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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如雷（1926—1998），著名历史学家，山西定襄人。大学期间，受教于著名学者王亚南、雷海宗、孙毓棠、周一良等，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并专攻隋唐史；提倡史学工作者扩大眼界，留心相邻学科的研究课题和分析方法，以进行跨学科研究。所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唐末农民战争》《李世民传》等专著和《抛引集》《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隋唐政治史论集》等学术论集，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1993年4月，我调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该所有历史学家胡如雷先生主持的隋唐史研究室，我就在该室跟随胡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史（重点是隋唐史）。第二年，胡先生调回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是他的大师风范和谆谆教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在我国史学界，胡如雷先生是一位学术造诣很高，且以理论分析见长的学者。他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能够熟练地运用有关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其学术观点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同。他的代表作《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阶级分析方法，以土地所有制为钥匙，从纵、横两个方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典范之作，享有“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美誉。另一部著作《唐末农民战争》则是他借鉴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方法而撰写的农民战争史力作。 我有意从他那里取经。有一次，我到他家里拜访，顺便请教一些问题。刚刚进入学术话题，他就把我领进书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解决重大疑难问题，必须重视理论和方法，否则是无法深入下去、无法论述透彻的。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趁机向他请教如何提高理论水平，他说：“我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时遇到了几位学问很好的老师。其中，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翻译者，理论水平很高。他讲授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对我从事史学研究影响很大。他不仅讲解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观点，而且分析马克思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包括安排《资本论》章节顺序的思路和用意，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引起了我们钻研《资本论》的兴趣。要提高理论水平，就必须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年轻时经常阅读经典著作，一遍又一遍地读，慢慢地啃，直到弄懂为止。经典著作读多了，慢慢地就会悟出一些道理，就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经典著作比较难读，你不要怕苦怕累。只有接受严格的理论思维训练才能提高理论水平。”先生的话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要提高理论水平，一方面确实需要名师启发和点拨，另一方面还是要靠自己刻苦钻研。 记得有一次，我向他请教怎样才能多出成果。他说：“研究古代史的成果虽然已经很多了，但是，并不是古代史没有什么搞头了，其实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研究。前人研究过的问题也可以再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做学问的目的是解决疑难问题，为现实社会生活服务。一篇论文、一部专著是否有价值，关键在于这篇论文、这部专著是否解决了疑难问题。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在于成果数量。”他提出：“历史学不能停留在搜集资料、整理文献、辨析考证阶段，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社会现象发展规律。解决疑难问题就必须做到这个程度。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才能充分发挥历史学的作用，经世致用。”他认为，单位每年对科研人员进行业绩考核，完全不考虑成果数量也不行。他说：“研究某个问题以后，再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逐步扩展开来，这样就可以出一连串的成果，形成系列论文。在此基础上，撰写学术专著。这样的专著就有分量，经得起时间考验。如果这里搞一下、那里搞一下，缺乏主攻方向，没有重点，那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受益匪浅。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我都尽量切实履行。 胡先生做学问非常踏实。他的论文在投稿以前都仔细核对文献资料，并且自己动手，从不假手于人。有一次，为了核对《隋书》的几条材料，他专程来到所里，碰巧资料室工作人员不在。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我把他请到办公室，将中华书局版《隋书》拿出来，供他校对。他很高兴，马上认真地校对起来，口里还念念有词：“一校对就发现了错误。”这样踏实、严谨的作风赢得了同事们的一致称赞，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就学会了这个办法，并且养成了习惯。从此以后，每一篇论文在投稿之前，每一部著作在交给出版社之前，我都从头到尾仔细校对文献材料，并且反复校对，确保没有错误。 胡如雷先生于1998年1月去世以后，中国唐史学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已经多次举行纪念活动，对胡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回顾和总结，给予了高度评价，激励我们继承胡先生学术事业，不断地开拓创新。在胡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我特撰此文，以示纪念和缅怀。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