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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日,著名考古学家、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宿白先生逝世。文物博物馆界人士纷纷表达了对先生的哀悼与敬意。 1994年5月,我在甘肃张掖的马蹄寺考察期间第一次见到宿白先生。当时国家文物局计划对甘肃地区的石窟寺进行较为全面的调查,宿白先生一行在考察了炳灵寺石窟、天梯山石窟之后,来到马蹄寺。经国家文物局晋宏逵先生介绍得以请教宿白先生。没想到就在那次见面的两个月后,我便调任北京市文物局担任局长,从此获得更多与宿白先生见面的机会。特别是在国家文物局工作期间,能够经常求教于宿白先生,获益良多,其中印象深刻的有这样几件事。 为文物工作钉上“四个桩” 2002年,在全国文物系统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文物保护法》顺利完成修订,并公布实施,同时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这两件大事之后,国家文物局筹备召开全国文物局长会议。我分别拜访了宿白、谢辰生、罗哲文、张忠培、徐苹芳和黄景略等几位先生,请教在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应重点强调什么问题、部署哪些工作。在会议开幕前夕,几位先生一起聚集在招待所的房间内,向我讲了他们研究的意见。意见十分明确,态度非常坚定,指出要将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的精神落到实处,贯彻好《文物保护法》,必须要抓好四项基础工作:一是建立文物保护法规体系;二是摸清文物家底;三是文物保护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支撑;四是确保文物安全。 于是,在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我代表国家文物局,重点强调了四项基础工作的重要性,明确了相应的工作要求。实践证明,宿白先生和几位专家的意见,抓住了当时文物事业发展的瓶颈,都是根本性的问题。自2002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以来,全国文物系统一直坚持“四项基础工作”不动摇,被形容为为文物工作钉上了“四个桩”。 十几年来的工作实践证明,“四项基础工作”直到今天,都是文物保护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文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命根子”。 “要抓好考古报告的质量” 田野工作结束后及时编写、出版发掘报告,是考古单位和考古人员不可推卸的学术责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工作曾经严重滞后,影响了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国家文物局于2006年专门下发通知,专项督察重要积压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工作,力争在3年内解决一批重要积压考古报告的出版工作。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加大对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的支持力度,每年都从当时总共1000万元的考古专项经费中,安排700万元以上用于补助考古资料的整理和报告出版工作。 2008年春节期间,我去宿白先生家中拜访时,汇报了推动考古报告的初步成果。没想到宿白先生在肯定国家文物局工作的同时,严肃地指出一些考古报告质量不高,甚至有的存在较大问题,嘱咐一定要注意抓好考古发掘报告的质量问题。他强调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工作是一项极其严肃的科学工作,必须高度重视质量,要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发表资料,并确保全部资料准确无误。 宿白先生早年编写的《白沙宋墓》开创了考古报告的编撰体例。《白沙宋墓》考古报告加入了大量考证性注释,正文和注释分量相当,除了正文的注释,很多注都是旁证,是作者研究过程的记述,成为之后考古发掘报告的范本。尽管《白沙宋墓》已出版60余年,但是至今仍在学界颇具影响。 为了落实宿白先生的意见,切实解决考古报告的质量问题。2008年4月,国家文物局举办了“考古发掘报告编写工作高级研修班”,请宿白先生、黄景略先生、张忠培先生、严文明先生、黄展岳先生等著名考古学者重点讲授考古资料编写和报告出版的质量问题。参加研修培训的各位学员抓住难得机遇,用心领悟先生们讲授的精髓,主动向先生们请教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和困惑,使研修培训取得了预期成效。 “培养专业人才最为紧要”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当时考古力量薄弱和专业人员缺乏的问题,1952年至1955年,由当时的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全国共有346名学员接受了系统的文物考古培训。宿白先生担任组织领导与行政工作,并与夏鼐、裴文中、苏秉琦等著名考古学家参与训练班的教学,为在全国大范围开展大规模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赢得了中国考古“黄埔四期”的美誉,“新中国的考古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是宿白先生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2008年5月,北京大学刚刚度过110华诞,我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大学召开联合办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宿白先生就文物保护人才培养发表了重要意见,指出培养专业人才最为紧要,为联合办学取得实效指明了方向。通过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大学联合办学,根据日益增长的文物保护领域人才需求,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考古、博物馆、文物保护专业毕业生,不断补充到文物保护系统。同时,北京大学持续承办全国省级文物局长管理干部培训班、省级博物馆馆长培训班和考古研究所所长培训班,以及西部地区基层文博管理干部培训班,为加强文物保护管理队伍的能力建设做出了不懈努力。宿白先生一直关心文物系统人才培养,积极参与国家文物局重大项目的论证、方案审核等工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淹没盐田我深感痛心!” 宿白先生一生挚爱历史文化,晚年依然十分关心文化遗产生存状况。2009年夏天,我收到宿白先生一封言辞恳切的来信,信中写道“近闻云南古水电站,将上马修建,并将全部淹没西藏芒康盐井盐田,为此我深感痛心!”宿白先生呼吁“鉴于芒康盐井盐田在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文化、文物、景观、自然、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巨大的潜在遗产和文物价值,特别是它作为一部现存的活的历史,在当今世界各地极为罕见。因此,无论如何都应该负责任地把这处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保护下来”。 读了宿白先生的来信,我感到很惭愧,身为国家文物局局长竟然对于西藏芒康盐井盐田一无所知,这处文化遗产的境况还要由已是米寿之年的宿白先生告知。于是,带着宿白先生的重托,我立即踏上西藏芒康盐井盐田保护状况调查之行。 在文化遗产现场,我们召开了芒康盐井盐田保护座谈会,对盐井盐田遗址和遗产环境保护提出要求。回到北京,国家文物局立即致函云南省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明确要求停止水库建设方案实施,绝不能因水库建设使芒康盐井盐田这处珍贵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同时应将芒康盐井盐田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一番努力,得到云南和西藏方面的回复,承诺停止水库建设,对芒康盐井盐田实施整体保护,并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宿白先生的呼吁,挽救了这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 近20年来,每当节日期间,我总要去几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家中拜访。在我经常拜访求教的学者当中,有4位先生恰好同龄,即北京大学的宿白先生、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先生、国家文物局的谢辰生先生、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先生,今年均是96岁高龄。记得在4位先生90岁生日时,我分别以不同形式向他们表示了祝贺,祝他们健康长寿,并相约4位先生100岁生日时再来一起祝贺。但是,宿白先生却提前离开了我们。 宿白先生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和治学理念,值得我们永远珍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