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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位于中国北方农牧过渡带的中段,是半干旱气候带向干旱气候带过渡的边缘地区,也是历史时期沙漠变化较明显的地区。清代中后期,该地区沙漠化不断扩大的现象和事实已引起人们关注。但关于毛乌素沙地沙漠化成因的研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息,值得认真总结(本文所言及的历史时期当指有考古证据和文字以来的人类历史阶段)。大体而言,其中较有影响的观点包括人文因素影响说、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叠加说、人文因素局部影响说三种。 人文因素影响说 1957年,中国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合作,共同组织了对内蒙古、陕北、宁夏等地的沙漠综合考察,考察范围几乎达到我国沙漠总面积的1/5。在此次考察过程中,多数研究者就导致沙漠化的人为因素达成共识,即“人为的过度放牧、樵采、开垦破坏了植被,特别是破坏了那些古代沙地植被,促进了流沙的形成。……长期频繁的不正确的土地利用也是原因之一,其最突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毛乌素沙漠”。吴传钧、孙承烈等提出人文因素影响毛乌素沙地沙漠扩大化的认识模式:晋陕边民刚进入毛乌素沙地时,土地质量因扰动较少而相对较好。粗放式的撂荒生产导致地力下降的土地被抛荒数年,待其恢复后再次投入耕作。但随着移民规模的逐渐增大,抛荒土地的地力尚未恢复便投入生产,土壤质量逐步下降,土地沙化状况逐步加剧(《黄河中游西部地区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56年)。 1964年,侯仁之率领北京大学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组对毛乌素沙地进行实地考察。他们认为,毛乌素沙地到9世纪(唐代晚期)才见有遭到流沙侵袭的文字记录材料,而宁夏河东沙地是明代中叶在沿长城一带推行军屯后,由于不合理的农业耕作与过度牧、樵,才变成沙漠。侯仁之总结了沙漠研究的规律性观点,主要有四点:其一,有些沙漠是远在地质时代形成的,但也有些沙漠是在比较晚近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其二,在历史时期形成的沙漠中,人类活动与土地沙化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是造成土地沙化的直接原因;其三,在这些沙漠中,过去一般认为流沙是从外部吹袭而来,然而实际上这只是局部的一时的现象,流沙主要还是就地产生的;其四,人类活动造成一个地区的沙漠化往往需经过多次的反复演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地理》1965年第1期)。侯仁之文章的发表推动了毛乌素沙地的形成与环境变迁问题的研究。之后研究者多以此为基础,进行更加细化的阐释和论证。由中国科学院编著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认为:“毛乌素沙地沙漠化过程大约延续在唐代后的千余年间……毛乌素沙区东南部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交互活动的地方,经营方式——农耕、放牧也迭为交替,每次经营方式的更迭也都带来了生产的衰退,加速了自然条件的恶化,助长了沙漠化的速度。”史念海、吴祥定、陈育宁和王尚义等学者也持相同的观点,强调人为过度农垦加速了毛乌素沙地的继续蔓延和扩大。 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叠加说 1981年,赵永复提出:“今毛乌素沙地及其流沙,隋代以前可能已经存在”,它“主要为自然因素的产物,是第四纪以来就已存在的,而不是人造沙漠”(《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齐矗华、甘枝茂、惠振德对此观点予以支持,他们认为,毛乌素沙地处于荒漠草原和干旱草原气候环境,气候干旱、多大风天气;第四纪河湖相沙质地表上形成的沙性土壤为沙漠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具有沙化的背景条件地区,人类的干扰尚未超越自然环境自动调节的限度时,在天然植被的抑制下,沙地环境在生态相对平衡的状态下,不会发生剧烈的退化。只是人类活动过度破坏植被,才加剧现代环境沙漠化的进程,沙化的发展和扩大反过来又影响到各个方面(《陕北黄土高原晚更新世以来环境变迁的初步探讨(续)》,《山西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7年第2期)。董光荣、李华章、牛俊杰、侯甬坚、韩昭庆等学者都持相同观点。其中,侯甬坚认为北魏时期的库布齐沙漠,面积广大,毛乌素沙地已有风成沙丘,植被稀少,干燥气候条件下多个季节仍有雨雪冷湿天气,高原上呈现出沙草并存的荒漠、荒漠草原景观,人类活动的主要特色是牧业生产,农业经营则处于次要地位(《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人文景观》,《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韩昭庆则以明代长城修筑时间和地点作为时空坐标,讨论了毛乌素沙地长城沿线在明代的变迁,认为有限的垦殖不是明代长城沿线流沙形成的主要原因,流沙范围的扩大更可能是由于自然原因(《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由邹逸麟等主编出版的《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是目前该学科领域相关研究中的集大成者,该书认为“毛乌素沙地沙漠化过程大约延续在唐代后期以来的千余年间,而沙漠化的进程表现为愈趋晚近愈为剧烈,沙漠化的原因应是自然和人文因素相互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半干旱气候和丰富的沙源物质等因素的基础上叠加上人为不合理的活动而产生的”。 人文因素局部影响说 进入21世纪,关于毛乌素沙地沙漠化的研究开始细化人文因素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张萍认为:“边疆内地化过程中,……在北部农牧交错地带,社会的转型建立在民族人口、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的基础之上”(《边疆内地化背景下地域经济整合与社会变迁——清代陕北长城内外的个案考察》,《民族研究》2009年第5期)。韩昭庆认为,在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推动下,清政府在鄂尔多斯中、南部地区所采取的放垦“避开了土质低劣易于沙化脆弱地段,所以清末放垦对毛乌素沙地沙漠化发展起的作用有限”(《清末西垦对毛乌素沙地的影响》,《地理科学》2006年第6期)。还有邓辉、舒时光、宋豫秦、邢福来提出,“明清以来人类活动的强度虽然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毛乌素沙地并没有随之发生大规模的向东南或西南的扩展”(《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南界的变化》,《科学通报》2007年第21期)。笔者认为,虽然清代毛乌素沙地南缘的土地垦殖随着农牧业开发逐步增强,但本区域的沙漠化进程在清代一直是比较平缓的,一直到民国时期,局部地区才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变。笔者和李大伟通过考察怀远县伙盘地认为,这一时期的边外垦殖活动,促成了农牧交错带的北移、错位,使得土地沙化有所扩大(《清代蒙陕农牧交错带土地垦殖过程研究——以怀远县伙盘地为例》,《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但也有土地沙化延缓的时候,笔者以定边县八里河灌区为例,认为当时人们通过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技术,延缓了土地沙化的趋势(《1644—1949年毛乌素沙地南缘水利灌溉和土地垦殖过程研究——以定边县八里河灌区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1期)。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变化与因人类活动而引起的环境变化问题日益受到全球关注。毛乌素沙地作为研究全球变化的理想区域,也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可。随着科学的进步和人类认识的深化,关于毛乌素沙地沙漠扩大化问题的研究也将不断丰富和扩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资助项目(12CZS051)、201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3JDZ03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