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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鼎】 鼎,最初是用以烹饪食物的,后来其实用意义逐渐减弱,成为权利和等级的象征。禹铸九鼎的传说,向后人诠释了鼎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鼎又是歌功颂德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后都会铸鼎,以记盛况。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器形雄浑厚重,铭文字数众多,堪称青铜器中的重器。因为三者都出土于晚清时期,故并称晚清“海内三宝”,闻名于世。其中的大盂鼎现在就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海内三宝”之大盂鼎 西周 大盂鼎 大盂鼎为国家一级文物,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铸造于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它的造型特征为圆腹、立耳、柱足,器身各部分比例适度。为了增强器物的体量感,鼎的口沿内缘呈斜面,外缘很宽,光洁的鼎腹下部微微鼓出,三足粗壮,在颈部有一圈兽面纹装饰带,足部上端也饰以兽面。这种造型样式最初出现于商代晚期,到西周以后成为大型铜鼎的主要样式,大盂鼎就是这类鼎的代表作。 并且,制作于西周早期的大盂鼎,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弥足珍贵。 大盂鼎在清朝道光初年,也就是1891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岐山是西周的发源地。从周武王灭商建国,到周幽王亡国,西周共历三百多年的风雨,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文明的繁荣时期,它的物质、精神文明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岐山地区人文荟萃,文物古迹闻名遐迩,是著名的青铜器之乡。 破解大盂鼎的身世 大盂鼎291字铭文 要破解青铜鼎的身世,一般要从鼎上的铭文入手。所谓铭文,是指在金属铸器上以或突起或凹陷的形式铸造或刻制的文字。这种文字通常称为“铜器铭文”,宋代开始也称其为款识,而文字学专家则称之为“金文”、“钟鼎文”。 过去,尤其是清代末期的考据家们对于青铜器的断代多依据于铭文。它是远古历史最有说服力的记述,是最具魅力的符号语言。大盂鼎腹内侧铸有19行铭文,共291个字。其铭文雄壮凝练、圆润遒劲, 用笔方圆兼备,字体端庄美观,布局质朴平实,通篇铭文气韵生动,疏密得当,让人叹为观止,堪称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杰作。 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内容,大都是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风貌。 那么,大盂鼎的铭文讲述了怎样的内容呢?大盂鼎内的铭文铭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能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铭文中说明盂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 大盂鼎的流离辗转 作为青铜重器的大盂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也给它带来了无数曲折的故事。大盂鼎自出土之日起,就一直流离辗转,风波不断。 清朝同治七年,即1867年,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荫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手中得到了大盂鼎。潘祖荫对金文颇有研究,得到大盂鼎后,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内容,并认定这件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是无价之宝。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盂”,所以,潘祖荫就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除了大盂鼎,另一件青铜重器大克鼎也是潘祖荫的珍藏。潘祖荫病故后,其弟潘祖年将二鼎运回故乡苏州,作为传家之宝,谨守护持,绝不示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潘家后人将二鼎深埋保存。潘氏全家避难到上海后,直到战乱结束,二鼎得以安渡劫难。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大盂鼎的第八位主人、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也已经年过半百,她深知单凭她一家,实在无力保护这只无价的宝鼎。1951年,潘达于向华东文化部写信,表达了捐鼎的决心。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与大克鼎便陈列在馆内。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大盂鼎从上海来到北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4年3月14日,是潘达于老人的百岁寿辰。为了感谢这位为国捐宝的老人,上海博物馆请回了大盂鼎,并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一位百岁老人,跨越了一个世纪的人生不但充满了传奇色彩,更是中国百年历史的缩影。 如今,历经风雨的大盂鼎静静地伫立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内,周身散发出一种洗练、凝重的大气之美,充分体现出西周王朝的鼎盛之势。大盂鼎内的铭文是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专家所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