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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17年前，约瑟夫·毕苏茨基是主张波兰独立、毫不妥协地反对俄罗斯帝国的代表，罗曼·德莫夫斯基则主张波兰自治与和解亲俄。十月革命在改变世界政治版图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毕苏茨基致力于用军事力量分裂俄国和实现波兰的联邦计划；德莫夫斯基则强调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实现波兰的合并。这是两种道路的斗争。但无论二人的思想如何转变，其本质和目的只有一个，即恢复波兰的独立。 【关键词】毕苏茨基 德莫夫斯基 波兰社会党 民族民主党 位于东欧平原、夹在俄德两大强邻之间的西斯拉夫国家波兰，对俄国怀有独特的历史记忆。俄罗斯在波兰政治思想中的特殊地位于19世纪就已经形成。进入复杂的20世纪，俄罗斯问题在波兰政治思维中更突显出迫切的现实意义。波兰两位最著名的政治家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茨基[i]（1867-1935）和罗曼·斯坦尼斯瓦夫·德莫夫斯基[ii]（1864-1939）关于俄罗斯的认识和思想对19世纪以来波俄两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发挥了决定性影响，在至少50年的时间里左右了波兰的历史与政治。因此，波俄双方的任何一次外交博弈都能在二人的思想体系中寻找到理论根源。 国内学术界对毕苏茨基的研究尚属薄弱[iii]。文章以波俄关系为切入点，以毕苏茨基的政治思想为主线，同时对毕苏茨基及其最大政敌德莫夫斯基二人进行比较研究。 毕苏茨基出身于拥有波兰爱国传统的没落贵族家庭，对俄罗斯的俄化政策颇为不满；始终对俄国无产阶级怀有敌意，把波兰独立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战争上。德莫夫斯基出身于城市贫民阶层，对波兰传统社会并无好感，甚至鄙视联邦的多民族结构。两位政治家对俄国的思考及其认识的转变历经了俄国十月革命这个关键历史时刻，表现出前后迥异的理论及对策。1917年前，约瑟夫·毕苏茨基是毫不妥协地反对俄罗斯帝国的代表；罗曼·德莫夫斯基则主张亲俄，在俄国建立自治的波兰。十月革命在改变世界政治版图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毕苏茨基致力于分裂俄国和构建联邦；德莫夫斯基则强调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但无论二人的思想如何转变，其本质和目的只有一个，即恢复波兰的独立。 一、十月革命前毕苏茨基与德莫夫斯基对俄国的认识 “斯库拉位于狭窄的海峡上，是历史将海峡立于这个方向，这是对民族叛教的巨大威胁，在叛国的路上又有卡律布狄斯[iv]的出现，——乌托邦，从未考虑到与俄罗斯比邻的事实。”[v]这是波兰著名史学家А.格什希科维亚克-克尔瓦维奇对俄波关系史的最恰当总结。无论从地缘政治或历史传统上来说，俄罗斯在波兰政治思想中的特殊地位都是历史的必然，而且这种特殊性可以追溯至四个世纪以来的波俄关系历程。16世纪至19世纪末期四百年间，波俄之间发生过十三或十四次战争，仅有两次可以将波兰称为“侵略者”。俄罗斯对波兰实行了123年的政治统治，而波兰立陶宛国家统治莫斯科仅两年。六次波兰反对俄国压迫的起义全部被血腥镇压，而俄国成功反对波兰人的民族起义却是在克里姆林宫[vi]。这就造成了1815年相对稳定的均势，即第一次瓜分波兰以前，波兰立陶宛已经有82%的土地被俄国占有（奥地利统治下的土地有11%，普鲁士统治下的土地有7%）[vii]。俄罗斯—波兰立陶宛土地的四百年争端既是两种政治文化的碰撞，也是两种政治体制传统的碰撞，更如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viii]所说，是两种理念的碰撞。一月起义（1863年-1864年）虽然可以看作是调和争端的大胆尝试，但任何争端的调解并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因此，19世纪以来波兰政治思想的主导趋势即是提出倡议，期以校正各种后果，甚至鼓励用激进的手段去彻底改变现状。 波兰政治思想中，有迹可循、着重提到俄罗斯的文件可以追溯到1892年出台的波兰社会党(ППС)[ix]纲领草案。这份文件可以看作是约瑟夫·毕苏茨基东方政策的起点，同时也是其直接追随者及尝试部分重审其观点的修正主义者如莫里斯·马赫纳茨基(1803-1834)、约希姆·列列韦尔（1786-1861）、亚当·查尔托雷斯基（1770-1861）等社会党人的根本立场[x]。事实上，纲领草案的广泛传播始于更早。在19世纪的两次起义中，波兰对俄罗斯的认识就等同于对祖国主要敌人的认识。随着纲领草案的正式出台，与此认识相呼应的观念即是，“被奴役的民族应组成反沙皇的共同阵线，致力于打击多民族帝制结构，只有这样就完全可以战胜这个敌人。当然，战争必须由波兰人来领导。”[xi] 目的相同，思路却不尽相同。波兰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895年7月）[xii]召开以前，社会党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关于波俄关系的争论：领土-战略与理念之争，或可说成是文明与文化之争[xiii]。纲领草案中强调：“新社会主义波兰应给‘华沙入侵者’相应的反击，让波兰摆脱‘东方专制’，将波兰社会从‘外国的、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俄罗斯社会’中分离出来；波兰社会党应在与波兰立陶宛联邦紧密相连的省份扩展，使立陶宛和罗斯最终成为建立在全面平等和自由联邦基础之上的民主共和国的一部分；‘被压迫的民族’将成为一定条件下决定沙皇专制命运的力量，推翻沙皇专制的最佳手段就是‘被沙皇专制压迫下的民族与当今俄罗斯的分离’。”[xiv] 可见，是否可以认为俄罗斯族人是被压迫的民族，能否成为与沙皇专制斗争中潜在的盟友；或者，俄罗斯族本来就是俄罗斯帝国的有机部分，在帝国国家理念实现过程中使波兰和其他非俄罗斯族成了牺牲品？——这项草案对波兰这种进退维谷的处境并未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但“维克多同志”[xv]毕苏茨基在1893年的一篇文章《对待俄罗斯革命者的态度》(Отношение к русским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中就提及这一问题，所以该文章被称为波兰社会党纲领的官方补充。文章中，毕苏茨基不排除“另一个俄罗斯”存在的可能性；同时他也注意到了“沙皇专制大国沙文主义令人瞩目的成就”，看到了“势单力薄、处于分裂中的俄罗斯反对派对沙皇的反抗。”[xvi]因此他提出，“俄国革命者应放弃尝试将自己的影响发展到立陶宛和乌克兰的领土上；也只有在他们完全拒绝帝国遗产之后俄罗斯才有可能成为盟友。”然而在实践中，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常常与传统的反俄罗斯路线互相交织与渗透，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往往也不考虑与“另一个俄罗斯”之间合作的具体协议。波兰社会党党报《工人》（Работник）在同时期登载的一系列文章明显标明了这一态度立场，文章普遍认为，落后的俄罗斯是带有不可磨灭的“鞑靼桎梏”烙印的野蛮国家，她对君主专制政权的顺从正是其落后的集中表现[xvii]。波兰社会党阵营中联邦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列昂·华西列夫斯基（1870-1936）撰文指出，由于俄罗斯社会基础渗透着反动性和沙文主义，因此其革命运动带有天生的弱点，必须坚持以波兰东部边疆的民族解放运动为支柱与沙皇专制进行斗争[xviii]。卡齐米日·格列斯-克劳斯（1872-1905）也认为，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联邦要借助国家本身社会文化之于俄罗斯的优越性。因为西方是进步的中心，克劳斯不排除与俄罗斯革命者协商的可能，“但只有在与西方保持更多联系的一方领先的情况下。”[xix]爱德华·阿布拉莫夫斯基（1868-1918）、维托尔德·尤特科(1864-1924)、菲利克斯·别尔(1863-1921)、博列斯拉夫·安东尼·伊哲夫斯基(1867-1914)等人也都提出类似的观点。 毕苏茨基在加入波兰社会党的早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激进派。尽管他的所谓“社会主义”通常是以国际主义面目出现，但他还是波兰民族主义者。他汲取了这些理论并指导了相应的实践。他致力于安排各种联系，坚定地在帝国西部边疆的革命者或反对派中推广波兰的影响。毕苏茨基充分认识到俄罗斯同盟者的作用：完全赞同帝国分裂，并借机建立一个全新的王朝；若没有此同盟者及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胜利，符合波兰独立利益的东欧政治关系组织的任何尝试都是不稳固的，必然会留下俄罗斯复仇的后患。他于1900年据此写道：“我们还未解决犹太问题，在某种特定的层面上，立陶宛问题也未解决，拉脱维亚和俄罗斯问题在没有喀查普（Кацап）[xx]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下也无法解决。……同俄罗斯政党正式合作（当然其他民族也可能成为俄罗斯革命运动的代表），就是清除与我们比邻的犹太人和立陶宛人心目中与我们战斗的念头，并且允许我们得到对其统治的权力。至少，目前我们应该拿到那些我们需要的，并不急于将那些提高我们（成功）机会的组织集中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如果我们急于控制那些组织，则有可能使他们反抗我们。” 毕苏茨基从一开始就在俄罗斯寻找盟友，他借助波兰社会党的组织优势试图建立或培养分散的、势单力薄的俄罗斯革命者，也就是1900年前的俄罗斯革命者。他努力将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1856-1918)日内瓦小组转变为俄国革命运动小组“工人-革命者”的先锋，使其完全服从波兰社会党。在该小组被破坏和毕苏茨基本人被捕后，尤里·纳汉姆吉斯(1873-1941)马上与列宁所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社会-革命党和彼得·司徒卢威(1870-1944)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同时取得联系[xxi]。但毕苏茨基的顾虑很快变成了现实。俄国日益壮大的革命运动并未屈从于波兰社会党提出的“全俄追求”；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总是试图将帝国的所有革命力量集合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1905年革命丰富了毕苏茨基的经验。他看到了在与俄罗斯帝国交往中波兰立场的软弱，坚信只有借助德奥的力量建立军事组织才能给波兰独立运动带来决定性的优势。之前的“波兰社会党战斗团”和之后的“波兰军团”都是在此指导思想下成立。因此，与俄罗斯帝国的分离运动组织寻求妥协的计划随即被他抛之脑后，直到沙皇专制被摧毁、波兰迎来独立的决定性时刻。 在波兰独立即将引发东欧政治地图变动的趋势下，罗曼·德莫夫斯基及其领导的民族民主党[xxii]在革命实践中也发挥了“思想引导”的作用。 可以说，约瑟夫·毕苏茨基与罗曼·德莫夫斯基这两个政治家具有对俄国的两个截然相反的态度：前者毫不妥协地反对俄国，后者却是和解及亲俄的代表。但两者对波兰与俄国的思考原则上是相同的，那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打倒沙皇专制，恢复波兰独立，直至波兰可以平衡强大的东方邻国。 1898-1900年间，德莫夫斯基在英法定居。面对日益强大的德国，他坚决主张波兰人与沙皇俄国合作[xxiii]。1904年11月民族民主党参加了基于波兰社会党提出的被压迫民族反沙皇专制联盟理念组织召开的巴黎会议。1905年1月，时任《全波评论》(Всеполь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主编的德莫夫斯基写道：“我们的主要敌人俄国如今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下，两项任务对我们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增加并利用它的负担为我们的目标服务。……我们致力于摧毁沙皇专制，并且我们认为，值得为此付出时间和精力。我们很乐意做这项事业，因为我们确信，任何改革都不能引领俄国走上正确的道路。”[xxiv]1905年革命期间，德莫夫斯基倾向于与俄帝国合作，对尼古拉二世的十月宣言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波兰恢复自治道路上的一块铺路石[xxv]。他认为，德国更加发达、德意志人拥有更加强大的社会组织、独立的波兰很快会被德国统治，所以准备接受让波兰在俄帝国内享有自治。德莫夫斯基根据他所认为的德国优势，觉得强大的俄罗斯最符合波兰利益，并且这样的俄罗斯能为波兰提供更大机会去统一波兰全境；俄国的俄化政策并不能成功征服波兰人，而德意志人的德化政策会远比上述的俄化政策成功。相反，毕苏茨基则认为，对波兰而言，俄国的威胁比德奥都要大。 德莫夫斯基的这种思想不仅仅是考虑到了德国的情势变化及扩张两个方面，更是以对俄罗斯的固有认识为前提的。社会党报纸《工人》(Роботник)和《黎明》(Заря)曾经这样描述俄罗斯帝国：“俄国处于垂死危机之中；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能力对公民负责；如果这个社会具有某种爱国主义的主题，那这种爱国主义必将在本国是消极怠惰的，在别国是贪婪且具有破坏性的”。继承了老一辈民族民主党人扬·古哈日夫斯基(1876-1952)、塔德杰乌什·格鲁日夫斯基（1873-1949）等人的衣钵，德莫夫斯基的文章，如《历史前景中的俄国现实状况》（1905）(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学校与社会》（1905）(Школа и общество)甚至他给齐霍夫斯基《俄日战争历史》(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写的导论都证明：虽然民族民主党人从未有意识地运用 “喀查普”、“野人”、“蛮夷”等这些波兰社会党人常挂在嘴边的词汇，但他们对俄国的轻视及波兰文明优于俄国文明的自豪感并不逊于社会党人。 自1907年始，两个政治家的对话就不仅仅是关于东方邻国的对话了。著名的《德国、俄罗斯及波兰问题》(Германия,Россия и польский вопрос)一书发表后，德莫夫斯基开始强调波兰独立道路上的第二敌人[xxvi]。如果说毕苏茨基坚持遵循反俄立场，德莫夫斯基则不断捍卫反德立场[xxvii]。德莫夫斯基不希望波兰过分将力量集中在反对俄国的斗争上，因为他确信，德国开始致力于控制东欧的趋势愈加明显；而且，无论政治上还是文明上，德国都要强于俄国[xxviii]。 罗曼·瓦宾斯基在研究中指出，德莫夫斯基从来就不是调和派分子，从未指望同沙皇专制或国家杜马中的俄国反对派合作，因为他从未期待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实质性让步。早期的调和派埃拉兹姆·毕里茨（1851-1929）、亚历山大·列德尼茨基（1866-1934）都将自己的愿望与波俄友好协议结合，寄希望于与俄国自由现代化拥护者的紧密合作。马里安·捷霍夫斯基（1861-1938）、菲利克斯·卡聂钦在克拉科夫月刊《斯拉夫世界》(Славянский мир)上也倡导斯拉夫团结，梦想复兴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精神想法中的俄罗斯，联合奥地利及法国联盟反对普鲁士[xxix]。德莫夫斯基坚决批判了调和派的立场，认为他们的想法都是政治乌托邦。德莫夫斯基将俄国内部危机同瓜分波兰的各国间的矛盾冲突结合在一起。他坚信，随着两个集团（协约国与同盟国）间矛盾的加深，俄国内部危机也会随之加剧；波兰的任务就是要利用各方的矛盾与冲突[xxx]。也正因为如此，德莫夫斯基担心，波兰问题会扩大俄国的亲德情绪，再次重新吸引俄国加入德国政治轨道，降低彼得堡和柏林之间武装冲突的可能性[xxxi]。 可见，德莫夫斯基和毕苏茨基的思想在本质上都存在一个期望，即世界大战迟早要爆发，而且战争必将削弱俄国的力量，迫使俄国放弃从前所占有的波兰东部区域；而波兰也只有在制衡两个强大邻国的情况下才能恢复自身的国家性。 二、十月革命后毕苏茨基与德莫夫斯基对苏联的认识 十月革命不仅标志沙皇专制制度的结束，也可以说是20世纪波兰政治思想中涉及俄罗斯的第一阶段的结束。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军事和经济上相对薄弱的波兰似乎还不能够实现独立，也无法适应大转折期的国际政治，但这并没有让波兰远离在东方推行的积极政策。当德国开始缩短东部战线时，年轻的波兰还不算清晰的边界上就出现了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威胁——1919至1920年的波苏战争。这种威胁不仅仅是新的领土划界，还包括在波兰强制推行可怕的政治体制[xxxii]。 1919年2月的波兰-苏俄战争爆发后，为了使新的国家彻底革命化，李斯特夫斯基小组在白俄方向与俄国军官志愿队战斗，华沙红色军团、卢布林革命军团等波兰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陆续涌现[xxxiii]。波兰同谁作战？同俄罗斯？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波兰为了什么而战？为了复兴波兰立陶宛联邦？为了复兴沙皇，或者恢复俄国革命前的秩序，还是协约国想恢复的那种秩序？在这场战争中，波兰如何组织与波兰人民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乌克兰、白俄与立陶宛的关系？[xxxiv]作为现实问题的回应，毕苏茨基和德莫夫斯基不谋而合确立了对“复兴伟大的波兰连同其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大片土地上优先影响力”的追求[xxxv]。双方同时看到了建立伟大新波兰的可能性，坚信波兰将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中部和东部政治博弈的主要力量[xxxvi]。毕苏茨基将布尔什维克的西进看作是主要问题。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独立的波兰的盟友，两者必有一战；但布尔什维克对波兰而言，其危险程度远不及白军；因此，他宁愿让波兰与被西方孤立的布尔什维克毗邻，也不愿让波兰与复辟的俄帝国毗邻[xxxvii]。出于战术考虑，毕苏茨基赞成建立联邦的思路，而德莫夫斯基则认为带有危险性的联邦体制首先适合于乌克兰，因为联邦在未来有利于德国而非波兰[xxxviii]。 列昂·华西列夫斯基（毕苏茨基的拥护者）等众多波兰社会党人的几乎所有政论作品都这样解释1919-1920年的战争：“这是一场简单的反俄战争，主是要求切断与俄国‘白军’代表的所有联系。” [xxxix]他们号召，波兰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并将它作为抵御俄罗斯帝国入侵的屏障；对待布尔什维克主义绝不能像对待波兰的最大威胁——陈旧的沙皇帝国主义那样[xl]。于是，波兰军事部门在1919年4月解散了军队中所有的俄罗斯军官机构[xli]。毕苏茨基出于对军事力量参与战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担忧，决然中断了有利于与布尔什维克停战的乌克兰问题的解决进程[xlii]。他通过伊格纳齐·达申斯基（1866-1936）向苏联外交活动家维克多·柯普（1880-1930）转达开辟波兰社会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对话渠道的倡议，并提出，在两个前提下加快波兰和苏俄的休战：第一、俄国布尔什维克不干涉波兰和立陶宛边界的调整；第二、俄国布尔什维克不干涉东加里西亚事务[xliii]。 民族民主党更倾向于强调与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必要性，反对建立独立的乌克兰，这与协约国的官方政策相吻合[xliv]。但最终放弃协约国政策则是以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能够赢得关于东方土地问题的更大让步为前提的[xlv]。德莫夫斯基反对波兰屈服于西方国家压迫尤其是英国的政策，他甚至怀疑英国的协助反而扩大了德国的利益，他的这种思想也波及到了犹太院外活动集团。因此，邓尼金失败以后，德莫夫斯基很快发表了与苏俄直接对话的宣言[xlvi]。 实际上，波兰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干涉思想严重脱离了波兰外交政策的现实，反映了各政治流派立场的碰撞。1919年10月29日的波兰议会外交委员会会议上，总理伊格纳季齐·帕德莱夫斯基（1860-1941）陈述了西方国家关于波兰东部边界问题的立场：“在邓尼金胜利的情况下，波兰没有承诺任何格罗德诺-布列斯特的上线（苏波的临时分界线——作者注）。” [xlvii]他建议与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进行协商。达申斯基在会上形容波兰社会党对于战争本质的观点如下：“波兰——从芬兰到乌克兰的俄罗斯民族解放的中心；驱逐俄罗斯族——人民意志的承认和自由的基本条件。……与俄国直接接壤的边境并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政治目标：边境的多样化，并不是坚如磐石的包围圈。”人民-民族联盟代表格拉布斯基则强调：“乌克兰很快将加入俄国阵营反对波兰，为了保障与俄国接壤边境的安全，波兰人应寄希望于自己的力量。”议会代表亚历山大·罗特更为消极的说出了乌克兰问题。而一战前他曾经是自由俄罗斯的拥护者，呼吁经济利益之上，建议不要关闭同俄罗斯磋商的任何一个途径。农民党代表和全国人民联盟声明他们对东方政策没有任何立场。帕德莱夫斯基尝试说服与会者：“俄罗斯的复兴——这是所有民族的要求和必要的条件，波兰应支持这些要求，拒绝利用乌克兰反对俄罗斯这项无法实现的计划。”[xlviii]但最终，没有一个与会者对此作出反应[xlix]。 在这一争论上，只有毕苏茨基具备真正的发言权。他致力于实施分裂俄罗斯的政策，至少，要以与其不同区域的民族中心相对立的途径来消弱俄罗斯，这个区域链上的主要环节就是乌克兰[l]。毕苏茨基曾希望保障波兰的安全，使其不受“红色”俄罗斯的干扰，但他也不打算与对波兰毫无承诺的“白色”俄罗斯结为同盟。因此，他曾努力寻找第三个俄罗斯，期望这个俄罗斯能够接受建立在罗曼诺夫帝国遗迹之上的民族国家，能够接受以增强波兰地位和承认乌克兰独立为基础的东欧重组[li]。自1919年1月起，在卡罗尔·温嘉果里斯基（1886-1974）的协助下，社会革命党人米哈伊尔·柴可夫斯基（1804-1886）和鲍里斯·萨温科夫（1879-1925）进入了毕苏茨基的计划之中[lii]。随后，由鲍里斯·萨温科夫创建的坚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军事力量“民主俄罗斯”（也称为“第三俄罗斯”）成为了毕苏茨基博弈的新底牌。该军事力量由鲍里斯·别里梅金和布拉克·巴拉霍维奇（1883-1940）的志愿军组成，名义上服从弗兰格尔（1878-1928）的领导[liii]。毕苏茨基希望借助邓尼金的军事庇护巩固乌克兰的地位，依靠“第三俄罗斯”协助压迫布尔什维克接受乌克兰的现状[liv]。而毕苏茨基是否认真对待他本人寻找的“第三俄罗斯”（萨温科夫的拥护者德米特里·菲洛索夫（1872-1940）和约瑟夫·查普斯基（1896-1993）如是说），或者，只是将“第三俄罗斯”视为达到目标的工具，目前史学界很难有一个确定的回答。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战场上的失利证实毕苏茨基试图通过“第三俄罗斯”来组织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对抗敌人是没有前途的。毕苏茨基关于乌克兰的伟大计划失败之后，“第三俄罗斯”的军事作用不得不被加以限制。退出战争的毕苏茨基不仅意识到他未能成功地永久保障波兰东部的安全，更加预见到了来自苏维埃政权的新一轮威胁，按照他的判定，是来自苏维埃政权的威胁[lv]。 根据毕苏茨基的判断，“这种威胁的本质结合了俄国帝国主义的传统国家概念，基础是对乌克兰的统治和富有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了充分满足自身贪婪的胃口，这种意识形态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瓜分这些国家，比如像波兰这种位于其扩张主要方向的国家。”[lvi]可见，毕苏茨基的坚强信念正是以波兰独立和追求与伟大东方邻国的关系为根基，在以后十八年的和平进程中主导了波兰的社会舆论[lvii]。 在波兰的政治思想中，首先是俄罗斯、这次是布尔什维克被看成是最主要、危最险的潜在敌人。不仅官员、党（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在自己的政论中如此论及，波兰总参二部和外交部东方事务司也制定了致力于分裂俄罗斯的“普罗米修斯计划”。[lviii] 《洛迦诺公约》（1925）签署之前、也即波兰和立陶宛独立的最初几年里，波兰的政论作品中到处都在讨论着一个问题——与苏俄签约的必要性。社会党、 “解放”农民党、全国人民联盟、保守派等追随毕苏茨基活动的大多数党派都普遍认为，1921年的里加条约只是临时性的、冲突中的一种喘息，并未最终解决问题[lix]。《里加条约》的批判者坚持其一贯的反俄立场。他们认为，该条约基本上就是不断的瓜分波兰和新一阶段波兰在东方的让步[lx]。列昂·华西列夫斯基在一篇特殊的文章《消灭俄罗斯》（1924）(Ликвидация России)中迅速承认了布尔什维克所引发的“地震”。克拉科夫的保守党人也坚信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不会持久[lxi]；当前俄罗斯的形势减弱了其自身实力，减少了同西方合作的机会，挑拨（引发）了国内的动荡，这些都增加了波兰在东欧巩固自身地位的可能性。维尔诺的保守党斯坦尼斯瓦夫·马茨戈维奇（1796-1879）和迪斯瓦夫·斯图德尼茨基也都论证，与俄罗斯的任何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波兰可从德国方面寻求支持。 毕苏茨基民族独立理念的基础不仅包括抵抗与德国结盟的诱惑，还包括在东方受到攻击时不能指望西方真诚的帮助[lxii]。于是，毕苏茨基及其追随者意识到：保障波兰领土安全的方式在于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在波兰庇护下把那些被俄国征服及俄国扩张所威胁到的民族组成联邦。因此，随着毕苏茨基重新掌权，早在1920年8月就开始实施的“普罗米修斯计划”达到了最积极的阶段。与20世纪二十年代有所不同的是，普罗米修斯主义者不再试图寻找俄国的盟友。列昂·华西列夫斯基、塔德乌什·霍武夫科（1872-1932）、塔德乌什·沙埃策尔（1875-1939）、马尔采里·汉德尔斯曼（1882-1945）等这些激进者和参与者都认为，无论是现行共产主义还是革命前的制度，俄国的特点与其体制无关，其本质是贪婪的帝国主义[lxiii]；作为“品行端正的伙伴”，波兰准备接受一个拒绝帝国思想的俄罗斯，但这样的俄罗斯是不可能出现的。为更好地为“普罗米修斯计划”服务，格德罗伊茨主编的《青年叛乱》(Бунт молодых)和1938年出台的纲领性声明《政策》(Политика)一文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认为：波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不可避免，建议创立属于波兰自己的力量；波兰东方政策的重要原则是，致力于在东部边境联合中央集权帝制遗迹上的小国组建尽可能多的联盟，这也是波兰民族利益的基础。 毕苏茨基的拥护者们早在1930年就已经认识到，“危机已潜伏到苏联帝国的多民族体制之中，但暂时还不能导致其内部破裂。”[lxiv]共产主义政权的结构远比毕苏茨基想象的坚固。与其说是现实情况使然，不如说是其他机会的不允许使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实施这唯一的“普罗米修斯计划”——以寻求保护东部领土的手段来维护波兰的最高利益。首先，俄罗斯想要索回波兰的土地以保持在欧洲中部和东部的统治权，波俄碰撞在所难免[lxv]；其次，波兰与德国结盟并从西方获取实质性帮助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如果毕苏茨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么另外一些拒绝承认俄波冲突不可避免的政治家们却选择了另外的道路，尤其是在民族民主党和农民党阵营中他们的呼声非常高，他们强调来自德国复仇主义的危险，特别关注以拓展贸易往来调整与苏联的关系[lxvi]。 德莫夫斯基也注意到了地缘政治因素对于波兰独立的意义，但他对这一事实的评估完全相悖于毕苏茨基。毕苏茨基在东方政策上强调关注苏联的要害地区，寄希望于从内部瓦解苏联。德莫夫斯基则在苏联体制中寻求波俄彼此不解的元素即意识（意识形态）上的不调和元素。 对于自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传统思维，德莫夫斯基曾经补充了一项观察，全文收录在自己的文集《战后世界与波兰》(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мир и польша)里[lxvii]。文中首先介绍了给扬·茹特科夫斯基的一封信，信中德莫夫斯基分析：苏联同中国不可避免的战略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将加入亚洲战线的角逐。他试图确认，此种状况会促使苏联减少侵略西方的可能性，转而发展与西方邻国的友好关系，而目前的西方邻国就只有波兰一个国家，因此必须要加快波兰同苏联之间签约的步伐。他认为：“苏联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清理殆尽，苏联内部不会发生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革命事件，那些执掌苏联政权的阶层将快速转向个体经济原则。苏联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资本主义变换了一副脸孔即将出现。俄国在历史上的最大功绩无疑就是利用（或牺牲）自己来败坏马克思的名声。”[lxviii] 如果将德莫夫斯基心中的波兰说成是早期皮亚斯特王朝时期的波兰，毕苏茨基心中的波兰则是雅盖隆王朝时的多民族联邦。出生于没落贵族的毕苏茨基在成为社会党领袖之后，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到民族主义理论中，在波兰的俄罗斯问题上形成了不同阶段的不同观点和态度。他的“俄罗斯思想”留给波兰的遗产跟显克微支笔下的奥努弗雷·扎格沃巴所沉思的那样，有时会得到热烈拥护，有时也会被尖锐指责。二战后的波兰毫无能力继承毕苏茨基的事业，既没法联合波兰与其邻国成立多民族联邦，也没法实施普罗米修斯计划；所以毕苏茨基对作为苏联卫星国的波兰的影响所剩无几。直到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毕苏茨基穷其一身追求的波兰独立才真正能以实现。 作者信息：邢媛媛，13501331641，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世界历史研究所，100006 [i] （波兰语：Józef Klemens Pi?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波兰备受争议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和独裁者，曾任波兰第二共和国国家元首（1918年—1922年）。出生于前波兰立陶宛联邦祖武夫（现扎拉瓦斯:Zu?ów，立陶宛语:Zalavas）的贵族家族庄园。毕苏茨基家族是一个拥有波兰爱国传统的没落贵族家族，约瑟夫是家中次子。 [ii] （波兰语：Roman Stanis?aw Dmowski，1864年8月9日—1939年1月2日）。科学家、波兰备受争议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民族民主政治集团（Endecja）的创建者。德莫夫斯基属城市贫民阶层，出生在当时还属俄帝国的波兰会议王国，对波兰传统社会结构并无好感。同时，他支持现代化，认为波兰人不应再迷恋过去的波兰立陶宛联邦而应该接受“现代世界”。 [iii] 国外对毕苏茨基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他生前波兰国内出版了关于他的专著近二百部，这还不包括当时发表在报刊上的不计其数的评论文章。二、二战以后关于他的专著主要是批判其独裁统治。1930年当上总理的毕苏茨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奉行“反苏亲德”，为苏联红军帮助下的波兰亲苏政权所不容，所以毕苏茨基长期被批判为“暴君”。三、苏联解体波兰剧变后，关于他的专著主要是客观、公正的重新评论其功与过。目前，波兰、俄罗斯、美国等国的学术机构里都设有专门的毕苏茨基研究院（所），大量有关其本人的各种史料被发掘，研究成果更是推陈出新。国内学术界对毕苏茨基的研究尚属薄弱，对他的重视仅体现在波兰史专家刘祖熙教授专著《夏日堂史集》的某些文章中，其余关于他的评述都只是在相关东欧史、苏波关系史研究中被零星提及。 [iv]斯库拉（Scylla）是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身体长有六个头十二只脚和猫的尾巴。她守护在墨西拿海峡的一侧，这个海峡的另一侧有名为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的漩涡。船只经过该海峡时只能选择经过卡律布狄斯漩涡或者是她的领地。而当船只经过时她便要吃掉船上的六名船员。 [v] А.Гешрквияк-Кервович〈Примеч к переводу〉,вероотступничество в Польше в конце 18 в. и в начале 19 в.М.,АИРО,1995,С.224. [vi] Davies Norman,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in Two Volume,Ⅱ,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92. [vii] Davies Norman,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in Two Volume,Ⅱ,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21. [viii] 19世纪波兰最伟大的诗人、革命家，其名字与波兰民族史和思想史紧密联系。出生于小贵族家庭，了解波兰的悲惨命运，一生经历逮捕、监禁、放逐、流亡，最后客死异乡。作品想象瑰丽、描写生动，始终贯穿着争取祖国解放的理想，为波兰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被罗莎·卢森堡誉为“浪漫主义诗歌的继承者和最伟大的灵魂人物”。代表作有《先人祭》、《塔杜施先生》等。 [ix] 波兰社会党，1892年于巴黎成立，自此至1948年一直在波兰政坛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初毕苏茨基成为该党领导人。1893年、1906年和1948年党内发生过三次大分裂。该党在1987年重建。波兰社会党的主要宣传刊物为《工人报》（работник）。 [x] Hauser Przemys?aw,Dorosz Janina: Jozef Pilsudski's Views on the Territorial Shape of the Polish State and His Endeavours to Put them into Effect, 1892–1905,Jozef Pilsudski Institute of America,1972,p.289. [xi] РГАСПИ.Ф.1.Оп.1.Д.1245.Л.12-17.遵循1992年1月叶利钦签发的《关于保守俄罗斯联邦国家秘密》第20号命令、1992年4月政府《关于保守俄联邦国家秘密的问题》的决议，此“波兰战前外交”的部分档案于1993年由波兰外交部移交给俄国外交部。 [xii] Davies Norman,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in Two Volume,Ⅱ,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96. [xiii] Plach Eva,The Clash of Moral Nations: Cultural Politics in Pilsudski's Poland, 1926–1935, Ohio University Press,2006,pp. 338-340. [xiv] РГАСПИ.Ф.1.Оп.1.Д.1245.Л.89-90. [xv] 毕苏茨基为波兰社会党领导人之后，为了方便从事地下活动将自己改名为“维克多”（Виктор），他的同志们就称呼他为“维克多同志”（товарищ Виктор）。 [xvi] М.Литвино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Речи и документы,документы МИДа, Серия вторая,т.2,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2, С.452. [xvii] Stachura Peter,Poland, 1918–1945: An Interpre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econd Republic, Routledge,2004,pp.201-223. [xviii] Lerski Jerzy Jan,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Poland, 966–1945, Greenwood Press,1996,pp.354-356. [xix] Lerski Jerzy Jan,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Poland, 966–1945, Greenwood Press,1996,pp.369-372. [xx] 喀查普（Кацап）即俄罗斯人，是旧时乌克兰沙文主义者对俄罗斯人的蔑称。 [xxi] Г.Яблоньский〈Примеч к переводу〉,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Польши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традиции в свете ленинских идей.-В сб.:В.И.Ленин и Польша.Проблемы,контакты,отклики,М.,1970,С.32-33. [xxii] 1897年由德莫夫斯基与同僚共同创立。政治党派民族民主党是“游说团体”，也是“地下组织”。1899年德莫夫斯基成立民族教育协会并将其用作民族民主党的辅助机构。1905年“六月日事件”中民族民主党与波兰社会党之间爆发过小规模内战。民族民主党的主要宣传刊物为《全波评论》（Всеполь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xxiii] 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后，毕苏茨基到日本，希望以情报换取日本为他计划中的起义提供帮助。同时，德莫夫斯基赴日，成功阻止日本帮助毕苏茨基。 [xxiv] Роман Дмовский к Зигмунту Милковскому,посьмо от 8.Ⅰ.1905 Цит.по:Машинописная копия.Документы С.Козицкого. Ягеллонская Б-ка.Ркп. акс. 31/62.к.36. [xxv] Роман Дмовский〈Примеч к переводу〉,Германия,Россия и польский вопрос,М.,Наука,1908,С.165. [xxvi] Роман Дмовский〈Примеч к переводу〉,Германия,Россия и польский вопрос,М.,Наука,1908,С.201. [xxvii] Hauser Przemys?aw,Dorosz Janina: Jozef Pilsudski's Views on the Territorial Shape of the Polish State and His Endeavours to Put them into Effect, 1892–1905,Jozef Pilsudski Institute of America,1972,p.309. [xxviii] Hyde-Price Adrian, Germany and European Ord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1,p.432. [xxix] Роман Дмовский〈Примеч к переводу〉,Упадок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Польш,М.,1914,с.265. [xxx] Boemeke Manfred F,Feldman Gerald,Glaser Elisabeth,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A Reassessment After 75 Ye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58-61. [xxxi] Роман Дмовский〈Примеч к переводу〉,Германия,Россия и польский вопрос,М.,Наука,1908,С.112. [xxxii] Erickson John,The Soviet High Command: 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1918–1941, Routledge,2001(三),p.235. [xxxiii] Cisek Janusz Ko?ciuszko,We Are Here: American Pilots of the Ko?ciuszko Squadron in Defense of Poland, 1919–1921, McFarland & Company,2002(三),p.302. [xxxiv] Stachura Peter,Poland, 1918–1945: An Interpre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econd Republic, Routledge,2004,pp.298-301. [xxxv] Hauser Przemys?aw，Dorosz Janina，Year 1920 and its Climax: Battle of Warsaw during the Polish-Soviet War, 1919–1920, with the Addition of Soviet Marshal Tukhachevski's March beyond the Vistula，Jozef Pilsudski Institute of America,1972,p.801. [xxxvi] Roshwald Aviel,Ethnic Nationalism and the Fall of Empires: Central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Russia, 1914–1923, Routledge,2001,p.356. [xxxvii] Goldstein Erik，The First World War Peace Settlements, 1919–1925, Longman,2002,p.65. [xxxviii] Kipp Jacob，Central European Security Concerns: Bridge, Buffer, Or Barrier? Routledge,1993,p.2. [xxxix] Hauser Przemys?aw，Dorosz Janina，Year 1920 and its Climax: Battle of Warsaw during the Polish-Soviet War, 1919–1920, with the Addition of Soviet Marshal Tukhachevski's March beyond the Vistula，Jozef Pilsudski Institute of America,1972,p.698. [xl] РГАСПИ,Письмо В.коппа к Г.Чичерину 28. Ⅸ.1919 г.//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Ф. 5. Оп. 1.Д.2137.Л.48-51. [xli] Rothschild,Joseph. Pilsudski's Coup d'Eta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365. [xlii] Prizel Ilya，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Nationalism and Leadership in Poland, Russia and Ukra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216. [xliii] А.Л.Нарочницкий: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МИДа, Серия седьмая,т.3,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72,c.876. [xliv] Davies Norman, White Eagle, Red Star: The Polish-Soviet War, 1919–1920, New Pimlico,2003(二),p.263. [xlv]Письмо Р.Дмовского к С.Козицкому от 10. Ⅲ.1920.В сб.:Документы Козицкого.Ягеллонская Библ.,ркп.акс.30/62,к.45-46. [xlvi] М.Литвинов,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Речи и документы,документы МИДа, Серия седьмая,т.4,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72,p.652. [xlvii] Stachura Peter,Poland, 1918–1945: An Interpre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econd Republic, Routledge,2004,pp.514-519. [xlviii] См.:копия протокола заседания Комисс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от 29.ⅩⅩ1919，Ягеллонская Б-ка.Ркп. акс. 98/56.к.12. [xlix] Г.Яблоньский〈Примеч к переводу〉,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Польши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традиции в свете ленинских идей.-В сб.:В.И.Ленин и Польша.Проблемы,контакты,отклики,М.,1970,С.102-104. [l] Dziewanowski Marian Kamil, Joseph Pilsudski: A European Federalist, 1918–1922,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21-23. [li] Stachura Peter,Poland, 1918–1945: An Interpre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econd Republic, Routledge,2004,p.633. [lii] Pi?sudska Aleksandra,Pilsudski: A Biography by His Wife, DODD,MEAD& COMPANY,1941,p.435. [liii] Cisek Janusz Ko?ciuszko, We Are Here: American Pilots of the Ko?ciuszko Squadron in Defense of Poland, 1919–1921, McFarland & Company,2002(三),p.539. [liv] Charaszkiewicz Edmund,Grzywacz Andrzej,Zbiór dokumentów pp?k. Edmunda Charaszkiewicza,2000(四),p.147. [lv] Davies Norman, White Eagle, Red Star: The Polish-Soviet War, 1919–1920, New Pimlico,2003(二),p.369. [lvi] Pi?sudski Józef，Darsie Rutherford,Joseph Pilsudski, the Memories of a Polish Revolutionary and Soldie, Faber & Faber,1931,pp.34-37. [lvii] Wandycz Piotr , “Polish Federalism 1919–1920 and its Historical Antecedents”, East European Quarterly,1970, Ⅳ(1):pp.25-39. [lviii] Davies Norman,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in Two Volume,Ⅱ,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01-203. [lix] Ягеллонская Библ.Запрос посла Заморского и его соратников（Народно-нацианальный Союз）от 28. Ⅸ.1927 г.,в:Документы К.Соснковского. Б-ка Оссолинеум,ркп.16501 Ⅲ,к.73-76. [lx] Ягеллонская Библ.Инструкции для КН(Komenda Nazela) Ⅲ ПОВ август-сентябрь 1923,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сторик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х коллекций(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ча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архива). Ф. 482. Оп.5.Д.1174. [lxi] Г.Яблоньский〈Примеч к переводу〉,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Польши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традиции в свете ленинских идей.-В сб.:В.И.Ленин и Польша.Проблемы,контакты,отклики,М.,1970,С.104. [lxii] W?adyka W?adys?aw，Pi?sudski na ?amach i w opiniach prasy polskiej 1918–1989(《Return to the Newspapers: Józef Pi?sudski in the Official and Underground Press, 1918–1989》), Warsaw University,2005,pp.304-306. [lxiii] Hauser Przemys?aw，Dorosz Janina，Year 1920 and its Climax: Battle of Warsaw during the Polish-Soviet War, 1919–1920, with the Addition of Soviet Marshal Tukhachevski's March beyond the Vistula，Jozef Pilsudski Institute of America,1972,p.932. [lxiv] Davies Norman, White Eagle, Red Star: The Polish-Soviet War, 1919–1920, New Pimlico,2003(二),p.537. [lxv] Bideleux obert，effries an,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risis and Change, Faber & Faber,1998,p.101. [lxvi] Hyde-Price Adrian, Germany and European Ord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1,p.639. [lxvii] Роман Дмовский〈Примеч к переводу〉,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мир и польша,М.,1931,С.35. [lxviii] Копия письма Р.Дмовского к Я.Жултковскому от 8.Ⅴ.1930,ср.также: копия письма Р.Дмовского к Я.Жултковскому от 28.Ⅳ.1930,в:Документы С Козицкого.Ягеллонская Б-ка,ркп.акс. 31/6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