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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瑞士医生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同时也是植物学家和炼金术士，被誉为毒理学之父。他认为，每个人体内都隐含固有的潜能。根据他所推崇的药理学，通过服用含有人体部分的药物，服用者可以获取原来属于其他人的潜能。尤其是一个青壮年被绞死以后，其精气会聚集在骨头表层，没有耗尽的气力短时间内残存在尸体内部，生者可以“服用”他躯体的特定部分以获取其精气和气力。含有死者躯体的药物被称为“尸体药”。可能是担心别人有所顾忌或予以反对，帕拉塞尔苏斯反问道：“天底下哪有什么东西不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蕴含在人体中？”在他看来，“尸体药”恰好能让这些无限的潜能从一个躯体转移到其他躯体上。他还认为，想要医治一种病，必须用类似的东西对付它，如果一个人想防止蛀牙，可以把取自一具尸体的牙挂在自己的脖子上，颇有以毒攻毒之意。达·芬奇也相信，生者可以借助死者延续生命；因为，死者躯体中尚残留的一丝生气一旦与活着的人结合，它便能够重获知觉和精神。在文艺复兴时期，把处死的犯人、战死的士兵甚至病死者的尸体作为药物来源的做法变得很普遍了。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费奇诺（Marsilio Ficino）更是以为，人血不仅能够治疗许多疾病，而且具有促使人长生不老的功效。他声称，年老体弱的人可以通过吮吸年轻体壮的人的血来增强体质，因为年轻人不仅朝气蓬勃，而且体内的血液过剩。据称，德国神学家圣阿尔伯图斯也认为，人血具有治疗作用，称这种类似玫瑰水的物质能治百病。据说，1492年教皇英诺森八世在弥留之际，医生们从三个男孩子身上取血，补充给教皇，结果，三个男孩子因此送了命，而教皇的命也未能保住。在17世纪中叶，欧洲人相信喝刚死的人的血能治癫痫和肺病。因此，每当有人被处以绞刑的时候，来自丹麦许多地方的癫痫病患者便会手拿一只小杯簇拥在绞刑架周围，以便获得被绞死者的血液。 人的头骨被认为具有治疗癫痫的功能。17世纪的德国医生克罗尔（Oswald Croll）认为，用未曾入土的、暴死的人的头骨能够制作治疗癫痫的良药。他同时强调，最好是选择死的时候年约24岁的男子。英国医生贝鲁（John Jacob Berlu）在1690年出版的《药物宝藏》中也说到人头骨的药用价值。与克罗尔一样，贝鲁也认为头骨最好属于一个暴死的人（死于战场或被处死），而且其尸体未曾被埋葬，如果头骨上长出苔藓更好。他认为爱尔兰人的头骨最合适，因为他们皮肤白。根据路易十四的药剂师波梅（Pierre Pomet）记述，当时英国和德国药店出售的长着苔藓的人头骨多数来自爱尔兰。英国人把在战场上被杀死的爱尔兰人的头砍下来，不仅带回英国卖给药店，而且还向德国出口。 据说，英王查理二世随身携带的酊剂是用人的头骨碾成的粉末和酒精配制而成的。当查理二世病入膏肓之时，御医们急忙使用这个国王用了大半辈子的灵药，可惜无济于事。查理二世逝世后，这种酊剂在18世纪的伦敦到处可以购得，还被赋予了一个很高大上的名称：“国王滴剂”。查理二世生前在服用该药时，特别强调药品 与食品之间的绝对差别，可能是以此安慰自己并为自己辩护。 用人体脂肪作为配料制成药膏被认为具有缓解关节炎以及由风湿病引发的疼痛的作用。被处死的犯人和被杀死的敌人的尸体都能够提供制作这种药膏的原料。在当时的荷兰，刽子手经常从被处死的犯人尸体上提取脂肪，用它制作的药被称为“刽子手油膏”或“可怜罪人的脂肪”。瑞士医生德梅耶内（Theodore Turquet de Mayerne）曾经为多位英国和法国国王当过御医。这位曾经为克伦威尔治过病的医生用毒芹、鸦片和人体脂肪制作了治疗骨病的药膏。德国医生在治疗外伤的时候特别喜欢使用人体脂肪浸泡过的绷带，对痛风病患者，他们建议用人体脂肪擦抹肿痛处。 既然人的血液、人的头骨、人的脂肪都可以入药，人肉也一定具有相应的医疗价值。17世纪德国药剂师施罗德（Johann Schr？der）是帕拉塞尔苏斯的信徒，他留下的药方中有一个就是用人肉作为原料的。他建议，最好选择一个并非因病暴死、年纪大约为24岁、红发男子的尸体。之所以要选择一个长着红发的人，其理由是，这种人的血相对稀，因此肉的质量更好。首先，把这具尸体在月光下放一日，然后把肉切成小块或薄片，喷洒一些没药，在酒精中浸泡数日，之后在阴凉干燥处晾干。在药方的末尾处，他还补充道：干透了的肉看起来像熏肉，不会有任何臭味。 17世纪英国的另一位医生汤普森（George Thomson）更是认为，人体的所有部分和成分都可以用作药材，甚至粪便也不例外。被处死或战死的人，几乎其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可以成为药材。英国于1752年颁布的一项法律规定，被处死的谋杀犯的尸体可以被解剖。之所以有此规定，一是为了防止被处死的凶手受到得体的埋葬，因为他是死有余辜的；二是为医学研究和教学提供人体。在德语国家，刽子手是一个令人恐惧和被人鄙视的职业；不过，他们有权支配被处死的人的血及其尸体。英国杜伦大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专家萨格（Richard Sugg）称，这些人是“掌握了魔术的麻风病患者”，意思是说，人们平时对他们唯恐避之不及，患病时又离不开他们。在音乐剧《理发师陶德》中，美国著名作曲家松德海姆（Stephen Sondheim）描述了陶德这位伦敦理发师的故事。陶德把自己的顾客当作被宰杀的对象，用剃刀割下他们的头颅以后，用这些受害者的肉做肉饼出售。歌词的叠句中说：“亲爱的，世界历史的关键就是谁被人吃，谁能吃人。”如果了解了欧洲人服用“尸体药”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松德海姆的描写虽然夸张，却也反映了包括伦敦在内的欧洲曾经的历史现实。这里所说的人吃人并不是吃活人，也不是直接吃人，实际上是把死者的躯体转化为药物服用。 既然被处死的犯人和阵亡者的尸体均可以入药，把古埃及木乃伊当作治病的药并没有什么不妥。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说，阿蒙神祭司能够把阿蒙神庙最高祭司的家谱倒背如流，其家谱最远可以追溯到11340年以前。按照《圣经》的讲述，亚伯拉罕曾经逃荒到过埃及，摩西曾经在法老手下供职。生活在如此久远时期的古埃及人能够让死者的尸体保存下来，不禁令人相信，古埃及人一定拥有万应灵药。进而，人们很容易形成这样的概念，那就是，这些木乃伊历经成千上万年，其中蕴含的神奇力量该有多么强大！把这些木乃伊做成药材服用，一定能够从中获取健康、活力甚至永生。 从13世纪至16世纪，把古埃及木乃伊运到欧洲制成药品，逐渐成为非常兴隆的生意。从事这些生意的人来自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国家。开罗和亚历山大成为木乃伊这一特殊商品的集散地。欧洲商人有时把木乃伊作为整体，有时把它分解成碎块卖给药店。起初，木乃伊的价格非常低廉，不少药店出售木乃伊块、木乃伊粉以及用木乃伊作为原料制成的药。木乃伊粉可以直接外用，治疗擦伤、挫伤和皮肤病，或者吸入鼻孔，治疗咳嗽和溃疡。用木乃伊粉作为原料制成的药名目繁多，针对的病症也非常多，如头痛、胃溃疡、白内障、牙痛、癫痫、难产、月经不调、子宫感染、歇斯底里症、麻疹留下的斑点等。用木乃伊粉制成的膏药还可以治疗肿块。相信木乃伊药神奇作用的人群不只限于社会中下层，其中不乏要人和名人，比如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和英国哲学家培根。弗朗索瓦一世随身携带小袋子，内装用木乃伊粉和大黄粉配制的灵药，据说它能治疗从头痛、擦伤、胃病到骨折等几乎所有的病症。培根相信木乃伊粉具有良好的止血作用。 1586年，英国商人桑德森（John Sanderson）把重达600磅的木乃伊残片运到英国。他在游记中写道：“我们借助绳子下到墓室，在微弱蜡烛光亮中摸索。那些木乃伊并没有味道，像干透的沥青一样易碎。我们把木乃伊肢解，带回数量不等的头、手、胳膊和脚，另外有一个完整的木乃伊。”根据英国1721年出版的一部药典，用两盎司（约合50克）的木乃伊粉可以制作一帖治疗疝气的药膏。 受到巨额利润的诱惑，许多埃及人成为专业盗墓贼。不过，随着欧洲人对木乃伊的需求量激增，埃及盗墓贼无法弄到真正从古时留存下来的木乃伊，因而开始把猫或鸟木乃伊当做儿童木乃伊卖给欧洲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有些木乃伊并非古代人制作的。1564年，纳瓦拉国王的御医为了获得木乃伊远赴埃及。他在亚历山大向一位埃及商人咨询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配方，对方笑着说，他出售的木乃伊都是自制的，原材料是新近死者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有，而且死因也不同，许多人是因患急病和流行性疾病去世的。 佩蒂格鲁（Thomas Pettigrew）在其著作中生动地讲述了亚历山大的商人制作假冒木乃伊的细节。他们设法弄到被处死的犯人或死于疾病者的尸体，用沥青等物质进行处理，然后在太阳光下晾晒，以便其表面形成类似沥青的黑色硬壳，看起来像古代的木乃伊一样。有一个商人，在被问到他所出售的这些木乃伊是否有人死于可怕的传染病时，他坦然地说，不管死于什么原因，用沥青处理以后，尸体看起来都一样。他并不关心尸体来自哪里，担心的只是弄不到足够的尸体。16世纪葡萄牙药剂师皮雷斯（Tomé Pires）游历埃及时甚至惊讶地发现，有些木乃伊商人把烤焦的骆驼肉充当木乃伊。 波梅曾经详细论述木乃伊的药理和药效，认为木乃伊粉对各种擦伤有极好的疗效；人吞服木乃伊粉能够防止血液在身体内结块。此外，木乃伊粉能够治疗癫痫、眩晕、瘫痪等病症。他说，把木乃伊当作药材并没有不妥之处，他担心的是不法商贩以次充好甚至以假乱真：“有些商贩贩卖假冒木乃伊粉，我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我只能建议，买的时候挑选发出黑色亮光的木乃伊粉，而不是夹杂骨头和杂物的木乃伊粉。”法国外科医生帕雷（Ambroise Paré）提到了服用了假木乃伊粉的患者身上出现的反应，他感到全身不适，呼出令人恶心的气，甚至呕吐不止。 根据诺布尔（Louise Noble）的最新研究，多数16、17世纪的欧洲人确实以为，木乃伊药已经改变了原材料的性质。他们甚至把木乃伊粉与香料混在一起制成香。因为他们以为，古埃及人举行宗教仪式时焚烧一种叫做“西腓”的香，它不仅有提神的功用，而且还能够消毒和健身。普鲁塔克在其著作中列出了这种香的配料：蜂蜜、葡萄酒、葡萄干、没药、刺柏果、松脂、菖蒲、乳香、豆蔻、沥青等。显而易见，埃及木乃伊是仿制西腓香的最佳原料。1867年，人们在巴黎一家药店的阁楼上发现了一个小罐，上面标着“奥尔良的少女圣女贞德的火刑柱下发现的遗骸”。教会宣布里面确实是圣女贞德的遗骨，所以特地把它拿到图尔总教区的一座博物馆展出。根据2007年进行的法医测试，里面的遗骨一部分是人的肋骨，另一部分则是猫的股骨，均来自古埃及木乃伊。 从18世纪末期，欧洲人对木乃伊药的热情开始降温。这种习俗的改变基本上与欧洲人逐渐养成吃饭时使用刀叉、沐浴时使用肥皂的习惯同时进行。随着医学的发展，他们不再像原先那样热衷于生机论。他们对病理和药理有了新的认识，针对各种病症的药品也随之出现。有的学者认为，19世纪后半叶木乃伊被视为瘟疫的源头并日益被妖魔化，这对欧洲人停止服用木乃伊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不少推崇密宗和炼丹术的人依然认为木乃伊粉具有神奇的作用。直至19世纪末，在一些药典和药方中，仍旧使用木乃伊粉。直到20世纪初，德国的医学目录上仍然有木乃伊，说明用它作为原料的药品依然可以买到（等在绞刑架旁，试图喝到被处死的犯人的血，最后一个这类例子发生在1908年，地点也是在德国）。在1924年的《默克药品目录》中，一个名叫“纯埃及木乃伊药膏”的药品赫然在目，根据德国默克医药公司1924年的价格表，1公斤木乃伊粉可以卖到12金马克。由此可见，陋习的生命力多么顽强。 当然，并非所有的欧洲人都相信木乃伊的神奇疗效，不少人甚至指责服用木乃伊药的行径。在讨论食人肉问题的时候，法国思想家蒙田认为，美洲的食人肉者并不比吃尸体药和木乃伊药的欧洲人更恐怖和可恶。欧洲人因为宗教信仰问题相互残杀，尸横遍野，这比所谓北美印第安人的食人肉又文明多少呢。英国哲学家布朗（Thomas Brown）于1658年不无讽刺地说，埃及木乃伊躲过了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凶残的手，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如今却成为贪婪的欧洲人的口中餐。布朗认为，吞食木乃伊的人与吸血鬼并无二致，比罗马帝国后期迫害基督徒的异教徒好不到哪里。 美国人类学家康克林（Beth Conklin）认为，印第安人的“食人”毕竟是一种社会活动，它被融入到仪式当中，每一个步骤都有严格的要求，多数场合下，生者“食”死者，其根本目的是想让死者的亡魂回归部落。因为这个缘故，一个部落的所有成员不管男女老少都要以特定的方式食用死者的身体。把原来属于自己部落的死者葬在冰冷的地下，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现实。相反，欧洲人食人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是把死者作为他者，经常是犯人、俘虏和病死的人，一句话，都是陌生人。如此说来，文明和野蛮这两个概念很难定义，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很难界定，而且与给出定义者的身份与立场密切相关。在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食人习俗和服用木乃伊药的风气于文艺复兴时期末期达到了顶峰。这种现在绝对无法接受的做法伴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和人性的启蒙，与欧洲人强烈指责印第安人所谓食人习俗同时存在，着实令人诧异。不得不说，文明的发展并非单向，也不是呈一条直线，更何况还有倒退的时候。对古希腊人来说，不说希腊语的人都是野蛮人，其中并没有道德判断的成分。一旦野蛮这个词具有了道德的维度，所谓的文明就经常含有浓重的歇斯底里的色彩。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