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一个始终困扰中国史学界同行的问题是：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有没有自己的理论？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只是记述历史而没有理论。我个人认为，出现这种说法或者误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以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著作反衬中国古代历史著作，这不仅是历史时期的错位，而且也抹煞了中西理论思维的不同特点。二是中国学术自身在反观学术史时，多着眼于“史”，而较少自觉考察“史”中之“论”，尤其较少从系统性方面作出考察。
    经过近二三十年来的深刻反思和细致考察，尤其是观念的转变，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中国古代史学拥有丰富的理论遗产，包括历史理论遗产和史学理论遗产。在历史理论方面，有《新语》《淮南子》《盐铁论》《人物志》《帝王略论》《帝范》《唐鉴》《唐史论断》《读史管见》《史怀》《读通鉴论》等；在史学理论方面，如《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小序，刘知幾《史通》，高似孙《史略》，朱明镐《史纠》，卜大有《史学要义》，章学诚《文史通义》等。另外，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具有多种存在形式，如历史著作中的史论、史评，独立成篇的史论、史评，诏令奏议中的史论、史评，类书、目录中的史论、史评，以及学人文集、野史笔记、私人信函中的史论、史评等。
    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还有历代学人探索之连续性的优势。这种优势表现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朝代兴亡得失之故、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的关系、政治体制的抉择及其利弊、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历史人物评价的原则和方法、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在史学理论方面，如历史发展影响史学发展，史学的教育作用，史学对总结历史经验、积累政治智慧、启迪人生修养的价值，修史传统与传承文明的关系，编撰历史的主旨、内容及史学家的历史观、史学观，史学家的自我修养意识和中国史学的信史传统以及史学批评及其作用，史学发展规律等，均需发掘、梳理、总结和阐发。这种连续性的探索不仅使后人兴趣盎然，而且显示出永久的特殊魅力。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继承性、民族性；二是原创性、时代性；三是系统性、专业性。这三个特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密切联系的：继承性和民族性，说明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时代性，说明是创造性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系统性、专业性，说明是学科的整体性和专业性相统一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进行认真总结和批判继承十分必要。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和判断哪些已经过时，哪些还有生命力，哪些能为构建当代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所借鉴，从而体现中国史学的特色、风格和气派。
    70余年前，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宏伟气魄和远大眼光已为历史所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紧迫的历史任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认为，从专业和学科做起，从继承性、民族性做起，追溯历史渊源，珍惜思想资源，探索理论优势，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