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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抗战初期国联调解中日纠纷的重要措施，“李顿调查团”从成立起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抗战史研究的升温以及有关资料的整理和应用，国内关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不断深入，“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得到更为客观的分析。与此同时，关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依然存在诸多探索空间。如何从研究资料和研究视角等方面出发，突破既往研究形成的学术瓶颈，仍是该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成立调查团专门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所谓“满洲问题”和中日矛盾做调查。由于该调查团由英国人李顿（Victor Bulwer—Lytton）任团长，故常被称之为“李顿调查团”。1932年2月初“李顿调查团”从欧洲出发，首先途经美国访问日本，3月14日抵达中国开始调查活动。虽然调查团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受到日本的严密监控和安排，但还是接触到大量中国民众、士兵和学术团体。1932年10月，调查团发表了共计十章、十几万字的报告书。在重重压力下，《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最终拒绝承认“伪满洲国”，并提出国际共管计划。这一调查结果对当时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从“李顿调查团”的成立、其在中国的具体活动到最后报告书的发表，都是中、日、国联等各方角力的结果。有关“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研究，成为远东国际关系，尤其是中、日、英三国关系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西方学界的研究较早，且大多侧重从国际形势、地缘政治和条约体系等方面展开。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37年和1964年出版了美国学者韦罗贝（Westel Willoughby）的《中日纠纷与国联》[1]和英国学者华尔脱斯（F.P. Walters）的《国际联盟史》[2]。前者是这一时期研究民国政府对外关系的较有影响力的著作，该书介绍了当时国联和国际条约在处理中日关系的作用和影响，着重探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联处理中日纠纷的活动。后者是研究国联历史的重要著作，在第四十章“满洲”一章中，作者肯定了国联的这次行动，认为“李顿调查团”的活动确有种种不足，但“他的最后报告将证明对中国的事业是一个这样出色的贡献，以至于补偿它开始的缺点而绰有余裕”。[3]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 Thorne）的《有限的外交政策：1931—1933年的西方、国联与远东危机》[4]分析了在“满洲危机”时英美法的外交政策。伊恩·尼什（Ian Nish）的研究则更加侧重从日本内政和外交以及英日关系方面进行研究，他的《日本与国际主义的斗争：日本、中国和国联（1931—1933年）》是相关研究中较有影响力的著作。[5]相关研究还有：萨拉·斯密斯（Sara Smith）的《满洲危机(1931—1932年)：国际关系的一场悲剧》[6]、贾斯特斯·德内克（Justus Doenecke）的《外交挫折：斯坦利·K·霍恩贝克文献中1931—1933年的满洲危机》[7]，等等。总体而言，西方对“李顿调查团”的研究重点放在国际外交的层面，英美等大国在处理远东问题时的态度和决策以及英日、英美国际关系是其研究核心，中国民众在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往往被忽视。 海外研究的另一中心是在日本。作为当事的一方，日本国内关于国联调解中日冲突的研究成果颇丰。绪方贞子的《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8]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专著，该书第十章专门探讨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与日本外政策转变的关系。《日本外交史》是日本官方编纂的一套近现代日本对外关系史系列丛书。其中第18卷《满洲事变》系统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前到日本退出国联之间的中日关系史。[9]此外，海野芳郎的《国际联盟和日本》[10]、臼井胜美的《满洲事变》[11]、加藤阳子的《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12]等书，也是相关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日本学界研究的特点是多从国内危机出发解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对“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日本学界普遍将之与日本外交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外交失败的结果。 国内对“李顿调查团”的研究起步较早。如王造时在1932年国联介入中日争端后就编写了《国际联盟与中日问题》[13]一书，对国联及其调查团在中国的活动做了介绍，并呼吁民众不要过分依赖于国联的调解。1966年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撰的《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14]一书，是研究国联处理中日纠纷的重要研究成果，该书的第二章“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行为之处理”，从中国的申诉、国联的讨论、调查团的成立与调查、调查结果等方面入手，详细考察了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曾担任过中国驻国联行政院副代表的金问泗在1967年发表传记著作《从巴黎和会到国联》[15]，记录了国联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日纠纷。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16]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外交极为重要的史料。“九一八事变”之后，顾维钧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李顿调查团”，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和直接相关人，他在回忆录中较为翔实和客观地记载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外交努力和国际社会对此的态度。不过，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实还原上，对调查团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研究尚不充分。 在评价“李顿调查团”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国内相关著作较多地强调“李顿调查团”的软弱妥协性，对其整体评价多为负面。[17]事实上，“李顿调查团”的调查结果中，不少结论是客观并对中国有利的。仅就“李顿调查团”最终形成的报告书而言，我们就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其中既有罔顾事实、从西方国家利益出发做出的有利于英美等列强以及日本侵略者的分析和判断，如对中日冲突的原因分析以及对“满洲”未来实行国际共管的计划等。但报告书中更多的是较为客观公正的论述，如在对待“满洲国”合法性的核心问题上做出的否定结论、否认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出兵是出于自卫、要求日本侵略者撤出东北的提议等。可以说“李顿调查团”对于事实的真实陈述部分，大大有利于当时中国对日斗争和赢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正因为如此，日本在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即表示强烈抗议，并宣布退出国联。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抗战史研究的升温以及有关历史事件的档案、书信和笔记等的整理，国内关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得到了深入开展。国内学界开始对一味否定“李顿调查团”的既有观点进行反思。“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得到一分为二的分析，积极评价也日益增多。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首先，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不断有创新观点涌现。徐蓝在《英国与中日关系》[18]一书中认为，“李顿调查团”揭示了英国政府在“满洲问题”上既希望不过分得罪日本又防止日本在东北独占中国东北的矛盾心态，报告书的最终结论也受到英国维护在华全局利益和国联威信这些需求的影响。1997年，俞辛焞的《唇枪舌剑——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19]出版，该书运用大量中日双方的原始档案，着重研究和阐述1931年9月“事变”发生至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期间的中日外交。该书从欧美列强对待中日的双重外交政策的角度来阐释“九一八事变”期间国联周旋于中日之间的外交活动。在讨论“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时，作者用“双重性”这一概念指出调查结果是欧美列强在中国问题上既袒护日本又与其争夺利益的双重性决定的。 其二，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积极意义得到肯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当给予“李顿调查团”更加积极和客观的评价，不少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调查团报告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使中国在道义上获得国际支持方面的作用。如周美云就认为部分研究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否定态度有欠公允，只看到该报告书妥协软弱的一面，而未能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出发，分析其积极作用”，“毫无疑问,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所陈事实和调查结论主持了公道，意义很大。”[20]张敬碌的《评<李顿调查报告书>》、洪岚的《李顿调查团与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得失》、董亮的《重评李顿报告书》等研究，也充分肯定了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积极意义。[21]这些研究大多从调查报告本身及其实际对中国和日本产生的影响出发来进行探讨，突破了过去单纯从大国国际关系来定义和评价“李顿调查团”的理论束缚。 其三，注重研究当时国内社会各界对调查报告的态度。如杨淑新的《李顿报告团赴华调查及中国社会各界反响》[22]，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和知识精英为主的舆论界对调查的看法；陈积敏、赵金金的《中国公众舆论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反响》[23]、王兴全的《中国新闻界对国联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评价》[24]、石威的《知识分子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回应的历史考察》[25]，则分别研究了国内民众、新闻界和知识分子对报告书的态度和评价。2010年出版的洪岚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26]是研究中国与国联关系的专门性著作，在其第四章“《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与各界的反响”中对中日各阶层以及美苏和国联的态度有着细致的考察。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史学界关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一些历史遗留的成见也得到一定纠正，在“《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总体上对当时中国是有利的”这一观点上基本上达成共识。不过，笔者认为，在史学研究日益走向深化与多元化的今天，关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 首先，研究对象应该更广泛，应给予当时国内民众活动更多关注。“李顿调查团”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企图调解中日矛盾的一次尝试，不仅英美法等大国严重关切，在当时中国国内，上至国民政府，下到地方军队、人民群众都对调查团寄予厚望。“李顿调查团”在华活动期间，虽然受到了日军的严密监视，但来自中国的党政机构、地方军队、社会团体和地方民众还是通过大量的陈情书、函电等方式向调查团反映当地的真实情况，声讨日本的侵略罪行，期望其能维护正义。近年来，学界对全民族团结抗日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但目前对“李顿调查团”来华期间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民众活动的研究还显单薄。深入研究中国民众在调查期间的活动具有深刻的意义：一方面，中国民众的热情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日军的侵略行为激起民众爱国热情的高涨、民族认同的加深，而民众是对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根本力量来源。另一方面，民众的活动有力地揭露了日军的侵略行为，直接影响到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撰写，为中国在东北地区对抗日本侵略提供合法性。 2010年，沈阳“九君子”之一的巩天民的后人从日内瓦将当年由“九君子”冒险上交给“李顿调查团”的《TRUTH》（真相）史料复印后带回国内，使得这份尘封近80年的文献得以重见天日。《TRUTH》是“九君子”通过40余天的收集整理上交给国联的揭露日本侵华事实的报告，该报告在“李顿调查团”最终定义“九一八”事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近年来，研究《TRUTH》史料的相关成果不断涌现，深化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爱国民众抗日救国活动的研究。此外，最近由文俊雄选辑出版的《中国东三省各界人士致国联调查团函电选》和《国联调查团收函电选》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民众抗日运动的重要史料。 其次，应当更加重视新史料的发掘，以便我们更为深入地还原史实。目前而言，国内研究“李顿调查团”的一手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内档案馆和图书馆馆藏的当时国内的报刊、官方和私人信件、日记和回忆录等。但在整理和研究国内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应多注重国外相关主题史料的收集。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国外资料的收集可以特别注意两方面的资料。一方面是国联档案和国联调查团成员在当时留下的备忘录、日记和私人书信等外文资料。国联的相关档案部分，包括在“李顿调查团”来华期间所搜集到的各种档案，连同国联存续期间所产生和保存的档案，现在都保存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图书馆档案部。这些材料不仅包括调查团在上海、北平、东北等地收到的来自中国官员、军队、民众的信函、电报、申述书等重要历史资料，还有李顿调查团工作档案、调查团收到的日方档案、国联有关东北问题的文件等方面档案。目前这些档案已有部分收集回国，有待深入研究。此外，在英国赫特福德郡内华斯庄园存放着李顿本人的大量书信手写稿。原件已被抄录，近年来一些翻译稿也相继在国内发表，这些资料应当注意应用。调查团在调查时期形成了除《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本身外的其他多种资料，这些资料在战后成为了指控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罪证和判决的重要依据，而这些资料的深入研究和挖掘还未广泛展开。 另一方面是英国和日本的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英国是当时国联的主要成员国，国联来华调查团李顿团长是英国人，可以说英国的政治意图对调查团有着很大的影响，研究当时英国外交政策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形成。有关英国政策部分，《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英国外交事务文件集：外交部机密报告与文献》（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等系列档案文献集都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在《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中，《英国外交政策档案（1919—1939）》“系列二之第7-11卷”分别是“1929—1931年的中国事务和日本在满洲里的行动”、“1929—1931年的中国问题”、“1931—1932年的远东危机”、“1932年3—10月的远东事务”和“1932年10月13日—1933年6月3日的远东事务”，这些档案卷宗中不仅包含英国在制定处理中日矛盾政策时的政策背景、制定过程和影响等方面内容，还有大量档案直接涉及“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在《英国外交事务文件集》中，其第二部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系列E（亚洲）总计50卷，共有48卷涉及1914—1939年的中国和日本，其中第39—41卷包含大量有关1930—1933年中日矛盾及调解的备忘录、信函、电报等，是研究“李顿调查团”问题不可或缺的材料。 作为当事国，日本方面掌握了大量的有关军部、内阁、重臣的书信、电报、回忆录等原始资料，日本方面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参考、印证和补充作用。日本方面重要的原始文献包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编《满洲事变情报》等。近年来，不断有国内学者运用大量日方资料进行佐证，从日本视角反观“李顿调查团”，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最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应当更多元化。研究方法上，不仅要有考证史料基础上的实证性研究，还可以借鉴相关的民族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挖掘，对诸如“国际调解、民族危机与中华民族认同”、“大国关系与区域纷争”等问题进行探索。在研究视角上，不仅可以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还可以从当时重要的英、美、日、苏等大国的视角进行探寻。这方面，国内的学者已经开始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郑晓容的《论国际联盟对日本侵华的态度》[27]一文从防范苏联的角度解释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纵容行为，认为国联对日本侵华态度的根本动因在于反苏和压制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董亮的《重评李顿报告书》[28]则侧重从日本对李顿报告书的态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此外，“李顿调查团”的研究还应该有全球性的视角。调查团的中国之行是国际力量和东亚国家的一次互动，其内涵不仅包括中日关系，中英关系、中美关系、英日关系、英美关系等都应当纳入该研究的考察范围。可见，“李顿调查团”的研究可以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上，以国别的、区域的、甚至全球性的视角进行审视和探究。 总之，“李顿调查团”来华是抗战前期国际调解中日矛盾的一次尝试，其调查结果对中日双方和国际舆论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国内学界虽已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仍有很大空间有待深入。有必要在占有更多相关资料基础上，从多样的视角出发进行发掘探究。 黄金宽，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原文刊载于《民国研究》第32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