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德国，民俗学的早期发展也是由于近代化导致乡土民俗文化的流失，人们对那些即将消失的传统怀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和憧憬，这导致民俗学成为当时民族主义思想和情感的一部分重要源泉。19世纪后期的德国浪漫主义醉心于乡村，知识分子崇尚乡间的生活与文化，试图从中体会田园诗歌一般的境地，其乡愁明显具有审美化倾向。事实上，这在德语国家是具有共同性的价值追求，基于民族主义理想而对乡村文化传统予以浪漫主义的理解和想像，可被看作是一种向国家所宣称的乡村根基的回归[10]。 在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直至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传统文化的流失和未来命运始终是日本知识精英的焦虑，民俗学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或者是必须及时启动抢救行动的危机感及使命感，或者是感慨曾经有过这种美好生活之类的乡愁，通过对“乡土”的理想化描述，表达日本社会尤其是地域社会理应存在的状态。事实上，日本大量地方史志中的民俗编或民俗志，往往就带有过于强调“故乡”或“乡土”传统之美好的倾向[11]。 中国民俗学之与浪漫主义和乡愁的关系也几乎不用特别论证。《歌谣》周刊的发起人和早期参与者们大都怀有把家乡浪漫化、审美化的情怀；他们对家乡特别关注，后来被安德明归纳为中国民俗学的一个特征，亦即“家乡民俗学”[12]。但谈及家乡，民俗学者们自然就难免有绵长的乡愁[13]。刘宗迪指出，民俗学者其实有两种态度：一是在讨论“民俗”时，似乎自己不在其中，而是其观察者、记录者、研究者、欣赏者或批评者，与自己的生活无关；二是当说到“过去”的风俗时，却似乎就是自己曾经的生活，或虽然消失了却仍旧让人怀念、牵挂，仍然活在我们身体和心灵的记忆中的事[14]。岳永逸认为，中国的乡土民俗学关注乡土日常生活，试图在认知民众情感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开启民智，改造民众，移风易俗，从而强国强种，它有着浓厚的乡愁，或表现为对乡土的改造，或是频频回首的浪漫的怀旧[15]。曾经在家乡或乡村民俗（歌谣）中追寻文学（诗歌）创作之源和民族文化之根的早期的中国民俗学，至今依然没有改变礼赞传统和回首过去的趋向，眼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寻找和认证“民族的根基与灵魂”[16]，亦无非是此种特点的当代延伸。 上述国家的民俗学均程度不等地有或曾经有过突出的丧失性话语表述，受惠且纠结于特定时代的乡愁，其民俗学的正当性和重要性恰恰来自它宣称能够应对传统文化失落的局面。所谓丧失性叙事，主要就是对已经、正在或即将失去的传统大声疾呼，表示惋惜和焦虑，认为伴随着现代化进程所失去的将是国家或民族的精神之根，因此，亟需抢救、保护和传承等等[17]。显然，在丧失性叙事表象中，总是饱蘸着怀旧心态和乡愁情绪，不加掩饰地怀恋“过去”的美好时光，宣示要重建传统道德、重归和谐家园。 在包括民俗学、人类学在内的中国知识界，目前仍然是丧失性叙事框架占据着主流。以涉及传统村落的抢救性保护这一话题为例，据说2000年中国的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2010年则减少至271万个；因此，有关方面在2012年启动了传统村落的全面调查，并开始进行“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专家审定与甄选工作，这被说成是一项“关乎国人本源性家园命运”的任务。此种丧失性话语所要宣示的是传统村落的消亡趋势锐不可当，被指出的原因主要就是都市化和工业化，新一代农民越来越多地选择“较为优越”的都市型生活方式。但如果没有了传统村落，不久前刚刚列出清单的国家文化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8]。或说在全国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的古村落已有2005年的5000个，锐减到2014年的2000个[19]。极端地甚至还有“村落终结”之类的描述[20]。应该说，这一类表述或许并非耸人听闻，它所揭示的过程也是真实存在或正在发生着的，当执著地追求本真性的民俗学宣告某一种文化形式已经失传或濒临消亡而使得“真作”的数量变得稀缺，自然也就能够促动人们进一步去追寻那些尚未被发现、属于原汁原味的民俗[21]。但问题或许在于它价值取向有时是向后看的。 伴随着诸多乡愁的丧失性叙事，其实是和经不起推敲的文化纯粹性以及本质主义的民俗观互为表里。把乡土社会描述为和谐的、道德的、诗意般栖居的，把传统文化描述为优美的、纯粹的、正宗的、富于本质性的精神价值，是丧失性叙事的基本表述，然而，文化的可变迁性、文化的流动性及越境性，还有文化所曾经受到过的那些外来的影响等等，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忽略了。伴随着乡愁的丧失性叙事，内含着一些“原生态”、“本真性”或“原汁原味”之类的价值判断。在这样的民俗学里，看不到对乡民们何以要迫切地努力进入都市型生活方式的渴望的兴趣与同情心，甚或没有起码的理解及尊重。民俗学者和人类学者自身生活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的世界，却把莫名的乡愁寄托于故乡或异域，试图让那些“土著”或“民俗”之“民”永远停在美好的过去，希望他们永远保持那种“淳朴”。可见，在这样的民俗学里存在着深刻的悖论。 家乡对于民俗学者而言，是一个充满乡愁且永远没有终结的话题，不仅如此，民俗学者还较多地倾向于在家乡和民间、乡土、民族、祖国等概念之间自如过渡。由于中国向来有“家国同构”的思想传统，因此，即便没有任何论证，上述过渡也是为中国知识界和公众所默契般地接纳的。这似乎也是民俗学者秉持家国情怀、自命不凡地要为所有中国人建构民族精神“家园”的理据。其实，这种情形也并非中国民俗学所独有。鲍辛格认为，德国人对家乡的感情源于身处一个日益广阔和飘泊的世界而对安全感的渴求；对家乡的怀旧其实是人们不舍那些被遗忘和被改变之物，其中新与旧的矛盾非常明显[22]。他指出，“民俗学不能忘记这种意识明确的‘家乡运动’之上的那些日常关系结构。然而，如今对家乡的要求和宣称，其强度和频度如此之大，甚至把感伤的追寻努力变成了民俗学考察的重要对象”[23]。民俗学者的乡愁意识应该是和他们的家乡观直接相通的，然而，“关于家乡的想像及其外在的框架条件一直在变化。首先是解构，因为这个概念被意识形态色彩所覆盖，经常会陷入伤感悲情的视角。之后有了新的定义：家乡成了可以打造的作品，对一些活跃的群组来说，这样的概念让他们获得切实行动的可能，而此前他们是不要和这个概念打交道的。最近以来又有了一个核心题目：家乡与全球化，家乡有了新的地位，家乡在与世界范围内的界域开放与均等进程的反差中脱颖而出”[24]。 在日本民俗学中，“故乡”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25]，为数众多的民俗学者的实践和应用，往往就与故乡有关。例如，在山形县的米泽，当地的中学自1975年以来，每年举办的“文化节”上都设计有“了解故乡”的活动环节，当地的民俗学者积极参与这个活动，组织长辈们给孩子们讲述乡土的文化，经多年积累形成了多部民俗志。这些民俗志与来自外地的调查者所撰写的民俗志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是由本地人撰写的乡土志，目的则在于更进一步地了解故乡[26]。而此处的“故乡”可以很自然地引申到“乡土”，所谓“乡土之爱”便是日本版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27]。郭海红指出，20世纪后半期在日本数次兴起的柳田国男“热”以及社会对民俗学的推崇，其实就与日本公众追求乡愁与乡土记忆的集体意识有关[28]。眼下，在日本很多乡村的观光资源开发当中，人们对地域民俗的片面赞美，目的正是为了建构“美丽日本”，以便为日本人提供“心灵的故乡”[29]。 《民间文化论坛》杂志2005年第4期推出了“家乡民俗学”的专辑，吕微、刘锡诚、祝秀丽、安德明分别撰文，集中讨论了中国民俗学的原点——家乡。刘锡诚提供了一个早期民俗学家乡研究的典型案例；安德明和祝秀丽则分别结合各自的家乡田野经验，反思了家乡研究者既作为局内人、又作为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所可能带来的伦理及方法等方面的困扰；吕微把家乡民俗学视为民俗学的纯粹发生形式，从发生学角度予以分析[30]。有关家乡民俗的考察和研究，被认为是贯穿于中国民俗学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具有连贯性的学术传统，对其加以反思，当然堪称是中国民俗学的一种学术自觉[31]。但所有上述讨论与反思，却都没有涉及到或是下意识地回避了乡愁。 当然，也有少数民俗学者对自身学问中的乡愁有所觉悟。岳永逸曾经说：“我的凝视是忧郁的，我的民俗和民俗学是感伤的”，作为出身山乡而进城求学工作的民俗学者，他自然会对土地、母亲有着深深的眷恋[32]。他认识到民俗学是一门向后看也必然充满怀旧和伤感的学问，并且会自然而然地与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纠缠一处；但它也是从下往上看，天然有着批判性、反思性，甚至不合时宜的学问，因此，也很容易被边缘化。在他看来，民俗学这门学问要求从业者必须从民众的情感、逻辑出发来理解他们的生活文化，为弱势群体鼓与呼，从而反审自己，以谋求整个社会的进步，而不应只是把“将自己园丁化，将民众花果蔬菜化”[33]。如此对乡愁的觉悟难能可贵，因为民俗学者需要时刻警惕乡愁对学术理性的干扰。看来，在沉迷于乡愁和丧失性叙事的民俗学者与积极进取要迈进都市新生活的乡民们之间，存在着认知和情感的双重鸿沟；既然民俗学者自诩是要从民众的感情与逻辑出发去理解他们，那么，首先理解他们何以要如此热衷地迈向都市型生活方式，就是一个绕不开的前提。 超克乡愁：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课题 对于民俗学、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研究等学术领域而言，通过揭示其与乡愁的深刻关联，将有助于它们各自的学术自觉。由于对过往旧时的回忆、对历史的缅怀以及对家乡的眷恋，几乎是随着每一代人的成长而自然被设定，由于乡愁和怀旧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人们的自我认同以及对幸福感的追寻，因此，它其实就是人们永无止境地建构、想象和追寻自我文化身份的路径[34]。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乡愁存在，民俗学就有可能维系某种形式的存在。如果我们把纠结、纠葛于乡愁和怀旧的情绪，总是朝后看的民俗学视为传统民俗学的话，现代民俗学则需要超越和克服乡愁的情愫，以朝向当下的姿态，亦即以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当代民众“全部的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在当前的中国，当然也就必须关注生活革命的过程及其后果，包括都市型生活方式的全部内涵无疑都应该属于现代民俗学的研究范围。若不能超克乡愁，民俗学就难以蜕变成为现代民俗学，在笔者看来，乡愁应该成为民俗学之学术自觉的对象，民俗学应将乡愁视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沉溺其中。现代民俗学需要把乡愁相对化、客体化，与之保持清晰、适当的距离。 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研究乡愁，且不让它干扰到学术研究。研究乡愁是超越它的必由之路。事实上，也有一些民俗学者清醒地意识到民俗学需要和乡愁作明确切割，佐野贤治就曾指出：民俗学如无明确的目的和意识，就容易被理解为是留恋过去或容易陷入怀旧情绪。现在民俗学止步不前的原因之一，就是民俗学者缺乏顺应时代的观念[3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