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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管理现代化研究》系彭蕾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丰富拓展而成,从研究的选题、书稿章节设计到具体内容的取舍,以及下编专论题目的确定,作者都与我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文物管理是文物事业的基础,文物管理现代化研究对文物部门来讲基本是空白。实践证明,文物管理现代化是在传统管理中孕育而生的,新中国文物工作与国家现代化相伴相行。从现代化的视角对文物管理进行研究,把握住与国家现代化的关联,有利于提高现代化意识,加强现代化管理措施。作者通过对文物管理历史和实践进行总结,深入探讨和论述了文物管理现代化的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开创性成果,对文物管理进一步发展有积极作用。 文物管理中确立了一系列体系,比如,文物法律体系、标准体系、规划和计划体系等,作者从体系及其构建的体制机制角度,以评估标准作切入点,联系文物保护实际,对依法管理能力、水平、效果等作深入分析,从而把文物管理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二者同步、协调,为文物管理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实践开辟了一条新路径。本书是第一部文物管理现代化研究著作,具有理论和方法论价值与重大现实意义。 纵观全书,有这样几点在我看来是难能可贵的: 第一,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将管理学与文物学两个学科有机结合,用管理学思维,结合文物专业理论,于复杂的文物管理实践中抽丝剥茧,提炼指标并设计评价体系,以期建立一个文物管理现代化评价机制,借以考量文物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另外,作者将法治元素贯穿全书,比如上编选取我国文物行政执法为试评价对象,并对文物行政执法现状做出深刻解析;下编诸如中国特色文物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现状研究、文物进出境管理与中国流失文物追索之路等专论,无不体现出作者良好的法学素养。本书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对文物事业的深入发展将大有裨益。 第二,作者详细梳理了现代化理论本土化的发展历程,重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思考轨迹,从近代中国关于现代化的讨论,到“四个现代化”,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直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作者将现代化理论与文物管理实践进行对比,从文物工作方针、文物保护单位制度、相关中央文件、文物制造工艺和保护技术以及用现代化治理理念指导文物工作等多个角度对现代化理论与文物管理实践的关系做出论述。夹叙夹议,有理有力,文物管理的历史和现实交相呼应,带有现代化性质的文物管理工作一下子在读者脑海里变得鲜活而立体。 第三,作者利用这个评价体系对文物行政执法的现代化水平进行了评价,并验证评价体系的有效性。通过评价,作者旗帜鲜明地得出结论:对文物管理现代化来说,现代化管理意识是最为根本的。正如书中所述“事情终归是由人来做,决定也好、执行也罢,事事成败,其中人的素养应是根本性原因,是起主要作用的。”并且作者还根据评价结果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强化信息管理,建设全国文物信息化平台,以及加强队伍建设,推动机构专业化水平等中肯建议。这种经过合理论证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的做法,表明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可贵的科学精神。 第四,从本书的结构设计来看,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文物管理现代化评价体系研究,将现代化理论发展、文物管理现代化进程、文物管理现代化评价体系一一呈现。下编是关于文物管理现代化的专题论述,选取与文物管理现代化评价体系相关的一些方面,诸如法律体系、博物馆管理、文物市场管理、流失文物追索、文物数据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围绕这些主题做进一步拓展分析,既是对上编的呼应,又做了内容上的拓展,有助于掰开揉碎地介绍文物管理,评价文物管理。全书整体布局显得完整而合理。 最后,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贯彻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特色文物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等章节中。作者认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对新时代文物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使命。同时也为文物管理现代化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方向。这些认识是深刻的,应当重视。 在上述概括的一些重要特点之外,这里摘录书中几段作者在论述大的时代背景下,关于文物管理现代化重要的开拓性论述: 如在“文物工作方针体现了……关系”部分写道:“我国一直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文物工作就在其中,要把二者联系起来看待,将文物管理纳入到国家整体管理之中。事实上,文物管理与国家现代化相伴相行。”“两重两利”方针,即“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基本建设’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文物保护’是文物管理现代化的主要方面。可以说,这个方针一半与国家现代化有关,一半与文物管理现代化有关,二者合璧成一个完整的现代化方针。”这是一种开创性论述,将文物管理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相契合。 又如,在“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是文物管理现代化重要举措”部分写道:1956年,在全国农业生产建设高潮中,为了保护重要文物,国务院在《通知》中要求各省公布文物保护单位,“从此确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是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制度之一。”1961年《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对文物保护单位“四有”作出规定。“1982年《文物保护法》公布,是文物管理现代化进程中又一重要标志。”该法对文物保护单位“四有”进一步作出规定,同时规定可以在其周围划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其环境风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确立的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是对重要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现代化管理的重要举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文物保护单位要进行科学保护管理,不但要保护其本身安全,还要保护其环境风貌,这种做法与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是共通的、共融的。”这是一种开拓性论述,有利于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 再如,在“文物制造工艺及文物保护技术为国家现代化起到支撑作用”部分,在概述这方面的一些重要实例后,做出综合论述:“水文考古、沙漠考古和地震考古等文物管理的创新,体现了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对促进农业现代化、沙漠治理、水利发展都颇有益处。反之,国家现代化建设也对文物管理的科学性和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是一种辩证的、科学的论述,有助于阐明文物技艺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拙著《文物保护管理概要》,谢辰生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殷切希望“广大文物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实践,能够不断地总结经验,开展理论研究,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管理学而努力探索。我们相信,随着人们对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个目的是一定能够达到的。”三十年来,文物界专家学者发表了一些文物管理方面的论文,或在著作中设文物管理专章论述,但未见新出版的文物管理专著,彭蕾的《文物管理现代化研究》是目前见到的文物管理现代化研究专著,其重要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应当给予重视和支持鼓励。 文物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希望彭蕾博士和文物界同志,继续总结文物管理历史经验,深入研究文物保护管理实践,借鉴国外有益的东西,争取多出重要成果,为建立中国特色文物管理学科,促进中国特色文物事业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文物管理现代化研究》,彭蕾著,文物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