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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遗产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化主要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遗产化会带来遗产及其生产与地方性(或所处社会)之间关系的扭曲。经受着去地域化的遗产，即使与其地理空间上的源起地保持着联系，也还是能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进行再生产。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一定会以牺牲某些成分为代价：特别是对于其持有者和施行者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他们自身都发生了改变。以上两个维度一个是外部视角，一个是内部视角。这两种维度将全球和地方这两种层级结合起来，使两种层级互相定义对方，并由此创造出了一种“本真的幻想”。这种“幻想”成为遗产化进程的事实基础。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生产；遗产化；地方性；全球性； 作者简介：艾哈迈德·斯昆惕，摩洛哥国家考古与遗产科学研究所 引言 当前，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性时期，充满不确定因素。自古以来，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动员起来并充满热情地保护过去的遗产，特别是在不同社会间大范围接触和对资源进行以消费为导向的过度开发的背景下。这种遗产保护意识的产生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地方性的生产”及其模式与机制的转变；同时还造成了一个代价，即在周围一切或几乎一切遗产都消失的时候，感到惊恐的人们才去寻找坐标(repères)和里程碑(bornes)，以维系他们陷入剧变中的命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遗产的生产，不论是遗址、文物、实践或理念；这种遗产的生产能够恰如其分地被视为一种“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de la tradition)。 然而，遗产特别是非物质遗产成其为遗产会带来两个主要后果。一方面，遗产化(patrimonialisation)会带来遗产与其地方(或所处社会)之间的扭曲(distorsion)。经受着去地域化(déterritorialisation)的遗产，即使与其地理空间上的源起地保持着联系，也还是能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进行再生产。人的流动性和文化的商品化导致世界各地的遗产在洲际范围内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而今天互联网的虚拟维度又进一步加深了文化遗产的去地域化。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必定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使得文化事实(faits culturels)的构成要素成为遗产。这些遗产不再是也不可能再保持原样了；特别是对于遗产的持有者和施行者而言，遗产甚至包括他们自身都不可能保持不变。以上两个维度，一个是外部视角，一个是内部视角。这两种维度将全球和地方这两种层级结合起来，使两种层级互相定义对方，并由此创造出了一种“本真的幻想”(illusion authentique)。而这种“幻想”正是遗产化进程的事实基础。 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是本地的行动方(acteurs)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行动(action d’identification)，一方面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主导的规范化工作(travail de normalisation)。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定的工作正是在二者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得以实施的。这一类的地方性和跨地域性的问题比较多，也并未引起关注并得到仔细研究。本文计划从地方和国际两个层面来追溯遗产领域被关注的历史，对这一问题进行解读；并阐述对文化事象(éléments culturels)进行确认、认定和可见化(visibilisation)过程的主要步骤。文化项目在这一过程之后获得了双重地位，一是成为当地社区的认同标志，二是成为人类遗产。本文将使用笔者参与起草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在地方层面参与确认摩洛哥国家非物质遗产的确定这两方面的经验，通过地方和全球的双重视角，力图批判性、建设性地分析及阐明大小两个范围中遗产化进程的实施和运作。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 今天人们眼中的遗产并非从来如此，而是在各种不同因素的作用下转变而成的。在一开始，遗产就不是“既定”的，其产生受到多种关键因素的影响。因此，一些学者如瑞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认为“文化遗产并不存在，而是被制造出来的。”这种遗产的建构有时会促生出一种名副其实的崇拜，孕育出一种强大的怀旧感，或强化人们的认同感，乃至激化某些形式的沙文主义，并可能会由此增加或引发矛盾冲突。这一遗产的建构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疑虑，例如大卫·罗文赛尔(David Lowenthal)，他有一句名言:“文化遗产突然间遍地开花了。”不过本文并非否认这一异常复杂的遗产化进程，而旨在观察在今天不同的人类社会中遗产的非物质方面包括哪些要素。 杰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对遗产的定义堪称翘楚:“遗产本身是一种传统意识。”遗产涉及诸多利害关系。首先是对遗产进行干预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后果:创办企业和创造就业岗位、投资、旅游业和外汇收入等。其次是政治上的后果。因为广义上的遗产被用于选举，会激起群体和个人之间对权力的争夺；这种权力的争夺和分配建立在与群体和个人相互之间真实的或假设的经济地位相对等的基础上。再者，对社会的后果体现在这些群体和个人对社会声誉、对“显著化”(notabilisation)和象征性资本的追求上。最后，在文化上的后果体现在对遗产的干预确定了一种强烈的认同。这种同质化的、永恒不变的认同有时会被当做动员民众的工具。 遗产首先与其所依托的某一地域、某个地方和某个社区相联系。但非物质遗产与物质遗产所不同的是，一则非物质遗产在其所在地是固有的，是有象征性的；二则非物质遗产并不以一种决定性和持续性的方式依附于其所在地。当代世界的复杂性通过去地域化的资源，通过“跨地域”(translocaux)和跨国(transnationaux)网络的扩张得以体现。这种复杂性还体现为由个体构成的组织在数量上的增长，移民潮的显著发展，身在遥远之地的工作人员的远程干预，国际合作渠道的拓展，以及旅游业的迅猛发展。由此，地方(le local)遭到大幅度的遮蔽，实际的地方社区被视为过时，而另外一种虚拟的社区得到青睐。相对于地方的内部资源，这种虚拟社区的成员更为依赖外部资源。这些外部资源通过无数的关系网络与其他个体联系起来。 在这里，地方指的是被某个社区既以个体又以集体的方式所占有的一块地域。地方的标志是有形的，其基础是物质的。对地方进行利用的策略背后是一种协同(synergie)的理念。这些策略是实际的、个性化的。存在于地方的遗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对于政府部门、群体和个人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对于遗产不论是遗弃还是认可，不论是破坏还是保护，上述各方都会认可遗产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尽管具体的社会建设项目之间有时是相互矛盾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和名分得到实现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所在地之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产它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却因此遭到扭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某种程度上被去地域化，失去了存续下去的物质联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所在地的根基也在不同程度上被切断或至少被部分切断。如今，互联网参与了这一遗产的去地域化和“虚拟化”(virtualization)进程。从前，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无法被感知的，而如今它们却通过各类网站活生生地展现在公众眼前。这些网站有业余爱好者建的，也有专业网站；有非正式的，也有官方的；有博客，也有其他个人网页。网站的数量多到无法统计。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要素的走向和命运并不相同。国家的有关政策常常会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等级化，某些种类被优先对待，而不被重视的种类往往属于少数群体或不被重视的群体。在这一数十年来一直缺乏专业鉴定的领域，包括国际层面，占据主导地位的常常是政治标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之间相隔了一代人的时间，这里只需指出即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方面的滞后不仅涉及到各国政府，还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同时也是一些变为遗产的文化事实“再循环”(recyclage)的过程。在过去，这些文化事实被遗弃、发生变迁或消失了。但在今天，这些事实却时常得到高度关注。然而，当作为个体或组织机构的行动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和认定工作之际，他们深信这有益于保存大量活形态的或面临消亡之威胁的文化表现形式。他们觉得自己在努力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命，因为这些项目原初的功能已经濒于消亡。如果不为它们创造一种新的功能，这些项目就有消亡的危险。但是行动方没有想到的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经不再是也不可能再保持原样了；这些遗产项目包括其持有者和施行者都变成了他者。遗产项目的存续是以构成其所谓“本真性”(authenticité)的某些要素的消失为代价的。将这些项目视为遗产则为其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新维度。行动方相信这些项目是“本真的”，与原型相比没有变化过，像一直以来的那样在同一个时间里进行生产。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本真的幻想”罢了。不过，这种幻想是需要的，它甚至构成了遗产化进程的基础。行动方的行动和干预行为的合理性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证明和强化。这些因素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真性”的笃信，相信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植根于遥远的过去，以及其恒久不变的特性。通过其阵发性的表现形式，本真的幻想涉及了一种对“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de la tradition)。从这个方面出发，当今大量的文化表现形式给个人、群体及社会带来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即复兴或延续这类植根于人类社会的传统。而政府方面则显然借助对媒体的垄断来利用这些“建构”(constructions)，而且时常过度利用这类“建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