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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的黄河中游南岸，北依邙山，南临龙门，西接函谷，东有虎牢，河山拱戴，物产丰富。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和五代梁、唐、晋先后建都于此，现仍存有夏商周、汉魏和隋唐时期的都城遗址。 龙门石窟即位于汉魏洛阳城西南和唐武周时期东都（神都）南郊的龙门山上，地处北纬34°33′、东经112°28′，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3）之际，东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和宋明诸朝均有雕凿，以北魏和唐代为开窟造像高峰，现存窟龛2300余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块。石窟所在的龙门山为秦岭余脉熊耳山分支，走向近东西，被北流的伊河横切为东、西两山，其间形成宽150～300m的深切峡谷，西山山顶海拔263.9m，与河谷高差116m；东山山顶海拔303.5m，与河谷高差166m。西山地形陡峻，坡度一般在40°～70°，山坡坡向和岩层倾向斜交，中段地势较缓，南、北段形成陡壁，龙门石窟洞窟多开凿于西山，绵延约1000m，除中段偏北处窟龛较少外，余部皆窟龛密集；东山地形较西山为缓，坡度多在30°～50°，局部较陡者在50°以上，大体可分南、中、北三段，石窟主要分布在南、北段。  龙门石窟东、西山鸟瞰（南→北） 龙门石窟这一佛教遗迹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00多年来，中外学者，凡研究中国北朝和唐代佛教石窟，必涉及龙门。然而，迄今为止未见一本关于龙门石窟的正规考古报告面世，遗憾之余，更让龙门石窟管理研究者深感责任重大。 工作缘起 用考古学的方法，通过测图、照片、拓片和文字记录等多种手段，全面、系统地记录和著述石窟寺洞窟遗存状况，在此基础上，编写石窟寺考古报告，是石窟寺考古的基础研究工作，也是石窟管理部门的基本职责所在。2002年龙门石窟研究院成立后制订的《龙门石窟研究院发展规划纲要（2003～2020）》即将“编写洞窟考古报告”作为“石窟研究”的首要工作。 2004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罗炤研究员为开展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汉传密教考古研究”项目，赴龙门石窟与时任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的李振刚商谈合作编写擂鼓台北洞考古报告的工作，得到院方大力支持，初步商定了合作计划。回京后罗炤向宿白先生详细报告，宿白先生认为擂鼓台区相对独立，可以此为起点，摸索经验，锻炼队伍，为全面开展龙门石窟考古报告编写工作打下基础；并特别强调，工作开始之前，必须培训专业人员。7月，罗炤与李振刚具体讨论、落实了在龙门石窟举办“石窟考古报告培训班”的有关事项。9月，宿白先生亲自组建、率领讲师队伍赴龙门石窟，按照他规划的课程全面培训学员，不仅具体地讲解石窟考古报告工作的各项程序和必须严格遵循的规范和原则，而且特别明确地强调指出：各石窟管理单位的本职工作和首要任务，就是在完善档案的基础上，从事石窟考古报告的组织和编写工作。因为宿白先生的参与和领导，原来仅限于擂鼓台北洞的考古报告工作计划扩展到擂鼓台全区。培训班结束后，龙门石窟研究院即着手编写石窟考古报告。 编写龙门石窟这样遗存洞窟数量大、遗迹现象复杂的石窟寺考古报告，是一项长期任务，为便于工作并保证各期工作的延续性，拟将东、西两山划分为若干区段，按照东山从南至北、西山从北至南的顺序分期逐步实施。各区段以约定俗成、使用广泛的大型洞窟或典型洞窟命名，每区段内洞窟独立编号。根据这一思路，龙门石窟研究院决定以东山南部擂鼓台窟群作为龙门石窟系列考古报告的开端，成立项目组，并于2005年3月正式开展工作。2006年，《龙门石窟擂鼓台区考古报告》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009年，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龙门石窟东山石窟区考古报告编写工作立项。 擂鼓台区概况 龙门东山石窟群，自南向北分别集中于东山南段的擂鼓台、万佛沟和北段的香山寺区，是龙门唐代佛教窟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报告擂鼓台区即是位于东山南段万佛沟以南，以原俗称“擂鼓台”的窟龛造像为主体的相对独立的一个区段。  龙门东山擂鼓台区全景（西→东） 1 洞窟分布状况 擂鼓台区以擂鼓台南、中、北三洞窟龛造像为主体，除原擂鼓台的窟龛外，还包括擂鼓台三洞南50m、高近山巅的小型窟群，本报告将其按从南至北的次序重新编为第1～9窟。一道桥沟沟口北崖山腰上的小型窟群及其南285m处伊河岸边的若干小龛作为该区报告附录加以记录。该区大多是武则天时期开凿的典型窟龛，在中国唐代佛教石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以第1、2窟为主体的石窟群相对独立于擂鼓台之外，位于其南约50m、旧汝洛公路上方约36m处的山腰上，其前有宽约20m的较为平整的土质台地，窟龛即开凿于台地后部岩体上，均坐东朝西。该窟群开凿位置较高，视野开阔。  第1、2窟所在小型窟群 作为该区主体的擂鼓台位于万佛沟沟口南侧的山腰上，包括第3～9窟，其中第3、4、5窟即原俗称的擂鼓台南、中、北洞。擂鼓台整体呈东南—西北斜向延伸至伊河的山嘴，位处隔伊河相望的西山石窟南端以南，北端前突至伊河，南端覆盖于以圆砾为主的阶地堆积物及黄土下，其名不见于清代以前文献记载。20世纪初日本学者所摄照片显示，当时擂鼓台窟前岩体表面有覆土形成的斜坡，坡外有一平台，其前下方有南高北低的坡路，坡路下即伊河河谷。其后的历次人为活动逐渐改变了照片所示地貌，特别是80年代将照片所示坡路上方的窟前斜坡外平台填平后修建南、北、西墙构成一院落，仍沿袭旧名称其为“擂鼓台”，其地坪分别因第8窟、第4～6窟和第3窟地坪呈自北向南而上的三级阶地状，现该院已拆除不存。2008年，龙门石窟研究院对该院地坪下进行了清理发掘，清理后的现状地貌作自西向东而上的四级阶地状：底层为高程148m的伊河河谷，其上约12m将山体凿除而筑的旧洛汝公路形成第二级阶地；第三级阶地为清理出的、掩埋于原擂鼓台院内第8窟前地坪下约0.5m的唐宋时期窟前道路，高于第二级阶地4～8m；其上3～4m处因开凿洞窟而形成的窟外平台即第四级阶地，洞窟上方为约30°的缓坡直至山顶。 擂鼓台洞窟较该区其他窟群高程为低且距伊河距离为近，系将斜向自然山体凿出竖直外崖面后再向内开凿而成，外崖面北段略折向东方，以俗称“擂鼓台三洞”的第3～5窟三个大型洞窟为主体，除第9窟位于当时的院墙外、洞窟朝向西北，其余洞窟均位于院内，坐东朝西。第3、4窟外崖面平齐，第5～8窟外崖面也大体平齐，较第3、4窟前凸，与第3、4窟所在崖面呈约165°的夹角。洞窟外崖面雕凿有小型窟龛，尤以第5、6窟为最。第3～7窟窟外因开凿洞窟将斜向山体垂直下凿而形成南北贯通的两级阶地状平台，平台南端较平直，北端于第7、8窟间就自然岩层走势凿作斜坡状；南端第3窟窟外平台表面高于其北第4～7窟外贯通为一体的平台1.02m。平台外2008年清理出的唐宋时期窟前道路低于第4～7窟外平台约3m，低于平台外的第8～9窟前室地面0.5m，系垫土而成，小部分岩石凸于路面之外a。窟外平台前端崖体以第4窟为界，南段经人工修饰，其外以条石包边，立面规整；北段大体保持自然风貌，不甚规则。第3、4窟前均有石砌踏道，第5窟前岩体表面凿有简陋的脚窝自窟前道路通向洞窟。20世纪80年代修建的洛汝公路（现景区游览道路）系将前述20世纪初日本学者所摄照片上南高北低的坡路下行而筑，现路内侧衔接第二、三级阶地的崖壁即为修路时将山体岩石凿除而形成。  第3窟发掘后（南→北） 擂鼓台区域石窟所在崖壁为中寒武统碳酸盐岩体，岩性为石膏化微—细晶灰岩，岩体上覆第四纪土层。擂鼓台石质因含有泥质条带夹层，抗风化能力弱，造成保存状况较差，尤以外壁面的露天雕刻风化最为严重。北东向的郜庄断裂形成的一条大裂隙斜穿擂鼓台三个大型洞窟，卸荷裂隙、构造裂隙和层面裂隙交错分布，形成网状通道。构造裂隙自第3窟外略呈弧状横贯第3～7窟外平台，至该平台北端斜坡处后折，斜穿第8窟后半，其所过之处岩石分离、脱落，尤以第3、6窟外为甚。擂鼓台洞窟因此而有明显的渗漏水现象，20世纪80年代的综合治理工程中曾经进行过灌浆加固、修补窟顶等保护措施。 2 调查研究简史 包括擂鼓台石窟在内的龙门石窟的学术考察与研究，与中国大部分石窟寺遗存的情况一样，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的调查。中国人自己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之前。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我们把擂鼓台区石窟寺遗迹的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49年以前，中外学者分别对龙门石窟进行了较为零星的学术考察。20世纪20～40年代，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和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先后考察龙门石窟，在他们的著作《支那佛教史蹟》和《龍門石窟の研究》中对擂鼓台三洞都有简单的记录，并发表了洞窟内外照片8帧。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关百益对龙门石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其《伊阙石刻图表》保留了大量图像和拓片，内有“擂鼓台全景图”一帧及擂鼓台简要介绍。1936年，中国学者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人考察龙门石窟，分“伊水西岸”和“伊水东岸”对两山洞窟进行编号记录，并绘制各窟平面图，其中擂鼓台区第3、4、5窟分别编为伊水东岸第四、三、二洞。 20世纪前期中外学者对擂鼓台洞窟的考察成果，集中在擂鼓台三洞，虽涉及洞窟年代、造像题材等学术问题，但更主要的意义是留存了该区洞窟20世纪初期遗存面貌的图片资料和部分洞窟尚完整的题记拓本。这些资料，在擂鼓台洞窟外几经改建、砌护，部分洞窟内方坛拆除、造像移位的情况下愈显珍贵。 龙门石窟真正有组织有计划的保护管理工作始于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1951年龙门森林古迹保护委员会和1953年龙门文物保管所的建立，使石窟文物开始得到有效的维护、管理；1990年龙门石窟研究所和2002年龙门石窟研究院的成立，使龙门石窟的保护、研究和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2007年龙门文化旅游园区管理委员会（后于2010年12月28日更名为“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剥离了其他管理职能，专设了负责石窟保护研究的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 20世纪后期，龙门石窟研究管理机构在洞窟基础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主要有洞窟编号、碑刻资料的整理及内容总录的编纂等，其成果的刊布促进了包括擂鼓台区在内的龙门石窟的研究。 60年代以来，龙门石窟保管单位即开始对龙门石窟两山窟龛试行编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会同龙门文物保管所编纂的《龙门石窟窟龛编号图册》（以下简称《编号图册》）对东、西两山洞窟进行了统一编号，试图解决此前洞窟记录叙述不便、部分洞窟名称不一及定名有违客观实际等问题。如据擂鼓台第6窟前室右壁补凿小龛“刘天□”题记称该窟为“刘天洞”，为石窟档案的建立和研究工作的深入提供了便利；其中的第2044～2128号即为东山擂鼓台区洞窟编号。《编号图册》对大小洞窟平行编号，对原始窟龛与补凿龛像未作区分，致使窟龛号过多、查找不便；编号不能有效反映窟龛遗存间的实际关系和状况；还有些洞窟被漏编，如现编号的擂鼓台区第1、2窟。 龙门石窟以题刻众多闻名，80年代龙门文物保管所系统地普查了两山的碑刻题记，整理出版《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以下简称《题记汇录》）对石窟碑刻题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辑录，特别是在碑刻题记号下附所在洞窟编号，便于读者查找定位，成为研究龙门石窟重要的基础资料。其中，第2755～2809号和第2815号题记为东山擂鼓台区相应内容。但也存在题记位置与客观情况不符，题记所在洞窟编号依据的《编号图册》《龙门石窟总录》不能完全对应，拓片刊布少、不便核查录文错漏等不足之处。 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编辑出版《龙门石窟总录》（以下简称《总录》）。《总录》的编写工作着手于1997年，出版于1999年，是迄今为止关于洞窟基本情况最为全面的大型工具书，以文字、测图和图版相互配合的方式全面展示龙门石窟大小窟龛，对龙门石窟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限于体例，该书也存在测图的示意性、文字记录略显简单、图版细部表现不足等问题。 此外，90年代中日合作出版的大型图录《中国石窟》，刊布了中国石窟艺术的研究参考资料，其中的《龙门石窟》二册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和龙门石窟研究所编写，内容包括图版、论文、图版说明、大事年表和实测图及内容总录，反映了当时龙门石窟的最新研究水平。但其中关于东山擂鼓台区内容不多，除在相关论文中涉及擂鼓台第3～6窟造像外，仅刊第3、4窟等图版8帧。 以上诸项，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重要的基础工作成果，涉及擂鼓台区洞窟所占比重较轻。 丁明夷、温玉成和曾布川宽等中外学者对龙门唐代窟龛造像的分期排年研究是认识龙门石窟唐代窟龛造像发展演变的重要学术成果，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和曾布川宽《唐代龙门石窟造像的研究》中均涉擂鼓台洞窟和造像，其对洞窟基础考古材料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该区相关洞窟和造像年代的判断。 此外，该区洞窟专题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研究多注重洞窟造像题材的研究，相对于洞窟基本考古材料，更侧重于造像样式及题材考证；关于擂鼓台三洞的开凿年代，学者们多认为属于武周时期；关于洞窟性质，也有学者意识到擂鼓台洞窟与龙门石窟多数功德窟不同，其具有宗教实用性；在洞窟基本考古材料方面，窟外建筑遗迹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学者们的研究多侧重于三个大型洞窟，对于窟外附龛特别是某些重要的小龛未予足够的重视，是擂鼓台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而擂鼓台之外的第1、2窟，仅《龙门石窟新发现四个洞窟》一文对其所在窟群进行了描述，并对其时代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其后《龙门石窟造像全集》刊布有洞窟图像资料。  百余年来，尽管中外学者均对龙门石窟做过不同的著录和研究，但一直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面世。擂鼓台区的佛教窟龛，虽然近年有若干专文发表，但刊布资料有限，研究工作无法据此得以深入；而解决擂鼓台区窟龛的佛教内涵及年代问题，对深入研究龙门盛唐洞窟乃至全国的唐代石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擂鼓台区的考古报告编撰工作，既为龙门石窟全部窟龛及周边地面寺院遗址考古报告的编写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会推动龙门石窟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本文由孙莉 摘编自 龙门石窟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编著《龙门石窟考古报告——东山擂鼓台区》之“绪言” 。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