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限掌中置，刹那成永恒。”这四句诗词，出自英国诗人、画家威廉·布莱克（1757—1827）的长诗《天真预言》。该诗脍炙人口，每一句都意味深长、耐人寻味。不仅如此，这首132行长诗里的其他诗句同样值得品味。细数起来不禁发现，布莱克在这里提及人类之外的29种动物，包括知更鸟、斑鸠、鸽子、云雀、鹪鹩、猫头鹰、老鹰、蝙蝠等飞鸟，野兔、野鹿、豺狼、狮子等野兽，苍蝇、蜘蛛、金龟子、毛虫、飞蛾、蝴蝶、蚊子、蜜蜂、蚂蚁等昆虫，蛇虺、水螈等爬行动物，以及鸡马牛羊猫狗等家禽家畜。诗人欲借这些动物的自然习性来讽喻人类的种种劣迹，特别是彼时英国社会所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表达了对被驱作战的士兵的叹息以及对贩卖女子为娼者的诅咒。
    在布莱克生活的时代，英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不只是政治和社会的不平等，那些物种本身乃至自然世界，在工业化浪潮的波及下也出现了命运的转折。随着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在世界范围的推进，与之相关的自然变迁及其命运问题从一国和局部性的地方问题，发展为多国和全局性的世界问题，并呈现出日益加剧和严峻的态势。对于这一问题的性质，美国中世纪史和科技史专家小林恩·怀特（1907—1987）在20世纪60年代将其概括为“人类对自然的恶行及由此带来的悲惨结局”。怀特还凝练出“我们的生态危机”或“生态反弹”等短语，对之作了足以振聋发聩的表达。
    由于“生态反弹”的驱使，以地球日运动的发生（1970年）和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1972年）为标志，美国和国际社会进入“环保关头”（The Environmental Moment）。那时候，作为环保先驱的许多科学家的生态思想成为世人谈论和应对这一问题的法宝。其中，美国生物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提出的“土地伦理”主张和“历史的生态学解释”方法得到了很多历史学者的认同。他们当中不仅有人专门论述和研究利奥波德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而且有人在探讨其他的历史论题时自觉地贯彻和运用利奥波德的思想与方法，甚至仿照利奥波德的“像山那样思考”的表述，提出“像河那样思考”的主张和“水伦理”观念。其根本宗旨在于，认识自然在人类历史和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非人类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和影响，借此反思和检讨人类文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的利弊得失，重新解释“人类事务”，从而使得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探索在历史学领域日益自觉起来，并成为一项前沿的学术活动。
    众所周知，这项学术活动被称为环境史研究。它不仅在美国史学界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学术研究中呈现出兴盛的局面，以至在国际学术界，以环境史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遍地开花，以环境史为名称的学术组织层出不穷，可以说环境史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环境史研究的专门人才也在茁壮成长。而随着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这一历史学新领域到底为学界和社会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也成为国际学术界着力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休斯在《什么是环境史》中说过，“环境史的一个有价值的贡献是，它使史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时下关注的引起全球变化的环境问题上来”，这一点可能是较为普遍的认识。如果更进一步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环境史研究带来了深层次的思想观念的变革。这突出地表现在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自觉地运用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引进生态系统理念和范畴，将全球、区域、国家、城市、村庄等历史研究单位视为类型不同、规模不等的人类生态系统，即社会—经济—自然同构的复合生态系统，将人类历史视为这一复合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过程，从而突破了历史学的固有领域，使历史思维空间大大开阔，同时重塑了历史学的世界并树立了“生态世界观”。
    有学者认为，“生态世界观”是美国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最早在《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一书中，对西方思想的最新成果所揭示的整体世界观的概括。的确，卡普拉的这一著作及其思想对于理解“生态世界观”的内涵和特点颇有启发。不过，卡普拉本人用于概括整体世界观的术语是“新实在观”，它包括“系统生态观”等。而这里所谓的“生态世界观”，指的是环境史学者在从事历史研究时，以生态学的方法观察和分析整个世界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总的看法和观点，它是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主张和生态意识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运用，其特征表现为整体性、多样性和有机联系性。在这种“生态世界观”的视域下，“世界”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还是一个土地共同体或生态共同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不仅有人类，而且有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即丰富多样的生物群落。进而言之，这个“世界”不只是“我们的”和“你们的”，也是“它们的”；没有“我们”和“你们”，它们照样生息繁衍；而没有了它们，“我们”和“你们”只能坐以待毙。这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种事实已经为许多的环境史研究成果所揭示。从这一史实中，可以深刻地体悟自然的巨大力量以及人类和自然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
    不仅如此，环境史研究还严正地揭示，怀特所说的“生态反弹”其实包括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系统性问题，譬如森林滥伐、土壤侵蚀、荒漠化、盐碱化、物种灭绝、环境污染等，它们可能无法预见抑或始料未及，但无论如何，其影响巨大并贯穿人类历史，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更加严峻。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机械的世界观来认识和应对，人类文明将走入危险的绝境。对此，美国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环境史著作《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做了较为清晰的对比和解答。他指出，过去有些社会因为环境问题消亡了，有些却没有。于是，他通过分析历史上一些社会崩溃的事例，得出了左右社会崩溃的五个因素：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邦失势以及社会如何回应生态环境问题，认为其中第五点最为关键。而一个社会的应对之道，则如戴蒙德所总结的，取决于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那些成功避免了崩溃的社会，更懂得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也学会了更好地与自然相处之道。
    因此，环境史研究中以“生态世界观”所重塑和呈现的“历史世界”，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有机联系并协同进化的世界，是一个复杂、多元和混合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历史运动，是因应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复杂变化而出现的多向度的、复杂的曲折运动。这就迫使人们必须积极地探索历史世界的多元维度和世界历史的丰富内涵，充分考虑人类史之外存在于自然史之中的种种时间和空间，并在新的时空维度下将它们有机地勾连起来，以把握更复杂、更多样化的历史联系。只有抛弃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将世界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认识和探讨，人们才能够真正懂得世界在如何运行，人类如何与之适应，它的最根本的价值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要敬畏和亲近自然，从而在小生境中把握大世界的运行，并理解“无限”和“永恒”的真谛。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