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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凉山彝族教育现代化的困境 (一)教育投入与学业成就长期低下 现代教育将掌握基本的读、写、算能力规定为每位孩子的权利，可一旦这种权利变成了一种负担，就会出现“混”和“难熬”的教育状况，目前这种状况已经成为部分山区少数民族学生“对抗”现代教育的一种策略。21世纪初，尤其自2005年国家实施“两基攻坚”以来，凉山大部分彝族学生已无需沿袭祖父辈的生活方式，小学毕业后不是去做一个全职的农民或牧民，而是继续升入中学。然而在全球资本工厂的诱惑下，有不少彝族学生早早地放弃现代教育的机会而外出打工。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不断投入和现当下彝族学生的低学业成就，造成了社会上有人对彝族地区“教育浪费”的消极评价。 追究此种评价生成的现实原因，是思考少数民族现代教育困境的突破口之一。现实是大多数彝族孩子并没有在学校获得轻松的学习经历，学校的学习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比在家务农、放牧或外出打工来得轻松和简单。如果说现阶段少数民族学生上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浪费”，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在学生听不懂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还要继续这么做，让学生每天都乖乖地背着书包，并要求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听老师讲一些听不明白，也搞不清楚的“知识”。 现代教育表明“严厉的纪律是现代学校的主要特征，在这里不存在不受规范约束的地方，不存在不受规范约束的行为”。[5]就这样，学生们日复一日地学，老师们年复一年地教。可结果是，这么些年来，一些地方彝族学生的平均成绩一直在20～30分之间徘徊，除了老师们抱怨学生越来越贪玩，越来越不好教，家长抱怨教师不负责任外，没有人对这种教育是否合理提出质疑。 实际上，学业成就低不只是彝族地区学生的普遍现象，在中国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也普遍存在学业成就低的现象。有研究调查指出，云南“某所中学(少数民族中学)七年级期末成绩中，思品、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生物等7学科及格率分别为3.3%、4.6%、8.7%、17.5%、38%、0%、0%”。[7]现代教育解决了“有书读”的问题，但并没有就“读好书”这个关键的问题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学生在修建一新的现代大楼里接受知识，寄宿制学校管吃管住，现在还有营养餐。不断增加的教育机会与不断改善的生活、学习条件与学生常年不变的低学业成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这二者之间的反差形成了人们普遍认为的“教育浪费”现象。在全球经济化浪潮的冲击下，学生个体和现代教育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对矛盾的存在，一边是学生想要外出打工却不得已坐在教室，坚持完成现代教育赋予他们的“权利”；一边是现代教育不断地给这些孩子好处，“吸引”他们坐在教室里。“出逃”与“被拽住”的现象可能更好地形容了全球化背景下彝族现代教育的拉扯和冲突状态。 (二)语言层级与双语教育的劣势地位 汉语言障碍是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一直将双语教育作为解决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主要模式。凉山彝族的双语教育曾在20世纪90年代创造辉煌，并使得不少彝族子弟获得“国家干部”的身份，但如今，双语教育在凉山已举步维艰。[8]当然，双语教育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复杂问题，其中国家的建构和制度的设计都是其成败的关键因素，但这里笔者想从全球化形成的语言层级去分析导致彝族双语教育困境的根源。 首先，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耦合，导致了人们基于经济理性人的选择，在语言问题上，人们的理性选择大于情感因素。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彝族学生并不可能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分配制度那样，通过学业这条道路成为“国家干部”。对于不少彝族学生来说，外出打工，到沿海的工厂成了他们接触、遭遇全球化的方式。而对于那些想要从教育这条途径获得成功的彝族学生和家长来说，更能认识到在激烈的竞争中，彝语文学习对他们来说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因为外语的学习能为他们的成功带来更多的好处。“于是在目前的彝族地区甚至出现了家长不愿让彝族教师教刚入学孩子的现象，家长们担心彝族老师的‘彝语腔’会影响孩子普通话的标准程度，也有彝族人提出彝族地区不应该采用双语教育，而应该采用‘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即从一年级就开始用汉语教学)”。[8] 其次，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开始出现层级。英语(外语)居上层，汉语次之，彝语在最底层。当地百姓认为彝语、汉语和英语的学习是迎合社会发展前提下的选择。依据这一观点，认为彝语主要在地方上能发挥作用，竞争呈劣势，汉语在政治提升和经济领域具有重要作用，而英语居上层，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用。自然，对于进入现代教育更高阶层的彝族人来说，为了让自己在全球化市场中占据优势，学说英语成了他们进入全球市场的入场券。 (三)城镇化发展与民族学校发展滞后 在全球化时代，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之一。这样的发展战略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区隔了不同的学校类型。凉山州的每个县城几乎都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是以“民族”命名的，重点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发展民族教育。20世纪80年代末，在发展民族重点寄宿制学校的过程中，各县的民族小学、民族中学发展态势良好，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民小”的重点寄宿制班级的学生是择优从区乡录取的少数民族学生。学校为这些学生配备生活管理员，每月给学生发18元的生活补助，毕业后学生全部对口升入该县的“民族中学”。可以说在90年代，凉山州大部分县的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是县内办学质量最好、生源最多的学校。 全球化带来的城镇化进程，改变了学校的生源格局，目前“民族学校”的学生大多是进城务工的留守孩子，或父母到外省打工的留守儿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民小的校长在想方设法将学校“稳住”的同时，与之相较，“城关小学”形势一片大好。“城关小学”生源多，且大部分学生是县城职工家庭的孩子。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导致“城关小学”的班级规模少则70人，多达90到100人，教室里摆放着密密麻麻的桌椅，教师上课需用扩音器。 从以上县城两类学校的对比中，我们看到重在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学校发展较滞后。民族小学、民族中学在生源、师资等与教育质量攸关的这两方面均逊色于城小和县城中学，而形成这种结果与全球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它在保证每位孩子能上学的前提下，进一步促成了教育的等级差异，这种等级差异与城乡、民族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形塑了民族学校的滞后发展。 (四)外出务工与职业学校招生难 劳动力转移是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即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由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同时，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变迁，对中国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职业教育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9]凉山州的职业教育发展缓慢，尤其是县域内的职业学校在发展之初就遭遇了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与危机。具体来说在以升学为导向的国家教育体制下，民族地区的职业学校因资源限制、办学成效低及就业困难，成为当前民族教育发展中最难的一个领域。这除了因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职业教育发展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原因外，最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普及化趋势压缩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稀释了从基础教育分流的生源。凉山州的小学毕业生会面临不同的选择，有一部分继续念初中，这其中很少有人会选择念初级职业学校；还有一部分在念完初中后升入高中或选择上职业高中，但大部分初中生毕业后流入社会市场。外出务工低龄化、群体化和长期化问题不仅影响着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更影响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生源问题。在不能保证职业学校能够提供生存所需技能的前提下，大量的彝族初中学生，甚至有部分小学生未毕业就早早地加入了流动人口的大军，在大城市或沿海的工厂从事体力劳动。 修建一新的职业学校大楼的教室里会出现学生寥寥无几的情景。招生成了职业学校、教育局、政府的棘手问题。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宣传、动员村民送孩子上学，在乡间村落不乏“读大学改变人生，学技术走遍天下”的横幅和标语。为了落实生源问题，基层政府还出台相关文件，例如有一基层政府的文件这样写道：“将招生任务纳入职工的年度绩效考核与绩效工资挂钩，将责任落实到人，对于认识不到位，措施不力的村干部追究责任，必要时给予停职，对未完成任务的按每个学生扣除责任人绩效工资200元的标准进行处罚。”而对那些未送子女进职业学校的村民，乡政府也规定了惩处办法：“如果村民拒不送子女入学的，将冻结所享受的国家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补助、农村低保、新农合、农村养老保险、大病医疗救助、救济救灾、扶贫等相关优惠政策”(凉山某乡政府“职业学校招生责任书”)。初中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鼓励孩子们去职业学校上学，更有学校为了让孩子们去职业学校上学，用初中毕业证作为交换的筹码。如此招生模式，究竟都招了哪些学生？当然是被当地人认为的“双差生”，是“学习和纪律都差的学生”。可以想见，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不仅面临着招生难的问题，也面临着生源质量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