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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上晓天文、下知地理”都是盛赞某人学识渊博的一句佳话，此言同时也意味着地理具有古老的历史，从古希腊哲学家埃拉托色尼第一个创造了地理学这个词开始，古中国、古印度、古阿拉伯等国对地理学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论述和探讨。特别是随着近代航海业兴起，新大陆的发现对地理学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到19世纪末期，近代科学地理学在德国由洪堡和李特尔等人创建，如果划定具体时间，则应为1874年德国开始在大学里设立地理学教席，成为西方近代地理学的起点。按照这一标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产生可以上溯至20世纪初期京师大学堂所设立的“中外地理学门”。但事实上，当时京师大学堂总教习邹代钧虽负责讲授地理学课程，但不久即病逝。邹代钧属于传统舆地学者，没有接受过西方近代地理学的训练，因此，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地理学教师。但若从地理学体制化的角度分析，我国地理学领域有诸多时间节点值得分析：1909年中国第一个地学组织——中国地学会由张相文、白眉初等人在天津创立，次年中国地学会出版发行了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第一本刊物——《地学杂志》；1921年，中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地学系——东南大学地学系创立；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建立；1940年第一所地理学研究机构——中国地理研究所正式创建。伴随这段历史发展的是近代地理学家群体出现，包括张相文、翁文灏、竺可桢、张其昀、胡焕庸、黄国璋、林超、吴尚时、张印堂，在上述这些地理学工作者的带领下，中国地理学开始了由古代沿革地理学向近代科学地理学的转变。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首先是通过中西方学者之间的不断交流将西方近代科学地理学的理论学说，如人文地理学的环境决定论、人地或然论、国运轮回说、工业区位论和自然地理学的气候循环学说、侵蚀循环学说、山坡梯地学说等相继引入中国。必须要承认，近代的留学生在地理学的“西学东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地理学学科而言，竺可桢等人翻译和编写的《新地学》丛书影响巨大。在西方的地理学理论传入基础上，地理学工作者开展地理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工作首先面临的就是地理学是什么、它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以及分类等问题。 关于地理学的定义当时有十几种之多，其中大部分人认同于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学科。基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对其分类也不下数十种。从民国初期的十余种分支学科，到民国末期竟接近30种分支学科的划分，应该说对地理学学科体系的认知是不断深入的。彼时的中国地理学研究符合世界地理学研究的趋势，即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区域地理的研究。这种研究基本上基于两个方向，首先是自然地理学，展开了地貌学、气候学、水文地理学、生物地理学以及土壤地理学的研究。其次是人文地理学，其研究方向较为广泛，主要有经济地理学、农业地理学、工业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民族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聚落地理学等方面。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曾颁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和《师范教育令》等法令，在这些法令中有许多关于综合性大学文科和高等师范学校都要设置地理系和开设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等各相关课程的规定。从1921年南京东南大学在竺可桢的主持下，成立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包括地理科）开始，随着从欧美等地归国的地理学留学生陆续增多，高等地理教育逐渐发展起来，到1929年南京中央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都设立了地理系，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共有22个高等院校设立了地理系、地学系或史地系。但是民国时期的高等地理教育发展并不理想，以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为例，在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里，共培养毕业生也只有130人左右。 近代地理学研究团体是沿着两条道路发展的，首先是学会。1909年张相文在天津召开了中国地学会成立大会，组成了我国最早的一支地理学研究队伍，该学会被认为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地质学会的共同前身，创办了《地学杂志》，该杂志从1910年创刊到1937年停刊，前后存在28年，总期数为181期，所刊登文章以地理学为主，前后有关地理文章多达1600余篇。但地理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会则是中国地理学会，其由翁文灏、竺可桢、王庸、张其昀、胡焕庸、黄国璋等人于1934年3月在南京发起成立，同年刊行《地理学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6年间，该报共出版15卷、27期，载文144篇，为地理学的研究和普及作出重要的贡献。除此之外，1931年葛绥成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地学会，该会在1936年被迫停止活动，曾先后出版《地学季刊》和《地学丛刊》，值得注意的是，中华地学会由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方面的贡献，被称为“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学术团体”。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等人筹备成立了禹贡学会，同年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促使当时学术界形成了一种研究历史地理的高潮，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全面抗战爆发后，该研究会停止活动。在民国时期，短暂活动的学会还有张其昀发起成立的中国人地学会、胡焕庸发起成立的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黄国璋发起成立的地理学教学研究会等。其次是研究所。1940年，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拨款在重庆北碚创立了中国地理所，该所成立初期共设四个组，分别为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测量和海洋。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0年中不但培养锻炼了一批地理学工作者，而且也进行了一些实地考察和研究工作，并出版了《地理专刊》《地理集刊》《测量》和《地理》等刊物以及多幅中外地理挂图。 总体看来，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是中国的地理学家纵向继承中国古代地理思想，横向学习、借鉴和吸收世界诸多国家的地理学思想的结果，其中主流是对西方地理学的学习、借鉴和吸收。通过众多高等院校设置的地理系或地理科等地理教学机构以及政府设立的地理研究机构的推动下，近代地理学逐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高校建立起来。作为在异常艰辛的环境下创立的新的科学体系，地理学在对地理事实的解释基础上逐步开始致力于对地理规律的探索。民国时期地理学的部分分支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开创性成果，也造就了以张相文、竺可桢、翁文灏等为代表的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开路人，同时又通过设立不同层次的地理教育体系、研究团体和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地理学人才，广泛地传播和普及了地理知识，推动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但是在民国动荡的年代里，由于“科学救国”的道路走不通，地理学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相当缓慢的，成就也是非常有限的。这种特殊的氛围造成了地理学科发展有很多先天的不足。彼时的地理学尚未超越抄袭欧美旧说之时期，大学地理工作基本上是在转述欧美学者的一些观念，又由于各大学的教授留学的国别、从师和留学时间的差异，所述观念亦分歧迭出、各持一说，致使地理学没有形成一门严谨的科学体系。除了气候学、地貌学和农业地理较为定型外，区域地理的著作虽多但水平不高，许多重要的分支，如经济地理、生物地理、人口和城市地理只有零散的介绍，而且由于经费较为短缺、地理考察较少、学术与实际脱离，国家经济建设的实际地理工作成果则少之又少。应该说，这种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先天不足，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必然反映。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