:王仁湘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89年至1994年连续5年在西藏进行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曾任考古所西藏队队长。曲贡遗址是他主持发掘的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出土的青铜镞把西藏使用青铜的历史由原来普遍认为距今约2000年(第八代吐蕃赞普时期)提前到距今约4000年。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西藏高原古代文明起源,意义重大。——侯石柱 由布达拉宫远眺拉萨北郊的曲贡遗址 我对西藏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每当说起高原的人或事,我的思绪就会一下子驰骋到雪域,心中整个地都会为冰峰、羌塘、雅鲁藏布和布达拉所占据,就会想起在藏区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日日夜夜,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在遥远的雪域,我饮到酸甜的酒,听到高亢的歌,看到优美的舞,遇到纯朴的人,寻到古老的梦。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在拉萨郊外这个古代文化遗址里,我和我的同行与藏族先民直接交流,我们探访到西藏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的远古农牧文明。在感受高原烈日的光焰时,面对着雪域先民的遗迹遗物,我们似乎也感受到了这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远古的辉煌。 初涉雪域 1989年5月中国考古学会年会在长沙举行,我与同窗索朗旺堆在会议上不期而遇,当时担任着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他,向我表达了请考古研究所派员参与西藏地区考古发掘的愿望。就在长沙年会一个多月以后,我高兴地收到了雪域高原的盛情邀请。于是在当年夏季,我完成了一次近乎是梦中的旅行。后来我才领悟到,这次穿越世界屋脊的旅行,让我饱览了高原神奇的风光,让我探访到雪域居民的古今世界,它还以我从未体味到的强大力度磨炼了我的意志,它使进入不惑之年的我有了在其他境遇中不可能获得的人生体验。 初次进藏并没有领教到唐古拉山生命禁区的威胁,而是由北京乘直航班机直飞拉萨。对北京而言,拉萨离太阳的距离毕竟近了3600多米,阳光更加灿烂,风光更为清新,但是低氧的空气却让人心跳加速,头痛不止,吃饭不香,入睡无眠。在藏期间,我的心脏搏动的频率始终在每分钟130次上下,每日只能维持3小时左右的浅睡眠。种种不适的感觉,并没有冲淡我初涉雪域的兴奋,也没有退却我深入探访高原的信心。 考古工作者在修复出土陶器 身体经过了几天的调适,感觉活力有了些许增加,在索朗旺堆主任的陪同下,开始了为期近1个月的野外考察旅行。考察的路线是先由川藏公路往东至林芝,再由林芝向西折,经山南至日喀则,然后绕过羊八井返回拉萨。一路重点考察的地点有林芝杜布石器地点和石棺葬墓地、朗县列山吐蕃墓地、乃东吐蕃墓地、琼结藏王陵等处。沿途众多的寺庙与飘飘扬扬的经幡,向我们展示着藏传佛教的现代氛围;山间高耸的陵墓和大大小小的遗址,向我们传导着高原文化的古代信息。高山牧场牛羊成群,河谷盆地麦浪翻滚,一派现代农牧文明景象,眼前的一切时时让我的思绪跃入到远古。就这样,探求高原农牧文明的演进,追寻它的源起,成了我心中开始酝酿的第一个西藏考古的学术课题。 穿越巍峨雪山,渡过澎湃藏布,我们不难发现,雪域不仅有奇险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也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璀璨的远古文明。拉萨北郊的曲贡村遗址,是我计划进行发掘的一个重要预选目标。曲贡,在藏语里是“水塘”之意,“曲”就是水,“贡”则是堰塘。曲贡村因早先有个大水塘而得名,现在水塘早已消失,但村名依旧。曲贡村位于拉萨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拉萨城正北5公里处的色拉乌孜山脚下,东面不远处就是黄教名寺色拉寺。由遗址南眺,可以清晰地望见雄伟的布达拉宫;登上布达拉 宫北望,更可对遗址一览无余。曲贡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中 游地区,它的主要内涵应当代表了西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断面 ,很有发掘价值。 在离开拉萨返回北京的前一天,我又一次来到曲贡村。这次在一处因取土而破坏的地面,发现了一处居住遗迹,这是一个方形建筑基址,有石块砌成的壁面,居住面上散落着大量的木炭与草木灰。一见这黑黑的木炭,令我眼前顿时发亮,采到了木炭标本,就等于是拿到了判定年代的钥匙。采集起足够的木炭标本,我心头涌现出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回到北京,不待身体缺失的氧气补足,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晕眩状态,我抓紧将木炭标本送到了碳-14实验室。没过多久实验结果就出来了,这个编号为ZK-2334的木炭标本,年代测定为距今3115年。我知道这个数据代表的只是曲贡遗址上层遗存的年代,它的下层的年代肯定还会早出一些。就是这个年代数据也已经让我觉得很踏实了,它至少是在前吐蕃文化的范围以内,表明曲贡遗址的主要内涵是属于史前的。不用说,是这个年代数据坚定了我的信心,由此我便下了决断:我们在西藏开展考古工作,就从曲贡遗址做起。 在我初入西藏1年之后的1990年夏季,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我带着国家文物局核准的考古发掘证照,带领着新组建的西藏考古工作队,又一次登上了西进雪域的旅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