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中国长城史上的重要阶段。秦始皇“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是当时统一事业的重要主题。长城防线及邻近地方时称“北边”，因与匈奴战事的激烈与持久，为全社会所关注。长城营筑与长城防卫的直接作用是形成军事意义的“藩篱”，但是长城又有促进交通和贸易的历史效应。长城“关市”的繁荣成为游牧区与农耕区经贸往来的重要条件，河西长城的出现有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意义，长城沿线形成东西文化交汇的高热度地区，同时长城也是秦汉文化向西北方向扩张其影响的强辐射带。 甘肃境内汉长城遗址 李国民摄 长城交通体系及秦长城的文化意义 众所周知，长城的阻隔作用是明确的。《史记·匈奴列传》所谓“筑长城以拒胡”，《汉书·匈奴传上》作“筑长城以距胡”。《汉书·陈胜项籍传》引贾谊《过秦论》“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颜师古注：“言以长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篱。”《汉书》卷五一《贾山传》“筑长城以为关塞”，也是同样的意思。然而，另一方面，长城又有促进交通建设、完备交通系统的作用。《史记·赵世家》说赵长城的营建致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就是例证之一。秦汉时期，长城沿线即“北边”多次有高等级交通行为的记录。如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左将军上官桀巡行北边（《汉书·昭帝纪》）；新莽始建国三年（11年）“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等。帝王亲自巡行“北边”的记载，也体现了“北边道”较好的通行条件。《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临渤海，又“巡北边，从上郡入”。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途中病故沙丘平台，棺载车中，“从井陉抵九原”而后归，说明这次出巡的既定路线是巡行北边后由直道返回咸阳。汉武帝曾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巡察了“北边道”西段。同年，又北“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巡察了“北边道”的东段及中段。此外，他还有多次巡行“北边道”不同路段的举动。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所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可能说的就是跟随汉武帝出行的经历。 居延汉简中有“●开通道路毋有章处□”的简文，又保留了“除道卒”身份的记载，其职任应当是筑路养路。甘谷汉简记载，“北边”居民应缴纳“道桥钱”（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89页），也反映出“北边”交通建设受到重视。 长城本身就构成一种军事交通系统。上古城建规范，城墙上形成道路以便兵力集结调动，长城也是如此。《周礼·考工记》说，城有“环涂”，也就是环城之道。长城也有完善城防的傍城道路。《水经注·河水三》说：“芒于水西南径白道南谷口。有长城在右，侧带长城，背山面泽，谓之‘白道’。”此所谓“白道”就是“侧带长城”，与长城构成军事防务策应关系的道路。长城交通系统的道路有两种形制，一种是与长城平行的道路，如“白道”。另一种是与长城交叉的道路。《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攻当路塞”，应当就指这种道路。《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述周勃战功，说其“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证明北边长城防线有驰道沟通。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夏，“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颜师古注引刘攽曰：“予谓治阻险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也涉及长城与内地的交通情况。这种道路最著名的，是自九原通达甘泉的秦始皇直道。 在张骞之前，中原与西域乃至中亚地方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周穆王西行的故事。《左传·昭公十二年》写道周穆王“周行天下”。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中，也记述了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西行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的故事。造父是秦人的先祖。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的贵族墓巴泽雷克5号墓中出土了有凤凰图案的来自中国的刺绣。在这一地区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有典型关中文化风格的秦式铜镜。从中可见秦文化对西北方地区的早期影响。汉代北方和西北方向国家与部族称中原人为“秦人”，反映了秦经营西北联络各族形成的长久历史影响。新疆拜城发现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关城诵》作为文物实证告知我们，至东汉时期，西域地方依然“谓中国人为‘秦人’”。《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始皇）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秦王朝的长城经营，使得长城以外的“戎狄”通过这一建筑实体认识了“秦人”的文化，并保持了长久的历史记忆。 “关市”发展与“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有明确资料可以说明，汉代北部边疆的“关市”自汉文帝时期已经开始发挥加强经济交流，促进民族往来的作用。自汉武帝时期起，北边“关市”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史记·匈奴列传》指出汉武帝时期汉与匈奴曾经保持和平关系：“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而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对“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张守节《正义》引如淳云：“得具以利中伤之。”而《汉书·匈奴传上》的同样内容，颜师古注的说法可能更为准确：“以关市中其意。”贾谊《新书·匈奴》有借“关市”在经济上吸引匈奴、控制匈奴的设计：“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使者反，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众而延之，关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羹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当时“关市”对匈奴人的吸引，确实有使得“胡人著于长城下”的效果。 《史记·匈奴列传》还记载：“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应当看到，匈奴“攻当路塞”和汉军“击胡关市下”，其实都意味着对“关市”的直接破坏，也都是利用了“关市”能够吸引各民族聚集的经济作用。匈奴虽然是草原游牧民族，但是也受到中原生活方式的影响。“匈奴好汉缯絮”（《史记·匈奴列传》）即表现之一。汉与匈奴间直接的丝绸贸易，如《太平御览》引《盐铁论》所谓“齐、陶之缣，南汉之布，中国以一端缦，得匈奴累金之物”，主要是通过“关市”实现的。汉使远行，“赂遗赠送，万里相奉”（《汉书·西域传下》），丝绸是当时所奉送的最重要物资。迎合匈奴“好汉缯絮”的需求，汉朝提出了通过提供相关物资以求边境安定的策略。从汉高祖时期开始，就有“岁奉”“絮缯”事。《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匈奴单于来朝，汉王朝大量赐以“衣被”“锦帛”：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甘露三年，“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赐以冠带衣裳，……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汉宣帝黄龙元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成、哀时期，这种“礼赐”的数量又大为增益。汉哀帝时一次“赐”“遗”匈奴织品就相当于汉文帝时代的375倍。 这种丝绸输出，是通过长城“当路塞”而外运的。匈奴得到超出消费所需要的“锦绣缯帛”和“絮”，当然可以利用草原交通的便利及自身富于机动性的交通优势通过转输交易的方式获取更大利益。林幹《匈奴通史》写道：“匈奴族十分重视与汉族互通关市。除汉族外，匈奴与羌族经常发生商业交换；对乌桓族和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并通过西域，间接和希腊人及其他西方各族人民发生交换。”丝绸由此通道西运的最初路段，就是长城交通带。汉墓壁画中关于运输活动的画面可以说明，当时北边经济的繁荣是以“北边道”的交通效能为条件的，而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北边”交通的发展。 丝绸之路促进的物资流通，不仅有丝绸向西的输出，也有与此反方向的由西向东输送的草原民族提供的物产。《盐铁论·力耕》已经描述了这一情形：“……骡驴馲駞，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而所谓“骡驴馲駞，衔尾入塞”，正反映出西方“奇畜”通过长城大规模进入汉地，成为重要的生产、交通工具的情形。 自西汉中期，即有西域商人活跃于“北边”的史实记录。如陈连庆所说，“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西域贾胡迅即登场”（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后汉书·西域传》写道，“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于是形成了“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局面。不少西域使团夹杂着“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者（《汉书·西域传上》），长安的“西域贾胡”（《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东观汉记》），洛阳的“西域贾胡”（《后汉书·梁冀传》）都有在社会生活中颇为活跃的记录，通过“塞下”而东来，是他们商业生涯的重要经历。 长城是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保障 据《后汉书·鲜卑传》记载，蔡邕曾上书：“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文中指出了长城“别”“异”层面的隔绝作用。《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霍去病的河西大捷，打破了这一格局，并由此实现了隔绝“胡”“羌”的战略优势。《史记·匈奴列传》所谓：“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汉书·地理志下》也指出：“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河西长城的经营，对敌方的通路务求“隔绝”，对“以通西域”的“汉道”，则力保通达。在丝绸之路的许多路段，长城起到了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的作用，河西地区尤为典型。 从居延汉简的相关材料看，当地烽燧等许多防卫建筑确实都很靠近交通要道。由简文所见“通道厩”“临道亭”“道上亭”“道上亭驿”“道上塞”“道上燧”“当道田舍”等字样，可知长城烽燧障塞及军屯据点，保护着“道”，即“汉道”。据《后汉书·西域传》论曰，当时长城一线，“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是汉代“立功西遐，羁服外域”，实现“兵威”“肃服”的基本策略。丝绸之路就是在这样的军事背景下实现了沟通东西文化的效用。 《史记·大宛列传》描述了临近丝绸之路干道的一些国家阻碍交通的情形：“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汉书·张骞传》也有相同记载，颜师古注：“空即孔也。”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杂志》“孔道”条提出“‘孔道’犹言大道”的说法。地湾汉简中发现了一条“当空道便处禀食”的简文，行文方式与《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传》“当空道”完全相同，印证了河西长城军事设置与丝绸之路的这种“当”“大道”的空间位置关系，长城保护“汉道”“大道”，是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保障的意义可见一斑。 汉代丝绸西输的复杂路径与方式，是丝绸之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们看到《史记》记载汉朝往西域使团成员有“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的情形，即以作为国家礼品的丝绸为赃物的贪污犯罪。又说：“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史记·大宛列传》）敦煌汉简中有关于“出牛车转绢如牒毋失期”（1383）的记录，可知河西地区织品运输比较频繁。考古资料表明，河西边塞军士私人拥有的丝绸数量异常丰富。甘肃考古学者在总结敦煌西部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出土实物时，列言“生产工具、兵器、丝绸……”（岳邦湖：《丝绸之路与汉塞烽燧》，《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丝绸位居第三。据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察，许多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织品遗存。如烽燧A6与汉代封泥、木简同出有“敞开的、织造精美的覆盖有黑色胶质的丝织品残片；丝质纤维填料；细股的红麻线”等文物。台地地区“地点1”标号为P.398的遗存，发现“（天然）褐色、黄色、深红色、深蓝色、浅蓝色、深绿色、浅绿色”的“丝绸残片”。金关遗址A32“地点A”发现“有朱红色阴影的鲜红丝绸残片”，“地点B”发现“玫瑰红、天然褐色丝绸和丝绸填料残片”。地湾遗址A33“地点4”发现的丝绸残片，色彩包括“褐色、浅红色、深红色、绿黄棕色、黄绿色和黄色”，“地点6”发现的丝绸残片中，“第2件和第19件保留了完整的宽度，其宽分别为45厘米和40厘米。”（《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斯文·赫定博士率领的中瑞联合科学考察团中国西部诸省科学考察报告考古类第8和第9》，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这一尺寸符合《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关于“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的规格，可能是成匹的衣料的遗存。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纺织品140件，其中丝织品114件。“品种有锦、罗、纱、绢等”。所谓“绿地云气菱纹锦”，“以绿色作地，黄色为花，蓝色勾递，基本纹样为云气和菱形几何图案”，“织锦的工艺技术要求是相当高的”。“马圈湾出土的四经绞罗，是一个不多见的品种，其经纬纤度极细……”，“轻薄柔美，是少见的精品”。“黄色实地花纱”1件，“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实地花纱，在丝绸纺织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出土绢92件，研究者分析了其中61件标本，“其特点是经纬一般均不加拈，织物平挺、紧密，色彩丰富、绚丽”。颜色更是达到了25种（《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版），这些织品的色彩和质料，都达到很高的等级。 按照汉代的礼俗制度，色彩的使用依身份尊卑有所不同。如《续汉书·舆服志下》规定，自“采十二色”“采九色”“五色采”“四采”至所谓“缃缥”，有明确的等级差别。“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而“贾人，缃缥而已”，缃缥很有可能就是不加漂染的原色织品。在这样的服饰文化背景下，河西边塞遗址发现的织品之色彩纷杂绚丽，如果只作为普通军人自身穿用，显然是不好理解的。参考河西汉简所反映的“士卒贳卖衣财物”现象，很可能是这些长城边防军人以家乡出产的织品，辗转出卖，间接参与了丝绸对外贸易。（作者：王子今，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8年3月26日第14版）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