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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是清末最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历史上，他放眼世界，寻找智慧，给中国知识界奉献了一笔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他因翻译《天演论》而被赞为“中国西学第一人”(康有为语)，且“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语)。这位曾担任过马尾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纂、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等职务的著名学者，也曾致力于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译与编审，其蕴含在教科书中的启蒙思想，为20世纪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指明了方向，并影响至今。 一、严译《天演论》震撼近代中国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入马尾船政学堂学习轮船驾驶，并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西学启蒙。1877年（光绪三年），他被保送到英国学习，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考课屡列优等”。1880年，被聘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90年为总办(校长)。在水师学堂任事二十年里，严复还办刊、译著、撰写文章，逐渐成为了开启民智、引领时代进步的卓越启蒙者。后来，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耶方斯的《名学浅说》成为知识界广为流传的“八大名著”，并作为一些新式中学的教科书。如吴汝纶在其所开《学堂书目》中，将《天演论》列入作为教材供学堂使用，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要求教师教学生阅读严译《原富》。在1914年第7版的《名学浅说》封面上，印有“教育部审定”及“中学堂用”字样。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熟知的《天演论》。 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后，几乎是在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的同时，严复翻译完成《天演论》。1897年12月在天津的《国闻汇编》刊出，1898年正式出版。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学者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的。虽然赫胥黎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演讲得如诗一般，但严复并不在意一只青蛙是如何变异的，他关注的是达尔文进化论在人类社会的运用，并为人类社会的“物竞天择”做了一个词，叫做“天演”。严复没有对原文照搬直译，而是根据需要将自己崇拜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移植到赫胥黎的书中，《天演论》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严复自己撰写的三十多条“按语”，故被鲁迅称之为“‘做’了一部《天演论》”。严复要阐明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如能顺应“天演”的规律而实行变法维新，就会由弱变强，否则将要沦于亡国灭种而被淘汰。他在《天演论》的“导言”中写道:“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在《天演论》的“结束语”中，更是大声疾呼:“吾辈生之当日，徒用示弱，而无益来叶也。固将沉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疆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吴汝纶在为《天演论》作的“序”中评价为“尊译《天演论》，名理绎络，笔势足穿九曲，而妙有抽刀断水之致，此海内奇作也。”《天演论》犹如输入古老神州肌体的新鲜血液，在思想界与知识界引发的震撼，绝不亚于“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导致的热带风暴”。 康有为看到这部译稿后，推崇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第一者也，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 王国维在1904年撰写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称:“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生动叙述自己作为学生的感受:“《天演论》出版之后，不出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他不但撰写了《生物竞争，适者生存论》的论文，并且将自己的名字也改为“适之”。 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也记载他在南京做学生时，“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 自1898年正式出版以后，短短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翻印无数，几乎成为所有渴望新知的青年学子人手一册的必读书。可以说，在那个近代教科书出版刚刚起步，新式读物异常匮乏的年代，严译《天演论》成为了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教科书。 二、亲历早期中小学教科书的翻译、审查和编撰清政府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护自身统治，而兴办教育“全以教科书为胜败”，他们本能地希望“钦定”一种教科书颁行全国。1902年10月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和编书处成立，张百熙聘严复为译书局总办、林纾为副总办，聘李希圣为编书处编辑总纂。严复就职后，制订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认为翻译外国教科书为当务之急，蒙学和小学又为急中之急： 一、现在所译各书，以教科为当务之急，由总译择取外国通行本，察译者学问所长，分派深浅专科，立限付译。 二、教科书通分二等。一为蒙学，二为小学。其深邃者俟此二等成书后，再行从事。 三、教科分门，一地舆、二西文律令、三布算、四商功、五几何、六代数、七三角、八浑弧、九静力、十动力、十一流质力、十二热力、十三光学、……、三十五德育读本。 …… 当1904年春严复辞去译书局总办之职时，京师大学堂已翻译了不少程度较高的西学教科书，但编书处并未编撰出全国统一的教科书。于是清政府在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正式明确了教科书的审定制度，原则上允许民间参与教科书的编译和出版，并在1905年12月学部成立后于总务司下设立审定科，主管审查教科图书。 1906年4月7日，严复在《中外日报》上发表《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一文，对教科书编写主旨、编写人才、内容、审查、颁发乃至印刷销售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高等教育中“吐辞发文，皆教科书也”，故“教科书不一定是教育之所必需”。但是，“高等之学校不必有，而自中学以下，至于小学，则又不可无……故曰中学以下，不仅德育，即智育亦不可无教科书也。”他指出，学部在教科书审查过程中应该起到“举其纲”“定其简”的作用，但不主张由学部颁定统一之教科书，并列举了统编教科书的五大难处： 学业繁多，学部之员，不必皆擅，而乃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而后有合，其难一也。颁审既定，举国奉行，若吾国前者《四书集注》。既为功令之事，何取更求改良，其物转瞬已陈，无日新之自力，其难二也。幅员既广，地利不同，教科书听民自为，则各适其宜，自成馨逸，人之取用，能自得师。至学部为之，则万方一概，适于北者不必宜南，详于山者且略于泽，其难三也。学术进步，星周辄殊，使学部与时偕行，则力不暇给;若历时不变，则禁锢聪明，其难四也。教科之书，施用日广，其价必期至廉，其书必期甚合，欲二者兼得，必听商业竞争，而后有此，学部自为，无此效也，其难五也。审此五难，则知以学部自行颁定教科书，虽有益于一时，必得损于永久矣。 严复还提出，在遵循教育宗旨的前提下，对教科书的审定和选用应该持宽松态度:“立格不必过严，取类亦毋甚隘，但使无大纰缪，而勿与教育宗旨乖戾，有害学童道德脑力者，皆许销售，听凭用者自择，且为之力护版权”。鉴于严复当时在学界乃至政界的广泛影响，他对于教科书审定的这些进步思想，无疑推动了教科书编撰的社会广泛参与平等竞争。 在严复1909年（宣统元年）的日记中，还多处记载他亲身参与审定及修改教科书的记录。如:“十月二十一日看图书公司所编国文教科书。纰缪百出。”“十一月初七日看陈曾寿、潘清荫所编《国民必读》。”“十一月初九日严、宝两侍郎以《国民必读》相托。”“十一月十九日在家改《国民必读》，闷损已极。”最终，严复于“十二月十四日到部，交《国民必读》与朗溪。” 这一年，严复还任学部编订名词馆总纂，带领王国维等人厘定了植物学、数学、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地理学、宪法等学科名词，并出版名词对照表，便利了教科书的编撰(译)。不仅如此，严复在1910年还参与商务印书馆《初等小学堂习字贴》编纂，他的草书编入第九册。 哈佛大学教授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的第一章中写道:“严复所关注的事是很重大的，他设法解决这些事情的努力颇有意义，他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都意味深长。”在严复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号角声中，在那些伴随着紧迫的民族危机感与焦灼的救亡意识的特殊时空里，在“中国向何处去”及“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渴求中，全社会寄希望于教育，教育寄希望于全新的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彪蒙书室、会文学社、科学书局、中国图书公司、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将中国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推向高潮。中国现代教科书以别开生面的原创力和果敢精神，从一开始就无可置疑地将中华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为解决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教科书明确强调身体是现代人自然属性的第一关键词、自主平等是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独立意识、物质财富是现代人利益理解的积极转换、权利义务是现代人享受民主政治的前提……现代教科书汲汲以求引领青年学生，在艰难困苦的社会环境中迈出时代的新步伐，期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实现中国社会“变”落后为先进。 历史就是这样有因缘，这位十二岁时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马尾船政学堂学习驾驶专业、二十三岁被公派到英国仍然学习驾驶专业的学者，最终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耀眼的词语，点亮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路的灯塔。特别而又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教科书从出现到发展、从编撰到出版，普遍吸收了“适者生存”的思想，并使“优胜劣败”成为其精神实质。 作者简介： 吴小鸥，女，1969年生，江西上饶人。教育学博士。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