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
    《史记》在展现中华民族发展、融合历程的同时，也展现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总的来看，中国地域辽阔，不同民族各有特点，各有精神追求，但经过长期积淀，互相包容，达到了普遍认同，形成了共同的核心价值目标。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史记》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维护统一。《史记》展现了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奋斗历史，尽管这个历程极为曲折艰难，但统一始终是人心所向。从黄帝开始，就为一统天下而“修德振兵”，此后，“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矣。”（《秦楚之际月表序》）这是司马迁对先秦以来统一天下艰难历程的概括。统一是人心所向。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三十世家体例的解释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并且对每篇的写作目的进行了说明，在20篇中使用了“嘉”字。这个充满赞誉性情感的“嘉”字绝大多数集中在周代诸侯国辅佐周王室和汉初维护中央统一的人物身上。《史记》“十表”每一表也都体现出了这部著作大一统的思想。
    开拓进取。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地开拓进取，夏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就是开拓精神的体现。《史记》中体现进取精神的首先是帝王。中华民族的奋斗不能没有理想和目标，帝王就是这种理想和目标的代表，王迹兴衰变化体现着民族的奋斗历程。《史记》以帝王为中心，这是时代的必然，我们不必苛求司马迁。尽管像三代圣君、秦皇汉武等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野心，但当他们在结束分裂、统一天下时，或在巩固自己新兴政权时，表现出非凡气魄和力量，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因而受到人们的称赞。
    社会发展是由各个阶层的人物共同推动的结果，天子毕竟是少数，因此，最能体现我们民族开拓进取精神的当是社会各阶层人物。以将相名臣而言，有的忠心耿耿，辅佐国君成就大业，如周公辅成王、管仲辅桓公、萧何辅汉王等；有的大臣敢于进谏，为国着想，如触龙说赵太后，张释之、冯唐面折汉文帝，汲黯直言汉武帝，等等；有的正直廉洁，奉公守法，如《循吏传》所记的孙叔敖、郑子产等“循吏”；有的为民请愿，除暴安良，如西门豹治邺等；有的出使四方，不辱使命，如蔺相如“渑池会”、张骞通西域等。三千年历史，战火不息，因而传记中出现了许多军事家：有的运筹帷幄，如张良、陈平等；有的驰骋疆场，如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田单、廉颇、白起、王翦、韩信、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像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代表了这类人物的进取精神。
    《史记》人物中，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些思想家，他们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积极开拓，表现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还有文学家的创造，体现了我们民族在精神领域中的探索精神。还有《史记》中的天文、历法、医学等领域的特殊人物，也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史记》中还有大量的下层人物，如游侠、刺客、商贾、俳优、卜者，等等，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可以说，下层人物虽然做的事情不一定惊天动地，但他们的进取精神同样应予以肯定。人类社会是由多阶层组成的，如果缺少了下层人物的进取奋斗，那么，社会这座“金字塔”也就缺少了坚实的基础。
    坚韧不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明设立列传的原因：“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但封建制度并没有给每个人建功立业创造条件，“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 《淮阴侯列传》），因而，建功立业是非常艰难曲折的。也正唯其难，才更显出奋斗者顽强不屈的精神，也更具有生命的价值。《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是一个热心救世的人物，他有宏伟的抱负，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尽管到处碰壁，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精神给后代志士仁人以极大鼓舞。屈原为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与党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甚至自己被赶出朝廷后，仍在不断地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这种追求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司马迁身受宫刑，奇耻大辱使他痛不欲生，想一死了之。但是，《史记》还没有完成，如果一死了之，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他坚强地活了下来，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写了许多“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伍子胥报仇，名垂后世；句践卧薪尝胆，称霸天下；范雎逃难，历尽艰险，终于权重秦国；季布为人奴而不死，终为汉代名将。正是这些人，给《史记》增添了生命力量，千载而下，仍使人激动不已。
    革故鼎新。当旧的生存环境已经老化，没有生机、没有朝气时，一些有志之士，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较为清醒的人物，极力想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或革新，或革命，以改变或摧毁现实、建立新的生存环境为目标。改革，意味着改变传统，改变旧有的观念和做法，尤其是改革触动贵族利益时，往往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时，先以雄辩和果敢打消了秦孝公的疑虑，然后又与甘龙、杜挚等保守势力进行斗争，终于使秦国获得新生。但后来，保守势力又一次抬头，商鞅被车裂，成为悲剧人物。再如《晁错传》所记，西汉初年，中央集权和地方势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晁错从加强中央集权的愿望出发，提出许多变革的策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削弱郡国势力，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诸侯对他恨之入骨。结果，晁错被身斩东市，同样成为悲剧人物。
    如果说革新还只是对现实进行轻微改造的话，那么，革命则是更激烈的改造现实的方式。《史记》所载的汤伐桀，武王伐纣，乃是改朝换代。一个王朝因为政治敝坏而走向覆灭，但同时又意味着另一个受民众欢迎的王朝的新生。对华夏民族来说，这是暂时的曲折和苦难，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就体现在这伟大的变革之中。“本纪”就是这个变革的具体体现。与改朝换代相关联的是起义。也正由于这些起义，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民族积极进取、勇于革命的精神。尽管起义多以失败而告终，但最终给后人的，却是一种可歌可泣的精神。
    忧国爱国。忧患，这是个体生命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春秋战国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把这种忧患意识扩大到整个社会。忧患意识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它饱含着生命的热情，是人的生命意志的顽强表现，促使人发奋努力，促使人追求“生”的价值。《屈原列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当社会处于分裂、动荡之时，忧患意识会成为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一大批有志之士，为社会的统一、安定而忧虑。如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局面，与思想家们的忧患意识分不开，尽管各家学说不完全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有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就是如何结束战乱、统一天下。诸子百家的著作中，都有这些思想家的自我形象，透过他们的理论主张，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忧患意识。《史记》对这些思想家的忧患意识也都有表现。当然，在天下一统、新王朝刚刚建立之时，统治者为巩固政权也往往产生忧患意识，因而也会有共同的时代课题。如西汉初年，围绕着如何巩固政权问题，出现了一大批忧患人物，《史记》中记载的陆贾、贾谊、邹阳等，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忧患，甚至在盛世也会出现“危言”。贾谊生活在“文景之治”的盛世，朝廷上下都以为可以坐享太平，独有贾谊深谋远虑，发出振聋发聩的忧世之言，表现出超前性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与爱国精神紧密相连的。忧国，正是为了爱国。在中国古代，爱国精神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而且往往与忠君连在一起，但它已作为我们的民族心理，深深地积淀下来。《史记》所记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奋不顾身维护国家尊严，在内部不愿与廉颇争功，而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霍去病为国家忘自家、克己奉公，卜式输财助边，济国家之困，李广反击匈奴，保家卫国等，都体现了爱国精神。
    崇尚德义。西周时，“敬德”思想就已成为衡量国君的一个重要条件。此后，社会急剧变化，人从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人成为主宰自己行动的主人。而要真正做人，就必须注重道德修养。孔子的仁学思想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就个体人格而言，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更追求大丈夫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尤其是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格追求，给有志之士以巨大的鼓舞力量。在《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许多国君德厚仁爱，受到民众拥护爱戴；而暴虐如桀纣的国君，则被民众推翻。《郑世家》记载子产的话语：“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执政者不得不实行一些于民有利的措施，以显示自己的仁德，尤其是新王朝建立之初，更是如此。像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文帝等，被人称为仁爱之君。即使像“春秋五霸”，也时常打出仁德的旗号，以争取人心。《孝文本纪》记载：“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当然，在《史记》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志士仁人的高风亮节。伯夷、叔齐不愿食周粟而饿死；屈原为保持高洁人格而沉江自杀；鲁仲连宁愿“蹈东海而死”，也不忍秦国称帝；尤其是《赵世家》记载的“赵氏孤儿”故事中的公孙臼、程婴等义士，为保护赵氏孤儿而牺牲自己谱写出一曲动人的乐章。
    《史记》所表现的民族精神，除以上所述外，还有：维护正义、反对邪恶；团结友爱、忠于职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