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河南省官方媒体《大河报》，在2012—2013年，经过实地调查、多方采访，在该报的厚重河南版发表了以下三篇文章，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揭开了国立河南大学在中国政权交替的1948—1949年，被失踪的历史真相的盖子： 一、2012年7月11日，《大河报》“‘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折枝成林之（2） ——困顿江南盼回归”（《大河报》首席记者姚伟、实习生姚晨雨文图） 二、2013年11月29日，《大河报》“方镇中与河南大学北归中原”系列之（一） ——“拒绝做官唯愿教书为业”（《大河报》首席记者 姚伟 文图） 三、2013年12月3日，《大河报》“方镇中与河南大学北归中原”系列之（二） ——“受命危难之际凝聚河大力量”（《大河报》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这段国立河大的历史，第一次由《大河报》昭然于世之后，关心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的学者、网友等，纷纷赞扬《大河报》不愧为河南最具影响力的强势主流媒体。《大河报》能够力争做到“立足中原，关注国内外重大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体育新闻事件，弘扬正义，针砭时弊”的承诺，所披露的这一隐匿多年关系到河南高等教育兴衰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确一马当先、调查研究、去伪存真，产生了震撼性的社会影响力，开启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捍卫研究历史“真实”的学风。人们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河南真正崛起的震荡。 《大河报》及其首席记者姚伟以他独到的认知和眼光，追寻六十四年前国立河大的踪迹，其意义在于河南曾经作为一个文化厚重的大省，高等教育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的高峰，即国立河南大学作为河南省唯一的一座文理兼备实力强劲的综合大学，这是几代学人筚路蓝缕，冲破河南封建势力、地方把头的禁锢，所建立起现代大学教育体系。是河南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划时代的开放性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由于国立河大的办学理念，突破了画地为牢、豫人治豫、关闭自守的封建观念，倡导以学术为本、兼容并包、中西合璧、广揽人才的办学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国立河大精英荟萃，聚集着一批全国第一流的高教人才。 这种“河大精神”的存续与否，对1949年之后、尤其是对现今河南高等教育的兴衰，人才的聚散，有着至关重要的深远的意义。 一、“‘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折枝成林之（2）——困顿江南盼回归” 《大河报》首席记者姚伟、实习生姚晨雨文图 （2012年7月11日发表在《大河报》厚重河南版） 编者按 《大河报》“困顿江南盼回归”一文，以真诚、苍凉、平和的笔触，第一次在河南媒体上，公开揭示了1948年国立河大的莘莘学子（95%以上无党派人士的草民）在身不由己的战乱中，坚贞不渝地忠诚于教育事业，为了维系河大基业，坚守岗位、回归河南，这段抹不掉的国立河大光明磊落的历程： 其一，国立河大没有离开大陆： “已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教育部动员河大前往广州，但遭到河大师生拒绝”； 其二，国立河大像全国所有的大学一样，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合法接管： “苏州解放后，“河南大学被陈毅领导的华东野战军接管” 其三，遵纪守法、尊重组织原则的国立河大，和河南省的派员进行了合法的交接之后，由共产党的军政领导人派专列送回河南。这就是国立河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新中国合法地位的铁证： “1949年7月，河南省政府派河大毕业生郭海长前往苏州，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直接关怀下，河大顺利回归河南。” 其四，文中提到，对坚守河南高等教育岗位的国立河大学人“划线”的非法手段，是否存在？这个问题靠权势是难以再“隐瞒”下去了，历史的事实会说话的！翻开中共党史，一目了然。1949年在知识分子中“划线”的，绝对不是1948—1949年共产党全盘和平接管中国文化教育的政治纲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法规所为： “在战火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时候，不管南下还是北归，河大师生大多选择了跟学校在一起。‘这是现实所迫，但也体现了师生对河大的认可，体现了学校的凝聚力，以及学生对完成学业的渴望。’对这一观点，鲁枢元深表认同：‘有人说，学校应该离社会远点。我认为很有道理，教育就是教育，有独立性才好，陈寅恪、钱钟书等独立学者，现在看是最有成就的。老是划线，划着划着就把学者划没了、学问划没了。’” 这种1949年9月开始，“老是划线”的“划线”，是什么党派、组织，怀着什么“目的”要在文化教育机构——大学进行“划线”？“学者划没了”、“学问划没了”，这座大学还能存在吗？ “困顿江南盼回归”（全文） 引子 2012年6月22日晚七点半，记者自郑州踏上K1104次列车，前往苏州探访河南大学一段特殊的历史。64年前，从这一天开始，逐渐有河大人赶往苏州，不过别说空调卧铺，即便一般火车也没有，他们只能三五成群，沿着铁路徒步东行。60多年前，河南大学南迁苏州办学近一年，在“极左”年代，这段历史被打上政治标签。因为这个缘故，河大与以河大部分师生为基础建立的中原大学，待遇天差地别。在后来的岁月，河大及那一代河大人备受伤害。“河南大学从苏州撤出63年之后，我以能够在苏州承续河大的一点香火欣慰。”接受采访时，苏州大学著名教授、河大文学院毕业生鲁枢元先生如是说。60多年前，河大在苏州受到了礼遇，在各界人士帮助下，河大的教学逐渐步入正轨，沧浪亭、狮子林、怡园等名胜，成了河大的驻地和教室。苏州乃文人荟萃之地，学校延聘到了钱穆、郭绍虞等大师级教授。但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崩溃，河大经费日渐艰难，更兼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师生们生计维艰。1948年11月18日《苏报》“学林漫步”栏目报道：“河大文四某女生，以经济困难竟在观前街公开拍卖衣物，见者下泪。”其实不只是这位女生，河大教授们也都是靠变卖首饰、衣物维持生计。 其时，已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教育部动员河大前往广州，但遭到河大师生拒绝。河南大学迁苏州的目的只是暂避战火，一俟时机成熟，便当回归中原。 大动荡中的个人机缘 开封城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在解放军的劝导下，河大师生躲着飞机轰炸，跨过死尸、死马，仓皇逃往城外。当时河大校友的回忆文章中，几乎都写到了那一刻的彷徨无计。他们三三两两坐在野地里，四顾茫然，没人知道如何是好。1948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时代骤变之时，大多数人如处洪流，常常身不由己，命运充满偶然，一次偶遇、一个消息得知的早晚，都可能改变终生命运。后来曾任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的崔葆章，当时是河南大学工学院水利系大一学生，开封战火一起，他与工学院两位南阳同乡一起，带着学校发的一袋面粉， 到北道门私立中原工学院（他们读高职时的校址）一间教室栖身。 为防止教室被炮弹炸塌，他们将课桌集中在教室东南角，层层摞起来接近房梁，然后躲在最底层下。外面，炒豆似的机关枪声时远时近，炮弹从屋顶呼啸而过，炸弹在窗外爆炸，胆战心惊地过了四个昼夜。6月21日，枪炮声逐渐停止，除了国民党飞机不时在空中轰鸣、扫射，开封 城平静下来了。下午四点多钟，两位持冲锋枪的解放军来到院里，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除了龙亭，全城已解放。今晚我们要攻打龙亭，会有一场恶战，这里距离火线太近，你们最好马上离开，向东向南都行，出城更好。”谢了解放军，他们就扛着面粉出城，前往河大工学院校区——繁塔南边的干河沿。途中只见国民党军尸体横卧街头，小南门外更是尸堆如山，路为之塞，他 们只好在尸体间跨越。其时天气炎热，尸体腐烂，臭气弥漫，令人作呕。过了陇海铁路，距离干河沿校区还有数里，天色已经昏黑，他们不敢继续前 行，就在附近一个基督教堂过夜。在这里，他们偶遇新华社记者季音。季音就开封报界情况和知识分子状态采访了他们，并向他们介绍解放区情况，劝他们去解放区上大学。但因长期处于国民党宣传控制中，他们对季音的话半信半疑。在他们看来，“解放区的学校不正轨，没法跟‘国立’大学比。” 第二天一早，他们赶往学校，被告知要南迁苏州，要尽快赶去报到。三人就 要不要去苏州争论了一天，也没形成一致意见。去的话，身无分文，千里迢迢，铁路中断，只能步行；不去的话，“学业中断，一辈子就完了。”学校里，同学们也都在激烈争论，最终大部分人决定前往苏州，崔葆章等人决定“随大流”。他们随着牛车、架子车、手推车组成的“难民流”东行，被国民党飞机误认为是解放军，机枪轮番扫射。不久，又听闻前面有土匪拦路抢劫。想想远在千里外的苏州，三个人不由气馁，于是返回干河沿校区。恰在这时，他们以前的同班同学、半年前投奔豫皖苏解放区的曹健民、齐新来到干河沿，劝他们前往解放区，同学的话，令他们大为信服，于是决意前往。 第二天一早，曹健民、齐新专程赶到干河沿送信，告诉他们解放区几所大学招生报名处在大金台旅社。崔葆章等人当即前往报名，当晚就出发去了解放区，旋即入新创办的中原大学。后来，这位原河大水利系的学生成了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 为学业千里相随 天翻地覆的巨变中，每个人的际遇各自不同。前往解放区的河大副教授赵俪生曾坦承，他去解放区，是因为他的同学陈其五是解放军开封前线政治部主任，“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这种机会不是任何人都能遇到的。”事实的确如此，一些河大学生得知解放区大学联合招生的消息，赶往大金台旅社时，发现已是人去楼空，据说招生只进行了一天。更多的河大学生，为了完成学业，只能跟着学校走。后来在苏州参加解放军、转业后留在江苏的李仲峰回忆说，他与几位同学逃到开封城外，正彷徨无计时，听到有人喊“河大迁校了！”于是便跟着人流，顺着铁路向东走，走到商丘遇到河大接待站，领取了一些伙食费，乘火车前往江南。 河大教授李丙寅与李仲峰差相仿佛。当时他与父亲李燕亭教授等一家人逃往城外，因大家争相外逃，宋门拥挤不堪，一家人被挤散，他与母亲、妻子和两个妹妹随人流走到开封城东十多里的地方，晚上就睡在路边。听到有人喊“河大迁校了”，就跟着向东，到南京后，发现父亲和其他弟妹没过来，母亲又返回开封寻找，两个多月后，一家人才在苏州团聚。除了在最初的混乱中仓促南下，以及前往解放区的师生，河大还有大批师生滞留开封。在他们茫然无措的时候，南京教育部的命令传来：9月1号不到苏州报 到的师生，一律除名，停发工资和学生公费金。有人这样描述当时河大师生的心境：“不知是出自对河南第一高等学府的眷恋， 还是为了学业和生存，绝大部分 河大师生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热爱的学校。身处战火中的师生们几乎都没有选择的余地，必然自愿或不自愿地选择和学校在一起。”七八月份，一批批河大师生陆续来到苏州。 江南虽好 思归中原 6月23日，苏州蒙蒙细雨，那雨飘飘洒洒，果真“像雾像雨又像风”。沧浪亭的山、石、树、亭，都氤氲在温润的水汽中，令人陶然忘机。当年苏舜钦以四万贯买下此地，傍水造亭，名之“沧浪”，自号“沧浪翁”。欧阳修应邀作 《沧浪亭》长诗，有“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之句，令“沧浪亭”名声大振。我寻一长椅坐下，静下心欣赏雨打芭蕉的悠然，手机却不识趣地响起，那是一条来自郑州的“黄色天气预警”：未来六小时将有暴风雨。相比江南的安逸，中原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连天气也来得劲爆。60多年前，河大师生从战火弥漫的中原来到温润的江南，文学院就在这沧浪亭安顿下来。江南虽好，但河大人知道，自己只是这里的过客，从离开中原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自己注定是要北归的。解放战争时期，河大的迁校是特例，其他学校只是撤离一些名教授。有人据此认为这是由于河大“愚忠”。但什么事儿都没那么简单，河大的迁移，是很多因素使然，是现实所迫。要知道开封解放比较早，当时三大战役尚未爆发，国民党的控制力还比较强大；其他学校的迁移之议，多是在三大战役之后，根本无路可走，只有坐飞机走，因此是由傅斯年动员名教授们撤离。“国立”二字，是河南大学多年追求的目标，也是多年办学成就的体现。但在1948年，这两个字，却成为一种牵绊。开封第一次解放前夕，由于担心失去这所在北方负有盛名的综合性大学，南京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等开始筹划河大南迁。由于是“国立”，属教育部直接管辖，河大不得不听命。河南地方政府素来反对河大外迁，抗战时期都坚决把河大留在境内，他们担心河大外迁会被合并，令河南失去唯一的一所大学。但河大这次迁移，正是开封第一次解放时，国民党河南政府瘫痪，省政府主席刘茂恩正杀鸡抹血装伤员逃命，根本无暇管河南大学。教育部利用战争形成的河南地方权力真空，也利用河大师生茫然失措的心理，采取种种举措，最终促成了河南大学的南迁。解放军撤离后，国民党军又占领了开封，国民党河南地方政府逐渐稳住神儿，开始向南京请愿，要求让河大返回，“并电请在京豫籍同乡协助”。这年9月，河南省参议会第八次驻委会提出议案，请河南大学迁回开封。新任河南省主席张轸去南京述职时，专程晋谒国民党总统，请求将河大迁回开封。面对河南力量，教育部采取拖延战术，迟迟不予答复，而河大“一切校具将赶置就绪，校舍问题亦大致解决”，仓促迁回势必影响新学期教学，这次回迁动议因此搁置起来。 苏州解放后，河南大学被陈毅领导的华东野战军接管，1949年7月，河南省政府派河大毕业生郭海长前往苏州，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直接关怀下，河大顺利回归河南。河南大学大部分师生没有前往台湾，也没有留在当地高校，而是追随学校回归中原。回到开封的河南大学，有六个学院十六个系的完整建制。在战火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时候，不管南下还是北归，河大师生大多选择了跟学校在一起。“这是现实所迫，但也体现了师生对河大的认可，体现了学校的凝聚力，以及学生对完成学业的渴望。”对这一观点，鲁枢元深表认同：“有人说，学校应该离社会远点。我认为很有道理，教育就是教育，有独立性才好，陈寅恪、钱钟书等独立学者，现在看是最有成就的。老是划线，划着划着就把学者划没了、学问划没了。”（2012年7月11日厚重河南版） 二、“方镇中与河南大学北归中原”系列之（一）——“拒绝做官唯愿教书为业” 《大河报》首席记者 姚伟 文图 （2013年11月29日发表于《大河报》厚重河南版） 编者按 2013年10月该报首席记者姚伟又顺藤摸瓜，亲临南阳市唐河县方家寨农村，找到了1949年国立河大“整建制”北归中原的第一当事人——校委会（1）主任委员方镇中的坟墓，访问了方家寨守墓人方平昌等乡亲，探寻了生于斯、葬于斯的方镇中悲惨的结局。 其一，根据首席记者姚伟的调查、访问，查阅档案资料，连载的“方镇中与河南大学北归中原”系列之（一）、（二），第一次揭开了1949年7月9日国立河南大学有组织、有领导的在以方镇中为首的校务委员会带领下“整建制”北归中原的真相： “方镇中被师生员工推选为校委会主任，与同仁一起整顿校务，提振人心，力助河大度过那段困顿的日子，并最终将学校整建制，带回中原。” 其二，《大河报》第一次公开公布了校委会主任方镇中被诬陷、颠倒了半个多世纪的真实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身份——无党派爱国人士（1946年到国立河大任教，拒绝在国民党国立河大直属区党部登记）： “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合作抗战成为现实，方镇中接受留法同学万锡九邀请，前往中央军官学校任教，随后奉调出任战干四团上校政治教官。1942年，他被任命为该团政治部副总教官，少将军衔，负责全团政治教学。” 方镇中被隐瞒、歪曲了半个多世纪的真实政治身份，至今不予平反的大冤案终于在《大河报》上曝光，致使利用手中权力，推翻了共产党1956年给方镇中抗日历史的组织结论，1958年8月13日，公然授意、捏造了《河南省开封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法刑字第７４９号）》方镇中“反革命一案”（该“刑事判决”现存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查被告历任伪军校中校教官、上校政治教官、少将政治副总教官……”将抗日志士——方镇中迫害致死的大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让那些站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对立面、否定国共合作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污蔑黄埔军校为“伪军校”的不法之徒，终于现出了卑鄙、丑恶的原形！ 两年之后，铁的事实，印证了《大河报》2013年所公布的国立河大校委会主任方镇中政治身份的真实性。推翻了那些“划圈子”、搞“朋党”，混淆、颠倒个人政治身份所制造的“伪史”。 2015年，在方镇中逝世四十七年之后，其遗属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枚（慰问金8000元），以表彰方镇中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彰显他精忠报国的荣誉地位（纪念章编号：2015001004）； 1946年，方镇中曾经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的历史； 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优秀学子方镇中，从海外归国抗日救亡。以抗战八年、戎装八载（1938年2月—1945年9月），在军政文化训育领域独树一帜有所建树，参与培训了约4万名黄埔员生，1946年4月17日，方镇中作为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少将政治总教官，以军简二级，系由中央秘书处保举，获颁胜利勋章一枚（方镇中获颁胜利勋章档案现存台北国史馆：档号荣01-2（4）、案号10二“拟请颁给胜利奖勋章名单”（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十七日）。 2015年7月7日，为表彰黄埔教官方镇中对抗日战争胜利做出的卓越贡献，其遗属获台湾总统马英九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证明书一帧。（纪念章编号：抗胜字第1040400906） 其三，《大河报》第一次在方镇中先生坟墓的照片下面留下：“长眠于唐河方家寨的方镇中先生，对河南大学整建制北归中原，有着不可忘却的功德。”（照片由姚伟提供） “拒绝做官唯愿教书为业”（全文） 引子 来自远方的风，吹拂着南阳盆地的沃野，流动在树梢、禾苗和野草上。唐河井楼方家寨西南，平畴一望无际。村民方平昌领着我们，沿着窄窄的田 埂，穿行在田地中。 几个土堆被野生的藤蔓完全覆盖，方平昌走上前，奋力将藤蔓拨开，让一座 小坟及墓碑显露在我们的视线中。长眠于此的人，名叫方镇中。上个世纪前半叶，唐河县涌现了诸多乡贤，方镇中即其中之一，他留学法国六年，回国后先后任香港工商日报总编辑、少将教官、河南大学教授等职。隔着半个世纪的沧桑，方镇中其人其事早已湮没无闻。记者知道这个名字， 是从《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一书中。这本书出版于2012年，几位编委平均年龄高达87岁。他们都是河南大学播迁苏州时期的学生，为了澄清母校那段特殊的历史，抒发郁结于心的情绪，他们在耄耋之年拿起笔，写下对青春岁月的回忆。在老校友的回忆中，方镇中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名字。当时，河大数千师生即将断粮，方镇中受命而出，历经艰辛，通过留法同学借到粮食，稳定了人心；校长辞职，继任的“三人小组”辞职，河大随时可能溃散，方镇中被师生员工推选为校委会主任，与同仁一起整顿校务，提振人心，力助河大度过那段困顿的日子，并最终将学校整建制，带回中原。众所周知，当时河大是河南省唯一的大学，是后来河大、河南农学院、河南医学院（现已并入郑州大学）等高校共同的母体。保全河大，对河南高等教育的存续意义重大，而长眠于唐河井楼方家寨的这个人，有不可忘却的功德。 退役少将结缘河大 1946年12月，方镇中进入河南大学任教。他曾留学法国六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但在抗战胜利后，却决意远离政界，以教书为业。命运安排他在这个时候与河大结缘，似乎注定要赋予他一项重要的使命。抗战时期，方镇中是国民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少将教官（简称“战干四团”）。说起来，抗战时的“战干团”大有来头，这是国民党开设的大型政治、军事训练机构，共设四个团，团长均由蒋介石担任，当时曾有“北伐靠黄埔，抗战靠战干团”之说。战干四团设于西安，实际上由胡宗南负责，是四个团里规模最大的一个。八年抗战中，该团共培养学员四万人，约占战干团毕业总数的一半。方镇中是一个爱国感情强烈的人。1932年，他从法国学成归国时，清华、北大都曾邀请他出任教授，但他热衷于办报，接受了香港工商日报的聘约，出任总编辑，希望借办报，宣传激励全民族共同抗日。接任总编辑之后，方镇中即发表社论，提倡全国人民、不分党派共同抗日，声言谁阻挠抗日将为人民所共弃。此后的香港工商日报倡言抗日，特色鲜明，顺应当时民情民意，销量大增。抗日名将蔡廷锴曾专门为该报题词。但因时常对蒋介石有攻击、指责之辞，这份报纸遭到各种压制，老板何东迫于压力，多次对方镇中表示不满，办报不足一年，方镇中就被迫辞职。随后曾在安徽大学任教。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合作抗战成为现实，方镇中接受留法同学万锡九邀请，前往中央军官学校任教，随后奉调出任战干四团上校政治教官。1942年，他被任命为该团政治部副总教官，少将军衔，负责全团政治教学。抗战胜利后，战干团宣布解散。战干四团所余四五百名学员全部改学会计，由方镇中等人送到毕业。1946年5月，这批学员毕业，胡宗南约见方镇中，表示了对他很看重，极力挽留他在手下任职。但方镇中已决意离开政界，自谋职业，找一份教书或编译的工作。 回到家乡河南后，他曾经的顶头上司范汉杰，正以国防部次长的身份任郑州指挥所主任，两人见面，范汉杰有意让他出任安阳专员，也被他当面拒绝了。1946年12月，经留法同学赵冠五牵线，方镇中认识了教育部次长、曾任河大校长的田培霖，田即为河大招揽人才，力荐他在河大任职。方镇中到河大的本意，是想过平静的教书生活，但一年多之后，天下风云变幻，开封战火连绵，河大被迫南迁苏州。 河大在苏州陷入困境 方镇中一家，是1948年9月上旬启程前往苏州的，他大约是河大最后一批南迁苏州的教授。走得晚，不是因为不想走，而是实在走不了。1948年6月21日，经过四天激战，开封第一次解放。但随后，国民党飞机持续大规模轰炸，传言要“三天炸平开封城”。在混乱之中，第一批师生踏上南迁之路。当时方镇中的妻子身怀六甲，不能远行，一家人不得不跑到城外暂避战火。解放军战略撤退后，国民党重新占领开封，南京教育部的命令随即传来：9月1号不到苏州报到的师生，一律除名，停发工资和学生公费金。留在开封的师生渐渐南下，而方镇中的妻子于8月17日分娩，仍是无法动身，一直等到9月上旬，一家人才踏上南下之路。尽管到得晚，学校对方镇中一家还是很关照，为他们预留了不错的住房，这让方镇中十分感动。初到苏州时，虽有诸多曲折，但经各方努力，河大3000多名师生很快安顿下来。 抗战胜利后的两三年，是河大空前的好时光。学校结束了八年的流亡，回到开封校区，1946年，教育部任命著名历史学家姚从吾为河大校长，姚教授从北大南下，带来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广揽人才，兼容并蓄，让饱经离乱的河大，呈现兴旺气象。学校发展到六个院十七个系，还有产校、护校、附属中学等附属学校，拥有学生3000多人。对于当时的苏州来说，安顿这么多人并非易事。姚从吾东奔西走，通过教育部、江苏教育厅，获得了苏州各界的大力支持， 寻觅到沧浪亭河南会馆、通和坊湖南会馆、顾家祠堂、怡园等六处校舍。 随后，学校又在苏州、南京、上海等地聘请师资，著名学者钱穆、郭绍虞都 是在此时出任了河大教授。对于那一代学子来说，钱穆教授主讲的《中国文化史导论》，郭绍虞教授主讲的《中国文化批评史》，蒋吟秋教授的《目录学》都是令人大开眼界的课程，大师们娓娓道来，纵横驰骋，妙趣横生，那渊博的知识、透彻的分析能力，让他们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学校从上海、北平购置的图书，以及教育部配备的器材仪器，也先后运抵苏州，学校的教学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当年的法律系大四学生林福五回忆说，方镇中到苏州不久，即被任命为法学院代理院长，负责安排全院课程和聘请兼课教授，他除担任政治学、国际法课程之外，还经常邀请国内著名教授和学者前来法学院做学术讲座，比如冯友兰、郭绍虞、姚雪垠等，都在法学院做过演讲，“方院长自始至终都陪同在讲堂上。”1948年9月下旬，冯友兰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听闻河大在苏州，即前往拜访，应邀在法学院、文学院等处演讲，这也成为那一代河大学子记忆中的亮色。可惜好景不长，1949年底以后，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南京教育部想让河大南迁到广州，被河大师生拒绝。此后，教育经费和薪水拖欠日益严重，校长姚从吾辞职南下，河大日渐陷入困境。数千师生衣食无着，学校随时可能瓦解。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较广泛人脉关系的方镇中，成为师生和衷共济、摆脱困境的希望。 （2013年11月29日《大河报》厚重河南版） —— （1）1949年3月诞生的国立河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当时的名称“校政维持委员会”。1949年4月29日该委员会作为国立河南大学唯一的合法机构，代表国立河大接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军管会派文教委员会主任徐步等进驻国立河大之后，在军管会领导下联署办公的65天之中，积极配合军管会办理学校的一切事务，因此按当时共产党接管文化教育政策，对接管各所国立大学的代表机构的统一名称为：国立河南大学校务委员会，简称：校委会。 三、“方镇中与河南大学北归中原”系列之（二）——受命危难之际凝聚河大力量 《大河报》首席记者 姚伟 文图 （2013年12月3日发表于《大河报》厚重河南版） 编者按 《大河报》在“受命危难之际凝聚河大力量”一文中，第一次涉及了国立河大的学生自治、教授治校的这一重大命题。 其一，“1948年底，河大校长姚从吾辞职去了台湾，南京教育部任命教务长郝象吾代理校务”，而由于暗藏在国立河大的反动政治势力，以掌握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最后给国立河大两个月的经费，成立“学生自治辅导委员会”，企图以打压“学生自治会”向代理校长夺取治校权，迫使代理校长郝象领导的“三人小组”，因拿不出经费而辞职，使国立河大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在国立河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领导下，以有学生自治会秘书长公开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杨泽海出面，他们靠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在“苏、宁、沪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他联络各方，推举德高望重的无党派人士法学院院长方镇中、工学院院长郭暄等人组成校务维持委员会，在学生自治会与教授结盟的情况下，掌握了学校的管理权，安定了学校大局，结束了学校的混乱局面，从而完成了“1949年7月2日，河大六个学院基本完整的教学班子和部分学生，登上“专列”，千里回归中原”的使命。 其二，《大河报》坚定不移的为共产党和平接收中国文化教育的政治纲领正名：苏州解放“两天后，河大校委会接受解放军苏州军管会和平接管，全体师生在军管会登记领取口粮和薪水。像全国其他高校一样，河大具备了在新中国的合法地位。” 其三，《大河报》又第一次曝光了河南省近代教育史上难以回避的——国立河南大学“北归”变“南逃”的大冤案： “躲避战火的南迁，被定性为‘跟国民党南逃’，众多师生‘被怀疑、被审查、被迫害、被限制使用……’甚至在苏州参军、参干的学生，也有不少人牵涉到追究“南逃”的事件中”；“作为苏州期间的校委会主任，方镇中为维护河大所做的努力非但没有得到尊重，反而因此终生蒙上阴影，回到河南不久，他成为“留用人员”，后来又被赶出学校，在开封拉架子车为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反革命分子”方镇中被押送回唐河老家，两年后因肝癌与世长辞。” 其四，《大河报》在该文的最后一段，借用了《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一书收录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檿弓先生的一篇文章，当年跟随父亲原国立河大文学院张长弓教授全家追随学校南迁苏州，亲历其事的张檿弓语重心长地一句话：“以‘南逃’罪先人，近诬；以‘革命’褒先人，近谀。还是恢复事情本来的面目比较好。” 一针见血的道出，毁灭河南省镇省之宝——国立河南大学、毁灭河南高等教育宝贵人才，萧墙之祸的根源！ 受命危难之际凝聚河大力量（全文） 引子 在苏州教育界，“杨泽海”是个受人尊敬的名字。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先后担任苏州七中、二中的校长，一生植兰种蕙，结下善缘无数，至今仍有当年学生撰文回忆他懿行。杨泽海是王屋山下济源人，1945年考入河大，1948年随学校南迁苏州，是中共地下党员、校学生自治会秘书长。1949年前几个月，河大陷入困境时，在苏、宁、沪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他联络各方，推举方镇中等人组成校务维持委员会，化解种种难题，力保河大不乱不散。那段时间，一个和衷共济的河大，坚决拒绝南迁台湾，在来去自由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与学校不离不弃。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河大是最早打出横幅，走上街头欢迎解放军的单位之一。两天后，河大校委会接受解放军苏州军管会和平接管，全体师生在军管会登记领取口粮和薪水。像全国其他高校一样，河大具备了在新中国的合法地位。 这年的5月，河大校委会主持了约600名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并陆续为他们和 其他自愿参军、参干的学生办理相关手续。随后，校委会组织协调清理校产，处理与苏州各界未尽事宜，启动繁琐的返校程序。7月2日，河大六个学院基本完整的教学班子和部分学生，登上“专列”，千里回归中原。回到河南后，河大却没有得到在苏州那样的礼遇。河大人在战火中维护学校、自愿回归的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相反，有人将其视为“追随国民党南逃”。没经客观调查，没机会申辩，自愿北归的人，稀里糊涂成了“南逃”，这顶大帽子，给许多人带来灾难、阴影，甚至是终生的不幸。对此事的处理，也令河大蒙上了阴影，给学校发展带来长期不利影响。这段往事，令那一代河大人久久不能释怀。2009年，苏州解放60周年之际，当年留在苏州的杨泽海、吴长吟、兰林等人，忆起数十年得知的点点信息，内心积郁，不吐不快。他们联络尚在世的30多位校友，决意写下亲历的真相。 2011年5月，《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一书即将完成初稿时，杨泽海溘然长逝，临终之际，他不无欣慰地对妻子说：“我这一辈子，我能说的话我都说了，我能办的事业也都办了……” 东奔西走筹款借粮 1949年初，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河南大学师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中，方镇中被师生推到了前台，担负起为学校筹粮筹款的责任。到苏州时，方镇中是法学院政治系主任，后代理法学院长，负责聘请师资、安排全院课程，他勤勉公正，待人宽和包容，颇得师生认可。但他被推举出外筹 款借粮，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人脉较广，社会活动能力较强。 方镇中在家乡唐河高小毕业后，应表兄郭须静之邀前往北京读书，先后入读北师大附中、北京法政大学，随后留学法国六年。他身材高大，相貌俊朗，为人正直、勤恳，更兼擅长打篮球，在北京读书时是校队主力中锋，同学专门为他组织啦啦队。这些特点，使他在同学中广有人脉，他的同学至交王思华、侯外庐活跃于文化界，何世礼、赵冠五、万锡九等则活跃于国民党军界、政界。经何世礼、万锡九介绍，他本人也曾于抗战中担任少将教官。由于这些背景，与同事相比，他在校外有较广人脉。大约由于这样的原因，1948年10月、1949年1月，方镇中两次被推举为教授代表，先后与马非百、于赓虞等人一起，前往南京教育部索要经费和欠薪。1949年春节前，河大师生即将断粮，方镇中再度被推举，与几位教师和学生代表一起外出筹措粮食。当时河大师生3000多人，教师大多携家带口，部分高年级学生也带着家眷，总人数有5000多人。当时河大拒绝南迁广州，已与国民党教育部脱离了关系，虽承蒙苏州各界帮助，这么多人的生计仍是大问题。正当人心动荡的时候，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方镇中的四个子女中最大的7岁、最小的仅半岁，但他没有顾及自己的困难，毅然承担责任，为学校大局外出筹粮。江南的冬天，湿冷异常，更兼特殊时期交通不便、吃住困难，而随身携带筹 粮款项也是件很危险的事。但方镇中等人顾不得种种艰辛，东奔西走，四处找门路筹措粮食。据学生代表李耀乾回忆，他们一行四五人先奔上海，在复旦大学李健吾教授 （刚从河大离职）帮助下， 住在四川路河南旅馆，随后他们奔波了两天，却看不 到一点希望，只好离开上海赶往南京。 在南京奔波数日，也是毫无结果，就在大家倍感绝望时，无意中得到一个信息：江苏省粮食厅长叫何玉书，方镇中顿时大为高兴，此人是他留法同学！于是 一行人当即赶往何玉书的办公地镇江。同学情谊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经方镇中陈说河大情形，何玉书慨然允诺帮忙，经何先生协调，江苏省政府借给河大一批粮食，解决了燃眉之急。“从上海到南京又到镇江，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找门路，足足跑了十多天。幸运的是这次借粮成功，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是何等欢快！”时隔六十年后，李耀乾写道。这次借粮，让很多人知道了方镇中。不久后，学校发生一次重大变故，师生 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他。 出掌校务维系河大基业 1948年底，河大校长姚从吾辞职去了台湾，南京教育部任命教务长郝象吾代理校务，郝象吾请张静吾、马非百两位教授组成“三人小组”，共同管理学校。第二年3月，“三人小组”与学生自治会产生分歧，觉得无法解决种种难题，在怡园校部贴出告示，宣布辞职、离校。这个突如其来的状况，使河大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此时局势动荡，如果不能凝聚人心，学校将面临瓦解危险。沪宁中共地下党组织得知情况，立即做出指示：河大绝对不能在苏州解散，采取积极措施，保护这所高等学校。杨泽海回忆说，他接到地下党指示后，即与学生自治会会长刘士燮联络各个方面，拜访教授会会长蒋镜湖，职员会会长杨震华等人，召集了十几次会议，协调各方面意见，决定让全校师生民主举荐，选择有威望、有能力、各方信得过的人组成校务维持委员会，维持学校安定，保护河大在苏州解放前夕不乱不散。当时各方商定的标准极高，既要作风正派有威信，又要业务上有权威；既要社会工作能力强，又要愿意为师生服务。最终师生们推举了方镇中、郭暄、杨震华、王鸣岐等七人组成校委会。校委会的产生，令河大人大感宽慰，师生齐聚怡园校部，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送当选委员进驻怡园校长办公室。在这个委员会中，方镇中是主任委员，他与副主任委员郭暄、常务委员杨震华常驻怡园校部主持校务。“学校的教学业务，行政管理，经费筹措与安排，完全由校委会负责”。杨泽海写道，方镇中、郭暄、杨震华“几乎每天下午都在校部主持召开各类会议，听取各方意见研究校政工作”。他们公开学校财政，赢得师生信任，切实清理学校资金，筹集粮款，处理各类繁杂事务，解决了师生吃饭问题。在时代大动荡中，河大出现了团结一致、和衷共济、迎接解放的局面。“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通过校委会和学生自治会共同努力，突破了河南大学在苏州濒临解散的最后一次危机。”杨泽海回忆道。苏州解放后，河大校委会当即接受解放军苏州军管会和平接管。在军管会文教部长徐步的领导下，校委会主持了造册登记、接受供给、领取生活费用、清理校产等各项工作。当时正是用人之际，除600名毕业生外，还有上千名学生要求参军、参干，校委会陆续为他们办理了相关手续。 这年6月，河南省政府派郭海长前往苏州接收河大，方镇中、郭暄等人将学校全部人员名册和财产清册交给郭海长，并在清理完一年来租借苏州各界账目后，宣布校委会自行解散。1949年7月2日，河大六个学院基本完整的教学班子和部分学生，登上“专列”，千里回归中原。但他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不是鲜花，而是怀疑的审视。躲避战火的南迁，被定性为“跟国民党南逃”，众多师生“被怀疑、被审查、被迫害、被限制使用……”甚至在苏州参军、参干的学生，也有不少人牵涉到追究“南逃”的事件中。 作为苏州期间的校委会主任，方镇中为维护河大所做的努力非但没有得到尊重，反而因此终生蒙上阴影，回到河南不久，他成为“留用人员”，后来又被赶出学校，在开封拉架子车为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反革命分子”方镇中被押送回唐河老家，两年后因肝癌与世长辞。《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 纪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檿（yǎn弓先生的一篇文章。张檿弓的父亲，是河大文学院教授张长弓，当年他们一家也追随学校南迁苏州，1949年初，他母亲得知开封要招收一批中学教员，就带着孩子冒险北返解放区。这一举动，后来被赞赏为“革命行动”。亲历其事的张檿弓说，父母随校南迁和母亲北返开封，其实都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没有什么政治考量，“以‘南逃’罪先人，近诬；以‘革命’褒先人，近谀。还是恢复事情本来的面目比较好。”（全文完） （2013年12月3日 厚重河南版） 执行编者方西峰2018年3月22日 说明：《大河报》以上三篇文章，已收入时代教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一书中。现该书健在的编委责成该书执行主编方西峰，将《大河报》三篇重要的调查性纪实在网上公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