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报刊文献相比，档案文献的整理非常滞后。以笔者目前关注的近代慈善义演问题为例，目前研究文献多来自报刊，涉及档案极少。义演的一个重要内在特点是寓善于乐。近代的慈善义演与所在区域的娱乐生活密切关联。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娱乐业比较发达，各地民众娱乐生活也自有其特点，义演活动通过各种官方记载当有体现。同时，慈善义演方式颇为多样，涉及民众群体、艺术门类也非常广泛。政府档案反映出来的内容很宽泛，也很深刻。包括义演举办形式、演出内容、募捐方式、赈济对象、捐款管理等，还有关于政府的税收问题，社团组织的组织和参与问题，其他关于在华外国人组织和参与慈善义演的情况等。丰富多样的档案文献，不仅涉及娱乐文化，无论对义演历史还是对娱乐史的研究，或对相关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均有意义。由此，档案文献有待深入发掘和利用。
    思维、视角的转换与文献范围的延展 除报刊文献、档案文献之外，时人日记、文集、游记、笔记等珍贵文献的整理和复制、流通与利用，对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同样有助益。现代技术对于文献的传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计算机、数码相机、复印机、扫描机、光盘传输等先进技术的普及应用，都使得文献传播的效率大大提高。目前，各种社科文献数据库与电子化的各种文献数据库不少，“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晚清及民国期刊篇名数据库(1833-1949)”“瀚堂近代报刊库”及“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数据库”中相关人物日记与报刊，还有“读秀学术搜索”等。其他又如“浙江大学图书馆《东方杂志·总目》及电子版”，《文史资料》电子版、《申报》电子版和“中国地方志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保存的电子文献对于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意义颇巨。
    作为反映民众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史，还有一类文献的传播应予重视，利用其作为辅助材料，对于选题的拓展和思考，或是作为导引文献的探索等，都有很高的价值。比如，文学体裁的诗歌、歌谣、竹枝词、楹联等，若从史学的角度给予解读，即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以近代竹枝词为例，内容以咏风土为主，无论通都大邑或穷乡僻壤，举凡山川胜迹，人物风流，百业民情，岁时风俗，皆有所收录。《都门杂咏》的作者杨静亭谓“竹枝词者，古以纪风俗之转移，表人情之好尚也”(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65页)。竹枝词针对社会中下层的凡人俗事，称得上重要的社会风俗史料，也暗合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旨趣。竹枝词常涉及慈善义演。如冯文洵在《丙寅天津竹枝词》中所述：“非筹急赈即冬防，票友伶人义务忙。半为助捐半娱乐，百元不惜定包厢”(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第1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0页)，展示了义演的具体面相。“急赈”与“冬防”是义演的筹资目的，“票友”与“伶人”忙碌出演则是“义务”之举，“助捐”与“娱乐”各占一半，寓善于乐。戏院中的“包厢”甚至以“百元”的价格来定价。通过竹枝词的描述，义演的些许实态得到呈现。还有一些竹枝词反映时人内心情感，记录和讽刺流行时尚，吟咏风土等。近代社会急剧变迁，传统与现代、趋新与守旧的交织可通过竹枝词来表现，由此，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献品类。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决定了其史料来源的广泛性和日常性。图像作为近代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文献的重要部分。如，民国时期中国的商业机构与画家合作，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广告画，呈现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协调的视觉风格，反映了时代特点。广告中衣食住行、社会百业，画面上美女、时装、市井生活、历史传说乃至风景国画等，可谓百色杂陈。“以图证史”作为中国图像史学的重要方法，对于开展社会文化史而言，颇有意义。近代的图像品类更加繁多，涉及的人群、阶层更加广泛，如何考量图像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存在，进而开展民众社会文化研究很有必要。像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画报，如《点石斋画报》《北洋画报》《良友》等，更是探讨民众认知乃至社会生活的重要素材。另外，电影、音乐等作为近代民众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影片、唱片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值得重视和利用。
    研究视角的转换和思维的转变带动新的思考，也延展着文献材料的来源。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也可尝试引入“他者”的眼光和立场。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认为，“他人观察个体和群体的方式常影响着个体和群体进行自我观察的方式”(彼得·伯克著，刘华译，李宏图校：《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第28页)。近代社会变迁剧烈，市民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更迭发生较大变化，部分民众通过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产生新的认知，并尝试将这种认知渗透于笔记、日记等私人文稿，或者被组织团体、社会调查者、官方等记载，形成当代学人透视时代变化的文献。因此，引入“他者”的眼光对历史进行审视，不仅有利于研究者更好地体察时人的情感倾向，也有助于深层次理解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个人和群体。
    收集整理零散文献史料，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资料选辑”的呼吁和建议自21世纪初即开始，至今一直未断，但始终未见成果，足见难度之大。诸多史学工作者如刘志琴、李长莉、梁景和、闵杰、罗检秋、左玉河等，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理论研究和问题探索，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无论如何，重视文献的整合与利用，加强报刊文献整理，特别是加快档案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同时通过视野的转变扩展研究文献的范围，必定能够推动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不断创新。
    （刊于《史学月刊》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