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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33年底，国民党黄埔系、CC系操纵暨南大学学生，发动了驱逐校长郑洪年的风潮。这是派系势力与郑洪年长期矛盾的结果。建政南京后，国民政府力图在老牌侨校——暨南大学推行党化教育，引来各派政治势力对暨大及校长职位的觊觎与争夺。校长郑洪年的治校举措激化了与派系势力的矛盾，最终酿成了“驱长风潮”。最后，郑黯然下台。本文出自《近代史学刊》第18辑，有删节。陈岭，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一 “与所谓派系者敌”：驱长之潜因 在暨大历史上，郑洪年是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他与暨南渊源深厚，在长校的七年时间里（1927—1934），对学校的肇建与发展贡献极大，被师生称誉为“两长暨南，经纬万端，艰难缔造，大计百年”。 1927年6月14日，郑洪年奉命出任带有中等教育性质的暨南学校校长。经其大力擘画，学校很快改组升格为完全大学——国立暨南大学，成为国内唯一的华侨最高学府，在海外华侨社会的声望迅速提高。出于对暨大侨校地位的看重，国民党当局试图在党化教育体制下，将其打造成“三民主义化之华侨最高学府”，来增强海外华侨对国民党的认同。1931年2月，国民党中执会仿照其在中山大学设立董事会的先例，在暨大也设立了董事会，负责校务改进、学风整饬、校长选任、文化宣扬等学校建设要务。中执会推选党政要员孙科、林森、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马超俊、余井塘、吴铁城、郑洪年、陈耀垣、萧佛成11人为董事，并以郑洪年、孙科、陈立夫3人为常务董事。董事会权力极大，对校务握有最高决策权，实际上是国民党控制暨大的制度凭借。斯时，国立大学早已奉令废除董事会，而能得国民党中央允准且由其主持恢复董事会建制的，除老牌“党校”——中山大学外，便只暨大一家，背后的政治意涵不言而喻。 国民党对暨大地位的抬升，进一步引发了党内派系势力的争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CC系、黄埔系加紧了在校内的秘密活动。CC系潘公展与吴醒亚等人领导的上海青运组织在暨大设有潜伏性的秘密组织，由国民党员平祖仁（暨大毕业后留校任教）负责。该组织以国民党籍学生周世辅等人为骨干，积极向学生会等学生团体渗透，力量不断扩张。黄埔系则控制着学生军训事宜，复兴社骨干刘炳藜、牛沛江等曾在暨大出任教职，收拢了部分教职员生，与校内CC、共产党力量争斗激烈。在派系政治的运作下，暨大的师生、团体多少都有点政派背景，校园渐呈“分裂”之势。如何在践行国家侨教意志的同时，保持学校的独立自主，排除政治力量对学校发展的干扰，考验着郑洪年的政治智慧和办学策略。 郑洪年身在政界多年，政治资望深厚，与文教界关系密切。不过，郑洪年始终未能摆脱北洋旧身份的羁绊，在国民政府中仅为实务性高官，不得不周旋于党内各派之间。出于早年革命交谊，郑洪年与李石曾、蔡元培等元老联系紧密，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郑才得以出掌暨大。某种程度上，郑洪年后来被驱也带有蒋介石一系清除元老派在教育界控制权的色彩。同时，郑洪年与孙科关系最厚，党内更有人将其视为孙派人物。由于郑一直支持孙科等人反蒋，蒋介石一方如CC系、黄埔系等对郑洪年并无好感。并且，郑洪年长期出任地位重要的暨大校长，任职期间又竭力打压派系活动，更加深了与他们的矛盾与对立。这些成为驱长风潮发生的深层原因。 国民党希望暨大成为党化教育的标杆。而作为大学校长，郑洪年则试图使党化教育在达到官方要求的同时，不使学生心生反感。与绝对意识形态化灌输的官方模式不同，郑注重三民主义的理念传承，而不斤斤于教条式理解，力图将三民主义信仰内化于“学生整个身心全部”，使“各科学皆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有若辐射焉，而以无处不具备三民主义之功用为归结”，而非“仅标榜三民主义之名目所能受效……亦非仅如今之添设党义一学所能毕事”。他认为斯时党化教育所以成效不大，实“因知之未深，而力行未笃”。因此，郑洪年强调通过柔性的疏导方式强化学生的三民主义信仰，避免威迫式灌输带来的弊端。在这种观念下，郑甚至主张以持平的态度展开对三民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许德珩、邓初民、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能在暨大任教，与郑的这种态度不无关系。 然而，令郑洪年始料未及的是，这种方式不但未取得理想效果，反在客观上触发了师生对各种主义性学说的关注和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学生的反体制冲动也日益显露。在上海高校中，暨大成为左翼学生最集中的学校之一。这不但引起派系攻讦，更招致当局不满。在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爱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暨大学生常因言行激进而被当作共产党逮捕。这既为力图整顿学风的当局不容，更加重了校内CC系、黄埔系分子对郑洪年的不满和攻击。以上种种，终于在1933年底的驱长风潮中彻底爆发。 二 派系操纵：风潮之发动 九一八事变后，在当局整顿学风的严令下，郑洪年加强了对学生的训育，逐步将学生活动限定在学术范围内。初时学生反应平静，但到1933年3月，当郑洪年开始取缔诸如同乡会等学生组织时，学生中的不满情绪滋生。9月开学后，附中主任邝嵩龄严格按照郑洪年意旨行事，甚至“对学生来往书信，时常加以检查”，终于激起学生的反对。黄埔系与CC系分子利用一情势，开始酝酿从附中到大学部的驱长风潮，矛头直指郑洪年。 1933年12月26日上午9时，黄埔系骨干、前附中教师牛沛江带领10多人进入附中校园。牛授意该人等与邱延民等人领头的20余名附中学生汇合，一同闯入邝嵩龄与各教职员办公室，以“择师自由”为口号，驱赶教师出校，并封锁了办公室与教室。附中遂陷入停课状态。事后，郑洪年向公众通报，肇事学生伙同“外来流氓”，携带武器，武力驱逐师长。事件引发广泛注目。邝嵩龄等教职员要求郑洪年严惩肇事学生，“必要时即解散学校，亦所不惜”。事件甫经发生，郑洪年已探明黄埔系分子在其中的作用，但不便在报端披露，乃以“校外不良分子”指代。为平息事态，郑洪年决定开除邱延民等六名肇事学生，但为稳住大多数学生，亦承认邝嵩龄对学生“责备或不免过严”。他一面自兼附中主任，改换附中人事，敦促教职员生复课，一面向教育部连发数电，详陈经过，请示处置办法。28日，教育部来电同意郑对肇事学生的开除处分，并“由部迳电吴市长严维该校治安”，但对郑洪年未能事先防范“殊深骇异”，痛批暨大“学风如此败坏”，对郑流露出不满。经过郑洪年的紧急措置，28日，除邝嵩龄等少数人外，附中教师多返校上课，事件大体平复。不过，黄埔系分子并未善罢甘休。 12月29日下午两点钟，黄埔系分子牛沛江、李新俊等人坐居幕后指挥，发动了驱逐郑洪年的风潮。此时行将上课，部分学生手持武器，突然闯入教职员办公室，指斥郑洪年滥用私人，任人唯亲，将郑与教职员全部驱离，并封锁办公室、教室。学校“顿成紊乱状态”，大学部遂全面停课。 黄埔系的再次动作，直接侵害郑洪年的切身利益，令其不能忍受。29日，郑急电教育部，点明派系操纵的真相，要求教部严惩。翌日，教育部回电，部长王世杰对学生连番举动“殊堪骇异”，一面继续请上海市政府出面干预，请吴铁城派警察维护暨大内外安全，“查拿鼓动滋事分子”，并决定派人秘密调查，“商承中央从严处理”，一面要求郑洪年“尽力维持，以重校务”，不使事态扩大。鉴于内情复杂，王世杰不敢骤下决断，除严嘱郑洪年不得泄露往来电文外，立即向最高层汇报。 30日，王世杰密电蒋介石（由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转呈），详述了暨大风潮的内情，点出了黄埔系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据报该校风潮系由校外人牛沛江、李新俊、范慷源等等制造”。王世杰担心暨大风潮会引发各地学潮，“在此剿匪讨逆时（指福建事变）期至堪忧念”，请蒋“酌示方略”。王世杰在致电杨永泰前，曾致电陈立夫，询问蒋介石对此事的态度，并问及牛、李等人举动是否受命于蒋介石。陈立夫表示牛、李二人不是蒋所派，但王并不十分相信。30日，陈立夫也密电毛庆祥（南昌行营委员长秘书），请其向蒋介石转呈王世杰等人的上述疑问。陈立夫表示，“自称委员长授予短刀之暨大去职教授牛沛岗（为江之误——引者注）日前率领数十人将暨大附中占领，现又鼓动学生罢课驱逐郑校长，群情惶惑”。陈立夫还提到了一个重要情况，即萧赞育（黄埔一期生，力行社创建者之一）之前曾在他面前谈及要在暨大发动风潮的情形。陈立夫向蒋介石坦白，“职虽承钧座面示，对同学予以指导……事前曾告萧赞育不可轻举，终无所补”。陈立夫言下表明，蒋介石之前似有整顿暨大、撤掉郑洪年之意，并曾与陈立夫及萧赞育等人面谈过，还让陈立夫对萧赞育等黄埔学生负起指导之责。但陈立夫向蒋呈明，萧赞育等人策动暨大风潮与己无关。陈所言，似真假参半。蒋面告陈应对黄埔门生予以指导一节，应该为真，但陈劝告萧赞育不可妄动或有水分。从CC系与黄埔系暗斗的情形讲，陈立夫应该很乐意看到在蒋介石忙着处理“福建事变”的档口，萧赞育等人在暨大鼓动学潮的“不合时宜”。陈立夫还给黄埔系“上眼药”，“事后各方又来查询，无以为答，愧甚罪甚。汪先生在国防会议中公开以蓝衣社之嚣张为言。今暨大一事又足以增彼等恐怖之念，奈何奈何？此事如何处置？祈示知为祷”。可见，陈立夫明面上是想探明蒋介石对此事的态度，实际上有意在蒋面前揭露黄埔系学生不能为蒋分忧的无能。 蒋介石很快就对陈立夫的呈报进行了批示。内容只有短短几字：“中正未知牛、李，□人必系假冒。请照律办理可也。”蒋显然对此事不知情，恼怒之下甚至指示要法办“假冒”牛、李之人。但如此表示，已是有意为其黄埔学生开脱。只是，经陈立夫的面告，黄埔系没有在蒋那里取得头彩。而可注意的是，蒋并没有立刻叫停此事，派人镇压学潮。从某种角度来讲，蒋或已默认此事。精明如陈立夫者，自然对蒋的心思摸得很透。之后，CC系分子便取代了黄埔系。因他们更讲求时机与策略，风潮开始朝着他们的预想推进。 三 “驱郑”与“拥郑”的博弈：风潮之演进 CC系介入后，主要利用两股力量推动风潮，一个是在CC骨干学生掌控的学生自治会基础上成立的“护校驱郑”会，一个是在风潮进行中被CC分子改组控制的上海校友会。二者分别用学生、校友的身份公开活动，刻意隐藏其派系背景，唱和配合，颇具力量。这正是CC系的高明之处。 暨大学生自治会于1933年4月13日成立。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学生救亡运动高涨，为对付学运，CC系骨干潘公展（上海教育局局长）、吴醒亚（上海社会局局长）等人秘密吸收上海各校的国民党籍学生，在校内建立秘密组织，并利用这些学生青运分子渗入并掌控各校的学生会组织，以加强对各校的党化控制。而在事实上，学生自治会又受学校所在地的党部领导，这为CC系分子控制学生提供了条件。暨大的周世辅、东吴法学院的薛光前、大夏的刘修如、复旦的莫萱元、交大的袁炳南等人均是潘、吴看重的青运骨干，在各校学生自治会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周世辅因在暨大主持学生自治会事务，被别人戏称为“真如学生之王”。 12月29日晚，暨大学生自治会召开会议，为驱长行动构建“正义”话语。周世辅作为大会主席，在会上起了重要作用。经其运作，会议完全否定了郑洪年任内的成绩，抨击郑“长校以来，毫无建树，措置乖张，以致酿成现在混乱状态”，故要将郑及其私人（商学院长孙越、会计系主任刘望苏、职员杨裕芬等人）驱逐出校。会议决定组织“护校驱郑委员会”，推举周世辅、熊鹏南、萧光烈等26人为委员，全权负责“护校驱郑”的一切事宜。为降低政府方面的疑虑，会议决定在全面罢课期间，由“护校驱郑委员会”维持学校秩序，不使风潮失序，以增进政府与社会舆论的同情，但“新校长未到校前，一律不准复课”。该会随即向外界广布宣言，表明“驱郑”决心。 在学生动作的同时，郑洪年也在急思应对之策。首先，自是向官方寻求支持。郑洪年迭电教育部，要求严惩幕后黑手。教育部原则同意郑洪年开除肇事学生的请求，但亦指斥其整饬学风不力，以致在斯时教部整理上海各校的关口，发生学生“驱长”情事。相较于教育部的苛责态度，暨大秘书长杨裕芬首在报上发声，力挺郑洪年，“本校校长及全体教职员认为此次风潮系少数人从中操纵，一部份学生从而附和……对于主持风潮之激烈分子应予严究，大部附从学生应促其悔过”。杨向教育部喊话：“如暨大学潮无适当之严格处置，则教育前途必濒破产。” 与当局密切沟通外，郑洪年也冀望于舆论同情。12月30日，他发表公开谈话，揭露派系势力操纵风潮的内情，“此次意外风波之发生，揭穿内容，不值一笑。盖以校外杂凑份子，不外某某两派，挂羊头，卖狗肉，以极少数之极小组织，披猖獗肆，姑无论矣。而国民党内之有同志若此，实深诧异”。同时，他揭示“护校驱郑委员会”组织由派系势力授命所属学生成立，并非出自大部学生意愿，“（该会）由校外人冲入指挥，临时召集会议，亦不通知全体，纯以少数劫持多数，青年何辜，遭兹鱼肉”。“某某两派”自然指向了CC系与黄埔系。郑决定跟两派斗争到底，称“余垂老矣，尚复何求？横遭摧残，本无所惧，惟自问无过，何咎可引而须辞。余产生于董事会，受命于中央，来去坦白，决不任人强取豪夺。余为老党员，今虽离开政治，专从事于教育，继受党国保护”。 学生方面力斥了派系操纵的说法，严申“驱郑”之决心：“此次风潮，学生纯为整个学校前途及华侨教育起见，不得不出此行动，以达驱邝倒郑为目的。如目的不达，学生宁可全部离校。”为了表明“驱郑”的正当，学生方面提出了改革校政的五点要求，即减免学宿费、优待华侨、恢复师资科师范科免费制度、学分制须照教育部规定、改良职员不平等待遇。其中，“驱郑”被作为校政改进的前提。报端辩驳外，“护校驱郑委员会”开始派代表赴市府请愿，要求市长吴铁城呈请中央撤换郑洪年，但未获明确答复。在周世辅的主持下，“护校驱郑委员会”在30日晚上举行首次大会，决定发动一切力量驱郑：发动中学部一致参加护校驱郑运动；呈请教育部、中央党部、行政院、校董会，撤换郑洪年；派代表即日晋京向教育部请愿；发布告华侨父老及同学教职员家长书；驱郑运动未达到目的时，暂停止上课，劝告同学切勿离校，以维秩序；招待新闻界，争取舆论同情。在CC系学生的领导下，“护校驱郑委员会”的斗志被激发出来，与郑洪年一方的争执越发激烈。 学生们咄咄逼人的态度，引起了教职员及校友会不同程度的不满。29日，暨大教职员成立代表大会。除派代表晋京报告外，并向教育部呈电，强调学生受到“外来暴徒”武力胁迫，政府须严惩涉事人员。30日上午，教职员代表赴市府报告，要求吴铁城惩办幕后黑手。吴在安抚教职员情绪后，希望教职员对当局抱持信心。学生罢课封校，事涉教职员切身利益，而幕后势力尤引其痛恨，因此才有“拥郑”之举。但事态复杂，教职员实不愿过多涉入学生与校长的纷争，得到市府答复后，便不再公开发声。相较于教职员的审慎，上海校友会则“一致拥护郑校长”，并积极联络各地校友会“拥郑”，形成了不小的声势，给郑洪年莫大的支持。但后来，随着CC系会员对上海校友会的改组，它最终沦为“驱郑”的工具。 经过各自表态，“驱郑”与“拥郑”的力量开始集结对抗，事态复杂起来。 暨大风潮引发社会震动，各种传闻层出不穷。媒体常常未能核实消息来源，报道多有错讹，但足见暨大风潮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恰是政府方面所不愿看到的。 1934年1月2日，吴铁城致电在福建浦城处置闽变的蒋介石（由侍从室主任林蔚转呈），指责郑洪年日前“于报端发表露骨谈话”，引起学生不满，风潮反有扩大之势。吴向蒋呈明，“学生方面除坚持去郑外，一切尚能听党政机关处置，不致影响其他”，只要尽快解决好校长问题，风潮自能平息。此时，吴铁城已倾向于撤换郑洪年。九一八事变后，暨大学生频频在学运中充当先锋，作为上海市长与暨大董事，吴铁城对校长郑洪年已生不满。如能在平息风潮的同时，顺势拉郑下马，也算“好事”一桩。吴铁城很快将此意透露给杨永泰。杨心领神会，1月3日致电蒋介石（由侍从室主任林蔚转呈），提出撤换郑洪年、整顿暨大的建议。杨表示，郑洪年办理不善，暨大“确为腐化恶化之源，亦向为不良政客酝酿政潮之工具”，故“似有另行物色适宜之校长，加以彻底改革之必要”。杨希望蒋能在时局艰困的危急时刻，一举解决华侨学府的重大问题。吴、杨均系政学系要角，对与孙科亲近的郑洪年并不青眼，此时“落井下石”，显有派系斗争的因素在。 不过，蒋介石此时忙于前线战事，不想因撤掉郑洪年引发更多麻烦，故训谕杨永泰等人“以切戒学生谨守秩序，校长问题听候中央解决可也”。 1月6日，蒋介石再次密电杨永泰，强调其“建议改革暨校，暂缓可也”。注意，蒋这里说的是缓办，而不是不办。说明蒋在思考之后，已同意杨的建议，但要放在闽变平定后进行。蒋的态度影响了地方与中央机关对暨大风潮的态度。闽变结束前，尽管CC系分子、郑洪年以及暨大师生、校友等各方力量站在“驱郑”与“拥郑”的两歧立场纷争不休，地方与中央当局始终谨守蒋介石意旨，在不使风潮扩大的前提下，对双方的诉求未做任何倾向性的表态。风潮前后持续月余，当与此有关。 1月4日，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看到风潮无和缓的迹象，接连呈电教育部、行政院及中央党部，希望当局早日平息风潮，避免华侨学府受损，对郑洪年给予了暗中的支持。而在同一天，“护校驱郑委员会”为增强“印象分”，同意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先行恢复学校秩序的要求，令职员限期回校办公，违者以退职论。此举作风霸道，陈中凡、张耀翔等学校领导层进行了抵制。但由于该举暗合教职员心理，又有政府支持，大部职员应命回校。该会还适机开放了学生自修室，获得了中间派学生的好感。“护校驱郑委员会”得以继续控制校园秩序。 1月5日，晋京请愿代表无果而返。“护校驱郑委员会”开始转求吴铁城、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校董，请他们提请董事会解决校长问题。而校长问题涉及敏感，诸位校董不愿在此时表态，学生屡次面谒多不获见。CC系分子掌控的上海各大学学生联合会按捺不住，主动声援暨大学生的“护校驱郑”行为，表示只要政府将郑拿下，“风潮夕平”。1月6日，《申报》赞赏了“护校驱郑委员会”主动维持校园秩序的行为，认为其将风潮限定在可控范围内，在以往学潮中并不多见。学生方面的社会公关有了一定效果。 郑洪年准备使出期末考试的“撒手锏”，破除风潮。1月4、5两日，郑洪年连电教育部，请其允准于8日照常举行期末考试。 6日，王世杰回电同意，并“转函上海市政府转行公安局严维该校治安，俾便举行考试”。暨大南京校友会派代表赴校调解，请学生按期考试。郑洪年也想借机恢复校长权威。但学生方面表示“驱郑”未成，不便考试，内中显有逃避考试的私衷。由于学生坚决反对，考试未能举行，郑洪年的意愿落空。学生方面更提请当局从陈立夫、林森、戴季陶、邵力子中选一人为校长，令郑洪年大为激愤，坚决不愿辞职。双方矛盾激升。 迫于学生、郑洪年及社会舆论的压力，政府方面无法一直“和稀泥”。1月6日，教育部、侨务委员会均派员赴暨大调查风潮实情。同日，上海校友会公开发表调停宣言，规劝学生“迷途知返”，建议郑洪年切实考虑学生的校务改进意见，整顿校务。由于CC系会员的作用，上海校友会的态度与前有所变化。1月7日，首都校友会代表汪竹一等人赴暨大调解，但“护校驱郑委员会”坚持“驱郑”，双方不欢而散。下午，上海校友会开会，邀请“护校驱郑委员会”及首都校友会代表与会，讨论风潮解决办法。《申报》记载，上海同学会在会上透露郑洪年已有去意，只要“学校继长得人”，学生能“从速恢复原状”。但1月9日，上海校友会登报否认说过“校长辞职不成问题”一语，表示会继续支持郑校长，谴责假冒上海校友会的组织。可见，在CC系会员的活动下，该会在“拥郑”上已出现激烈纷争。这对郑洪年一方明显不利。 7、8两日，侨委会代表在暨大调查。侨委会委员长陈树人曾在6日致函郑洪年，请其接洽调查代表，但8日郑才收到该函，未及与该代表等洽商。“护校驱郑委员会”获得先机，在两天内派员全程陪同代表调查，因而调查结果对郑洪年有所不利。“护校驱郑委员会”一面等待政府机关的意见，一面加大了向董事会诸校董请愿游说的力度。8日起，组织学生轮番面谒诸校董，寻求“驱郑”支持。与此同时，“拥郑”一方也加快了动作。8日，侨生代表林炎西、吴一萍晋京，申述学潮真相，请当局严惩肇事学生及背后的派系势力，对郑洪年表示了支持。 10日，郑洪年呈电教育部，指责“护校驱郑委员会”组织纠察队，破坏原定8日的举行的期末考试，并声称该会纠集校外分子驻校，威胁师生安全。12日，“护校驱郑委员会”登报驳斥郑的说法。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不休。 不过，无论是“护校驱郑委员会”与郑洪年，还是他们各自背后的“驱郑”与“拥郑”两派，都非风潮的终结者。由于风潮涉事双方均有政治背景，涉及派系权争，学生与校长间已非“人民内部矛盾”，社会影响巨大，当局解决起来颇为棘手。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决定完全交与教育部处置，如教育部仍无法解决，再提交中政会处置。教育部方面不愿再事拖延，几经权衡后，决将风潮处置权交给暨大董事会，利用暨大自身比较特殊的权力体制来解决问题，政府只从旁监督。这种处置自有道理。董事会在形式上仍属大学的内部组织结构，作为暨大最高权力机关，负有推选校长之责，但同时又在事实上受国民党中执会领导，拥有在学府与政府间自如转圜的权力来源与身份象征。由其处理风潮，既能为涉事双方接受也不致留下“后遗症”。在这个思路下，暨大驱长风潮快得到了解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