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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七年（1688），担任河道总督已有12年之久的靳辅被革职。与此同时，明珠等多位大学士也一同被免去职务。这就是康熙朝著名的“河工案”。这次罢免风波是否只因黄河治理意见相左而起？作为整个案件的仲裁者，康熙帝是否还有其他用意？ 一、“河工案”引发的罢免风波康熙二十七年，河道总督靳辅被革职。这是他为官道路上首次遭遇挫败，也是担任该职多年来遇到的空前挑战。当时，江南道御史郭琇指责靳辅治河无功，户部尚书王日藻也称屯田一事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其实, 靳辅自康熙十六年上任以来，受到的质疑屡见不鲜。黄河泛滥的灾患在历史上不计其数，治黄是困扰历朝统治者的心头大患。康熙初年，黄河下游连年决溢，河道、运道陆续被严重破坏。河务与漕运、三藩并列为朝中三大事，靳辅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临危受命。经过十余年的整顿，决口泛滥之灾大为减轻。其间，质疑声仍时有出现。如康熙二十一年，当他再次提出“支银十四万余两，另开运河于骆马湖之旁”时，左都御史魏象枢予以反对；候补布政使崔维雅提出与其相左的治河意见；工部屡次疏称其治河无功，要求将其革职。不过，这些声音始终未能影响靳辅在河务中的职权，河工也在有序进行。 与此前不同，康熙二十七年的弹劾内容渐渐偏离河务正题。郭琇指称靳辅听信幕宾陈璜，试图阻挠下河开浚，并将其与大学士明珠的种种劣迹相联系；漕运总督慕天颜也称，户部尚书佛伦等奉命会勘河工时都听从靳辅的说法，自己未敢附会；山东道御史陆祖修疏言，“靳辅身虽外任”，但“与九卿呼吸甚灵”，以至“会议之时”，吏部尚书科尔坤、户部尚书佛伦、工部侍郎傅拉塔、左都御史葛思泰等纷纷偏袒他，而置“公议”于不顾；工部左侍郎监修下河孙在丰奏称：会勘河工时，佛伦等原本商议要挑浚，且“拟有疏稿”，后来却未向皇帝汇报。此事“虽系佛伦主稿”，但实为“靳辅阴谋”。靳辅的幕宾陈璜亦受到严厉指责，“黩货无藉、法所不宥”。 陈潢为浙江钱塘人，在治河方面颇有建树，是靳辅整顿河务的得力助手。所谓“会勘”一事，指尚书户部佛伦、吏部侍郎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等人受皇帝旨意前往勘察河工一事。康熙二十三年，皇帝首次南巡。目睹高邮、宝应诸州县被水淹后尚未复业的实情，认为应该重视下河和海口工程。考虑到靳辅正在督理黄河堤岸，而且两处各在一地，便决定另差其他人负责。这项重任就落到了“才守堪委”的时任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身上。于成龙主张“开浚海口故道”；靳辅认为应“开大河”，建长堤可抵海潮。两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下河之议”和“海口之争”由此开始。面对这种局面，皇帝不仅听取了多方意见，而且于康熙二十七年派出佛伦等人前往当地进行考察。历经两个多月的实地勘察，他们仍支持靳辅的治河主张，认为应当按照其原有思路来开展治理。 面对蜂拥而至的疏参，靳辅等人展开回击，指责慕天颜等朋谋陷害、阻挠河务。但这些争辩并没能阻止随后的罢免风波。先是佛伦、熊一潇、达奇纳、赵吉士因明珠结党事被免职，接着靳辅被革职，其幕僚陈璜不仅被“革去职衔”，而且饱受“杖流”之刑。“河工案”至此暂告一段，但事情还没有结束。考虑到新河臣尚未到任，便派学士凯音布、侍卫马武等去看阅河务。于成龙之前称：“靳辅开中河，无所裨益，甚为累民”，“河道已为靳辅大坏”。凯音布等人看到的局面却与之截然相反，“中河内商贾船行不绝”。康熙二十八年，皇帝再度南下，阅视河道时亲眼目睹了靳辅的治河成效，而且得知江南多地百姓对前任河道总督赞誉不绝。这些正面信息都为靳辅重新参与治河事务提供了有力依据。此后，尚书苏赫等奉旨前往勘阅沙河南北两河水势时，靳辅亦在其中；漕运总督董讷疏请“放南旺湖水”，皇帝要求听取靳辅等勘河大臣的意见；户部侍郎博际、兵部侍郎李光地、工部侍郎徐廷玺“前往查阅”时，靳辅亦一同前去。康熙三十一年，复职不久的靳辅去世。不过，在被罢职的四年间，他始终在河务中发挥作用，黄河治理仍延续了其原来的规划。 二、案件仲裁者康熙帝的态度担任河道总督之初，经实地调查并详细研究历代治理举措后，靳辅连呈八疏，系统陈述自己全面治理黄、淮、运的规划。这符合康熙帝一劳永逸的治河初衷。黄河治理关系国计民生，各项事宜都需要中枢机构来参与决策。清朝入关后，中枢决策机制几经变更。其中，最主要的决策形式有议政王大臣、九卿、“御门听政”三种。其基本运作模式是以皇帝为核心、议政王大臣和九卿为会议政事主体、阁臣充当顾问。可见，最终的商议结果都要由皇帝来裁决。因此，靳辅的大修主张虽然遭遇了议政王大臣的反对，但并未改变其治河的总思路。 作为朝廷重大事务的仲裁者，康熙帝向来注重从多个渠道获取信息。当于成龙和靳辅在下河开通与否问题上发生争执时，鉴于两人的说法都很有道理，皇帝便要求 “传问高、宝、兴、盐、山、江、泰七州县见任京官”。之后，为知晓当地民众的看法，又派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速往淮安高邮等处”，实地走访民意。 靳辅任职河道总督的十余年间，皇帝对他的治河举措总体上呈支持态度。这主要体现了其以河务本身为重的惯有原则，而非个人情感使然。康熙帝也曾向大学士表达自己对靳辅的不满，认为他“为人似乎轻躁，恐其难以成功”。这种偏见在河流回归故道的喜讯传来且亲自勘察后才有所改观。工部三次疏参，称靳辅修理河工“并无成功”又“虚糜钱粮”，要求将其革职。康熙帝当时的考虑是，“河工重大”，“因一时不能成功即行处分，或另差人修理，恐致贻误”。于是，决定“俟一二年后，看其若何”。这种“以河务为重”的惯有立场在与内阁学士席柱的一番言论中再度显现，“河道关系漕运，甚为紧要”，“若另用一人，则旧官离任，新官推诿，必致坏事”。之后争议空前的“下河”事务中，康熙尽管倾向于成龙的主张，但仍未撤换靳辅，同样出于河务的考虑。 面对种种质疑声，康熙帝都没有动摇继续让靳辅负责河务的决心。而康熙二十七年的一连串弹劾事件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逐步偏离河务，进而促使事态发生大转变。郭琇对靳辅的疏参开始波及明珠，指责两人“交相固结，每年靡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弹劾队伍中还有工部尚书、工部左侍郎、江南道御史、山东道御史、漕运总督等官员。被弹劾者也据理力争，双方在激烈的争论中相互揭发。这成为案件发展的转折点。 借着科道官的弹劾，康熙帝开始将讨论的矛头转向当时朝政中的种种诟病。最显著的就是“在廷诸臣”之间“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同年门生、相为援引倾陷”。大学士为内阁长官，是文臣中的最高官位。其职责包括起草诏令、批答奏折、参议国政、宣布谕诏；九卿会议本该“各出己见、公同商酌”。可眼前的情形却是，彼此要么附和不已，要么针锋相对而茫然无知、“随众画题”的官员也不占少数。作为三大中枢决策机制之一，九卿会议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清朝立国后不断扩大其人员范围，主要是为了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以尽可能地提高中枢决策的准确性和合理性。结果，却事与愿违。早在“下河”问题产生分歧时，康熙帝已敏锐地捕捉到，“与靳辅善者，为之称美；与靳辅不善者，言其过失”。可见，官员们“挟私意、纵偏论”的用意甚为明显。 此外，康熙帝还表达了自己对用人方面的不满。清朝初年，采取多种措施广招贤俊之才。科举制确立以后，荐举依旧是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如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由现任官员推荐有识之士的招揽人才方式，在当时受到鼓励。通过推荐获得贤才固然快捷，但也隐含着一些负面效果。最大的危害就是官员们相互拉帮结党、徇私受贿。这一点令康熙帝颇为不满。 三、康熙帝借机整顿朋党、调整内阁人事弹劾事件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逐渐由河务转向相互间的批驳与揭发。这种积蓄已久的不正之风促使康熙帝下决心整顿朋党，因此出现了被弹劾者与弹劾者一律被罢免的局面。就连曾被派去勘察河工的佛伦、熊一潇、达奇讷、赵吉士以及一同前往的江南总督董讷、漕运总督慕天颜也都在免职之列。 至于革职缘由，要么未提及，要么仅有“居官不善” “极其庸劣”等类似的虚语。以户科给事中赵吉士为例，他被革职的理由为“行止不端”，实指其“寄籍”应举一事。赵氏世居徽州休宁，早年入籍浙江钱塘（今杭州市）参加科举，顺治八年考中举人。原籍应试是清代科举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即考生必须在原籍所在地以自己所属户籍类别参加科举考试。此外，还有针对流动人口而设的寄籍应试之法。根据相关规定，若具备置有田产、庐墓等必要前提条件，士子可以向流入地呈请入籍（即落户），满足一定年限的规定后即可在该地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也十分普遍。即便如此，赵吉士还是被冠以“行为不端”之名而被免职。可见，康熙帝借机清除朋党之弊的用意颇为显著。他认为，朋党之争扭曲了人们对是非的判断，“河工案”便是残酷党争的结果。 被免职的官员中，除陈璜被捕不久便因病去世外，其他人后来都重新获得为官机会。而罢免风波中明珠等人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他们不仅先于靳辅等被免职，而且日后的仕途境遇也是另一番情形。大学士勒德洪、李之芳、余国柱三人直到去世都没有再担任过任何职务。科尔坤于康熙三十二年“复尚书原衔”；明珠被革职后不久再度获授“内大臣”，此后的二十年间“虽权势未替”，但“竟不复柄用”。结合处置先后顺序、所受处分及日后的复职情况，“河工案”中被罢免的官员可分为上述两类。整体来看，事件对明珠、勒德洪、李之芳、余国柱四位内阁大学士的影响更大，靳辅等其他人的官宦生涯似乎并未受到实质影响。所以，清除朋党之外，康熙帝的其他用意仍值得追问。 清朝入主中原的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整肃也是刻不容缓。该项工作在顺治时期已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对满族宗室势力的控制。等到康熙帝即位，全国形势日趋稳定，使统治重心的转移成为可能。康熙帝幼年登基，初期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异姓辅佐皇帝处理朝政，这是对满洲旧制的重大变革。随着皇帝日渐年长，亲政的渴望也愈发强烈。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康熙帝顺利解决四辅臣问题。有了前车之鉴，有效牵制新势力成为必然。以索尼之子索额图为例，此人在清除鳌拜过程中立有头功，很快荣升为内国史院大学士。但为了限制其权势，康熙帝还是采取了一些平衡之术。明珠和勒德洪就是这种情形下擢升为武英殿大学士的。这是康熙十六年的事。明珠势力的膨胀得益于平定三藩，他在极力支持皇帝撤藩的过程中立下功劳。索额图被逐出内阁后，明珠权重一时。 从辅臣到三藩，再到索额图，任何势力的独大都是康熙帝不能接受的。明珠等人日后被革职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对于郭琇等人的弹劾内容，康熙帝并非不知晓。疏参事件正好提供了契机，他便顺势大谈朝廷内部的不正之风，指明朋党问题是朝政中最大的弊端，进而促成了内阁人事调整。就个人官宦生涯而言，李之芳的仕途大发展也是在三藩之乱后。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发动叛乱。当时，李之芳正在担任浙江总督。平叛行动中的战功，使其得以迅速升迁，直至大学士。康熙帝这次的内阁人事调整主要是针对平定三藩后成长起来的一批新势力。此次调整并非没有预兆。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巡抚穆尔赛加征火耗案、二十五年蔡毓荣案等事件都牵扯到明珠，皇帝对科尔坤、佛伦等人的不满也在与日俱增。最终，夺职罢官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结 语康熙二十七年，因“河工案”而起的弹劾事件引发了空前的罢免风波。从起初的河务之争，到不同势力间的相互揭发，案件逐渐偏离治河事务本身，演变成官员们的一场辩论。作为整个过程的仲裁者，康熙帝在其中起了颇为关键的作用。靳辅担任河道总督的十余年间，尽管阻力重重，但皇帝始终都坚持以河务为重。郭琇等人的疏参改变了他的这种惯有立场，并促使其展开了关于朝廷不正之风的一番大论述，尤其是党争问题。从这一点来看，利用官员之间的质疑和反对，打击朋党势力、整治为官风气，是康熙帝此次决定将数人革职的关键原因。党争的发生源自部分官员位高权重，对这些人及其势力的抑制甚至清除，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因此，看似与“河工案”关系不显著的明珠等人不仅先行被革职，而且从此再未得到重用，其原因即在此。至此，康熙帝顺利完成了对内阁人事的再一次调整和统御。 作者简介 张霞，女，1986年生，山西离石人。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