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的研究，涉及“话语”问题。所谓“话语”，实际是人们为申述思想、见解之概念和范畴所构成的体系，不同的话语体系，会导致不同的理念。中国史学历来之繁荣程度，足可占世界史学文化遗产的半壁江山。史学理论中若没有中国的“话语”，则第一必然片面，第二可能舛误。西方的现代、后现代史学理论，其“话语”植根西方土壤，无须全面照搬。为克服外来主观主义史学流派的负面影响，我们应当打破现代西方史学概念工具的套路，建设有中国话语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这是历史学界当前的要务。
    史学理论建设的必要性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流派杂沓纷呈，例如文化形态史观、新黑格尔主义史学、新文化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等等。其中在理论上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就是所谓“历史哲学由思辨向分析的转移”。“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和意义”，即探索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其规律性、历史事物的评价和意义，这是对社会历史作理论层次探讨的历史理论。“分析派的历史哲学”乃是“从解释历史事实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是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这是对历史学做理论性总结的史学理论。因此，所谓“思辨的”与“分析的”历史哲学，不过是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而已，一些学者之所以采用这样蹩脚的表述方式，部分原因是语词的贫乏——据说西方缺少区别“历史”与“史学”的语词概念，但这决非主要原因，因为语词很容易根据需要而构建出来。如果明确划分历史与史学的概念、划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范畴，一开始就能清晰地展示客观历史与人们之历史认识的区别和联系，这是西方“分析派”历史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主张历史依赖于史家的主观精神、个人思想，从而以主观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方法消解了客观历史，此乃通过史学认识论的扭曲，来否定积极探索历史规律的理论。
    中国史学界毫无必要接纳“思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一类话语，中国自古就有史实与史学的不同概念，而且一向倡导撰史务从“实录”的理念，反对用个人的思想和想象来“重演”历史，这一点与现代西方史学理念格格不入，而与唯物史观相通。
    史学理论建设的基础和特征
    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知识基础和学术依据是什么？这是不能不提出的问题。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体系。历史唯物论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其全部观点和结论立足于对历史事实的研讨和考察。真实的历史进程如何，真实的历史状况如何，才是历史唯物论的基点和研究的起点。
    正如历史理论是对历史事实和社会发展真实历程的抽象性概括，史学理论的建设基础也应当来自历史学发展状况和发展历程的总结。这里仍然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而不能简单地套用某种历史哲学的范畴和观念。对史学发展状况予以总结的学科，就是史学史。不言而喻，史学理论应当以史学史的研究为基点，从史学史研究的可信成果出发，抽象出理论化的论断，建立自己的认识体系。中国史学史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作为史学理论建设的知识基础，中国史学史不能缺位；而根据中国的史学发展史且参照西方史学史，这样得出的史学理论，毫无疑问会带有中国史学遗产中的概念、命题与思想因素，即具有明显的中国话语特色，这应是史学理论建设的特点之一，也是其优点之一。
    中国史学在长足的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概念组合，如表达史家必备资质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等概念，反映史籍存在官修、私修以及不同级别的国史、野史、正史、杂史等概念，说明史学社会功能的鉴戒、资治、经世等概念，彰显治史准则的直书、实录、实事求是等概念，归纳史书编纂方式和内容范围的体例、书法、通史、断代史等概念，揭示史学内在结构和层次的“事”、“义”、“文”概念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概念经过整合与新的阐释之后，大多能融会到当代史学理论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认为：只有灌注了当代思想和精神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史家思想之外，“事实其实并不存在”。而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区分史学“事”、“义”、“文”层次的理念，即可破解克罗齐的观点，北宋史家吴缜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作为历史思想的“义”是附从于史事的，二者关系不能颠倒，也不可搅合一团，克罗齐的主观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建设中国的史学理论，并非盲目排外、闭门造车。相反，史学理论的探索，应当观照古今中外的史学发展状况，外来史学理论的优秀成果，需要认真鉴别和汲取精华。但无论如何，总结和概括几千年来中国史学以及史学思想的发展，必须得到格外关注，更多地用中国话语发展当代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建设的前景
    在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更新，史学理论的结构应当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
    史学本体论不限于叙述唯物史观的原理。史学本体论还要进一步探讨历史学的本质是什么，是科学还是艺术？客观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如何？历史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史学存在和运行的社会机制是什么？历史学的发展有无规律？
    史学认识论，是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大量难点皆在此中，例如：历史认识能否达到符合客观历史的原貌？历史认识是否可以检验、如何检验？历史学研究的宗旨是什么？不妥善解决这些难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就不能说是完备的。对此，回避不可以，随便解说不可以，套用别的一种观念也不可以，必须结合史学史的研究予以阐明，只要将史学理论建立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那些认识论的难点就可以解决。例如历史认识如何检验的问题，是主观唯心论历史观否认历史学科学性的主要说辞，而从史学史上考察，凡属可靠的和正确的历史论点，都是史学探讨者群体在求真、求是准则下，经过研究与论辩得出的。因此，在求真、求是理念下，历史学界共同进行的历史学学术实践，才是检验历史认识的唯一标准。顺理成章，求真与求是，乃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
    史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不应只是讲述研究历史的具体技能，那种如何搜集史料、如何判别文献史料和其他资料等具体方法和事例，可以提到一些，但必须将治史方法概括、提高为理论化的总结，以高度抽象的纲领，纳入具体实例。
    源远流长、连续不断、特别兴盛的中国史学，为史学理论的探研提供了丰富、清晰的素材与发展线索，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入研究，完全可以揭示中国史学起源与繁荣的原因和机制，阐明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解决了中国史学的这些理论问题，进而考察整个世界史学的发展机制与规律，总结其方法和理路，给完善社会历史规律的探讨以启迪、以参照，都是可能达到的目标。当然，这些理论研究工作的每一进展，都是十分艰难的，需要史学界更多的学者锲而不舍地共同努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