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民族精神塑造所起的重要作用
    《史记》所表现的中华民族的生命及其精神，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消逝而消逝，也没有随着历史的过去而凝固，而是一个继续流淌着的过程，它是传统精神，但经过净化、升华之后又变为现实精神，并指向未来。
    《史记》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空洞的，是由无数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的精神而形成的，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从这里开始发源。民族生命、民族精神犹如一江春水，细大不捐，兼收并蓄。在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河流愈来愈宽，声势愈来愈大，力量愈来愈强。如果把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比作一个母系统的话，那么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一个子系统。在这些子系统里，有无数个富有生命活力的个体生命在跃动。它的跃动，使整个系统都充满了活力。《史记》中许多人物积极进取、刚强不息、勇于革命，也正是活力的体现。一个民族的大厦需要全民族的人来支撑。而《史记》中大量的优秀人物、脊梁人物，在支撑民族大厦过程中起了中坚作用，对民族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部史书，《史记》通过独创的编撰体制展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司马迁第一次把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纳入一个巨大而又有系统性的载体之中。《史记》是纪传体著作，以人为核心反映历史的变化，所以，对于民族精神的展现主要是通过各阶层人物来实现，这些人身上有我们民族精神的徽记。本纪、世家、列传三体各有侧重，从不同的层面展现帝王、贵族、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三体的开篇颇有深意，它们具有共同的思想特征，即以“德”和“义”立意，已经体现出我们民族的价值追求。本纪开篇《五帝本纪》，突出五位帝王的“德”和“让”，有德者有天下。世家第一篇《吴太伯世家》，司马迁在《自序》中阐明创作主旨：“嘉伯之让，作《吴世家》。”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亦是如此：“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所以，司马迁选择人物，其中就蕴含着他的精神追求。一些高官厚禄之人没有进入史书反而一些下层人物入选，目的就是要突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物。《史记》选择人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物精神的选择过程。“八书”展现不同时代的文化典章制度，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认识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丰富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背景。“十表”则以大事年表的形式清晰展现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的流程。因此，《史记》五种体例互为补充，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这个系统中得以体现。
    《史记》对于民族精神塑造的又一贡献在于，较为真实全面地记载了各民族逐渐融合的过程。通过这个融合过程，也体现了我们民族兼容并包的精神。如前所说，《史记》设立专门的民族列传，真实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记》其他篇章中也往往注意民族融合问题。如《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说明吴国与中原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如《自序》所言：“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强调句践与中原的关系。《晋世家》记载晋悼公时重用魏绛，“使和戎，戎大亲附。”晋悼公称赞道：“自吾用魏绛，九合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体现出不同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特点。
    《史记》为了展现人物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采用了一些独特手法。因为精神不是空洞的，而是通过具体的行为体现出来，所以往往在人物传记中放大某些事件。虞舜至孝，禹分九州，句践卧薪尝胆，商鞅变法强国，蔺相如渑池相会，田单复齐，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一战，晁错削藩，李广治军，张骞通西域，司马迁发愤著书等重大事件，最能表现人物的精神，《史记》也就特别用浓墨重彩去描写。有时则通过一个小小的细节，体现人物的精神品格，如《吴太伯世家》记载，季札出使，北行时造访徐国国君。徐君喜欢季札的宝剑，但没敢说，季札心里也明白徐君之意，但因还要出使中原各国，所以没献宝剑给徐君。出使回来又经徐国，徐君已死，季札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坟墓树木之上才离开。随从人员不解其意，季札曰：“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表现了季札诚信的人格精神。廉颇“负荆请罪”表现知错就改，“公仪休拒鱼”表现廉政，甚至不知名姓的“漂母”，其助人精神也感动后人。另外，《史记》常常通过人物的语言描写、心理描写以及对比描写等手法表现人物的精神追求，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当然，司马迁敏锐的思想，独特的价值观、历史观，渗透在《史记》中，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关键性作用。司马迁是思想家，他要“究天人之际”，通过三千年历史找到了答案：推动社会巨轮前进的是人不是天，而每个人身上所体现的精神正是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他要“通古今之变”，强调从“变”中观察一切，社会在变，人的精神也在变，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逐渐形成。司马迁也正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过程中，大胆突破传统思想观念，表达了不同于一般思想家的“一家之言”。正是由于司马迁独特的历史观、价值观，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载体。司马迁用自己的心血铸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长城，把我们民族的精神揭示出来，其贡献值得肯定。
    《史记》所展现的先秦至汉代的中华民族精神，经过不断的扬弃、净化，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既要弘扬传统精神，又要呼唤更高层次的民族精神，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张新科 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等。出版《史记与中国文学》《唐前史传文学研究》《史记学概论》《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等著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
    （演讲内容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111《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