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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于2014年初完成的“上海市民社会心态调查”，调查范围为上海市中心城区，抽样方式为随机入户抽样，调查对象为来沪3个月以上的上海常住居民，总样本量为1501份。 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为：(1)年龄，30岁及以下占37.2%，31-45岁占37%，45岁以上占25.8%；(2)性别，男性占51.4%，女性为48.6%；(3)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占16.4%，高中、中专、大专占55.8%，本科及以上占27.8%；(4)个人月收入，2500元及以下占25.6%，2500-4 000元占38.9%，4000元以上占35.5%；(5)户籍，户籍居民占78.5%，非户籍居民占21.5%。 (二)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人们对“谁是外地人”的界定标准的态度，问卷选项如表1所示，此题为多选题，限选三项，因此百分比之和大于100%。数据显示，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外来民工”和“没有上海户口”，均在2/3的比例，数据非常接近，并且与位列第三的标准相差甚远，表明这两项是人们区分本地人与外地人的首要标准。接下来排在第三到第六位的标准都属于族群的维度。族群的概念在中国并不常用，更多使用的是民族的概念。这里使用的族群概念是指都市人类学意义上的族群意识，指以大都市名称命名的大都市人(如上海人)与其他地方的人群相对应的情况下，其本质已经作为一个整体，具备了区域性族群意识，这种群体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族群性”，也就是英文的ethnicit[19]。这种族群性通常以出生地、方言使用等文化形式表述出来。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上海人的体验中，身份证号码以310开头也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种文化表征，因此本研究将这项指标也列入其中。数据显示，出生地是人们相对更看重的内容，占到4成，而对方言的要求主要是要能听懂，会不会说相对不太重要。 表1中的前六项都具有较明显的社会区隔意味，可以分别归入阶层、户籍和族群维度，而最后一项“居留时间”是相对最具有平权意识的指标，仅以先来后到来做区分，提及率仅有6.2%。 0443.jpg) 本文共设置了三组因变量，因变量的构成及变量赋值详见表2。由于族群维度涉及了4个指标，因此因变量3的设置是只要选择了4个指标中的任意一项，即表明该被访者认同以族群为标准来界定“外地人”。另外，由于此题为限选三项的多选题，所以对于同一名被访者，可能同时认同2个及以上的界定标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态度。 0443.jpg) (三)自变量 自变量共选择了四组，分别是户籍维度的变量、阶层维度的变量、族群维度的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组(表3)。 0444.jpg) 0444.jpg) 户籍维度的变量包括两个自变量：(1)户籍状况，选项内容为居住证还是本地户口，如果是居住证，是哪种类型的居住证，如果是本地户口，是何时获得本地户口的，在回归模型中以“出生即上海户口”为参照省略项(赋值为0)。(2)户籍类型，以“城镇户口”为参照省略项。 阶层维度的变量包括五个自变量：(1)学历，以“高学历”为参照省略项；(2)有无固定工作，以“有固定工作”为参照省略项；(3)是否中产，“中产”指管理与技术型中产，“非中产”指一般非体力(包括行政办事、文员、经济业务人员等)或体力劳动者，以“非中产”为参照省略项；(4)个人月收入；(5)家庭月收入。 族群维度的变量包括四个自变量：(1)是否本地出生(简称“土生”)，包括父母与本人均非土生，父母非土生、本人土生，父母土生、本人非土生，父母与本人均土生(后文模型中简称“双土”)四种情况，以“双土”为参照省略项；(2)语言习惯，以“上海话为主”为参照省略项；(3)上海话水平，以“上海话是母语”为参照省略项；(4)身份证号码，以“非310开头”为参照省略项。 控制变量包括两个自变量：(1)年龄；(2)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省略项。 表3是将全体样本进行人群分组后，对各组自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人群的前两类为外地户籍并且“上海话为非母语”的人群，再根据“来沪居留时间”的长短分为“来沪10年以内”和“来沪10年以上”两类。人群的后四类为本地户籍，再根据“是否本地出生”、“上海话水平”、“何时获得上海户口”等指标进行细分，将“父母与本人均非土生”、“上海话为非母语”、“后天获得上海户口”的人群定义为“新上海人”；将“父母非土生”、上海话水平处于“能听懂”水平以上的人群定义为“移民二代”；将“父母土生”、上海话水平处于“能听懂”水平以上的人群定义为“回乡二代”；将“父母与本人均土生”、上海话水平处于“能听懂”水平以上的人群定义为“上海人”。分组后的有效样本量为1 377人，另一些无法有效归类的样本设为缺省值，在后文中，将对这六类人群的态度进行比较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