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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姆的《农书》中记录了112位前辈的观点，仅仅看那些花样缤纷的名字，如希腊人德谟克利特、黑人莱昂、非洲人安纳托里奥等等，就让人感到震撼，那个时代的穆斯林精英竟是视野如此开阔，当时广大的伊斯兰世界中，知识流动、书籍传播的范围那么广，那么活跃，所传承的文明传统那么源远流长。实际上，在作者的观念世界里，他的农学传统直接承袭亚当与诺亚：“大洪水过后，走出方舟的人们不知稼穑，是诺亚教导了他们。” 波斯人有一句谚语：“一个追问接着一个追问，可以远至中国。”我很幸运，仅仅“蔷薇露”这一个问题，就把我送到了西班牙穆斯林黄金时代的塞维利亚。 中国文献中的“蔷薇露”，实际上是从伊斯兰世界传入的玫瑰香水，这是学者们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于是我就一直好奇，能否在伊斯兰文化中找到介绍蔷薇露生产的历史资料？直到最近才得知，伊本·阿勒-阿瓦姆（Ibn al-Awwam）的《农书》（Kitāb al-filāa）中有关于早期蔷薇露制造的专节，于是入手了这本名著的西班牙语译本和法文译本。结果是拿到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古典时代到中世纪期间流传下来的最为伟大的农业著作”。 阿瓦姆生活在12世纪下半至13世纪初的塞维利亚，时值西班牙穆斯林文明的巅峰期，所谓“安达卢斯时代”，可惜的是，文献中没有留下这位杰出农学家的生平记载。根据他在《农书》中的无心披露，学者们推断，阿瓦姆出身贵族阶层，拥有田庄和家财，但无心功名，似乎从来不曾担任一官半职，却对农业有着无比的热情，最大爱好就是在田间亲手进行各种农艺实验，因此对乡村生活和农业劳作非常熟悉。在书中，阿瓦姆讲述自己曾在阿勒哈拉菲（Aljarafe）试验不同条件下种植稻子、番红花、黄瓜，给野棕榈树人工授粉，为幼橄榄树治病……阿勒哈拉菲是塞维利亚以西的重要农区，拥有当时最密集的橄榄园，史载曾有村庄八千、众多的华宅和公共浴室。摩洛哥大学经济史教授、伊斯兰农学专家穆罕默德·埃尔-法伊兹（Mohammed El Faz）在为法文版所写的长篇导读中指出，当安达卢斯时代，阿勒哈拉菲实际上如同一片自由的农业试验场，一代代农人在那里自发地引种、移植、杂交，展开技术创新与品种改良，从而推动农事及经济的发展，改善生活条件，而阿瓦姆正是其中的一位典型。 胜过一般实干家的是，阿瓦姆注重前人的积累，有意识地收集与阅读各种农学著作以及其他科技著作，选取其中他认为适合本地农业的片段，加以汇总，最终形成《农书》这一部宏著。作者最重视的是西班牙历代穆斯林农学家的著作，在前言中声明，其作品首先以伊本·哈吉吉写于1073年（伊历466）的《丰足》一书为基础，而《丰足》引用的古代学者就达30位。另外，阿瓦姆特别看重《纳巴提亚农书》，该书由一位巴比伦人库萨马写于公元3至4世纪，并于902年译成阿文。仅一个细节就足以证明《农学》的价值：人们曾经误把这部著作的阿拉伯语版本的译者当作原作者，是《农书》记录了真实作者库萨马的名字，帮助后人找回真相。此外，阿萨姆也引用了卡斯图斯的《罗马人农书》，正如法伊兹指出，他融汇了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叙利亚-拜占庭、伊比利亚以及柏柏尔诸系统的农学成就。《农书》中记录了112位前辈的观点，仅仅看那些花样缤纷的名字，如希腊人德谟克利特、黑人莱昂、非洲人安纳托里奥等等，就让人感到震撼，那个时代的穆斯林精英竟是视野如此开阔，当时广大的伊斯兰世界中，知识流动、书籍传播的范围那么广，那么活跃，所传承的文明传统那么源远流长。实际上，在作者的观念世界里，他的农学传统直接承袭亚当与诺亚：“大洪水过后，走出方舟的人们不知稼穑，是诺亚教导了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提示，他也会引用非穆斯林学者的观点，但不提具体姓名，而是以“另外有人说”这样的曲折表达。因此这部著作也是重要的资料库，许多已佚散的著作，在这里留下了片段。不过阿瓦姆不是个机械的文抄公，他强调，其引述的资料，都经他亲自实践并认为有效，书中，在诸家观点之后，他每每加以点评，给出自己的经验与意见。 《农书》以阿拉伯文写成，分为上下两册，共34章。现代读者翻阅这部文献会有一个收获，那就是改变对传统农业的错误印象。阿瓦姆所深入的“农业”，远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狭隘和简陋。在他笔下，围绕着种植和收获，人类自“亚当”以来一点点积累下来那么丰厚的经验，发明了那么细致的办法，让人在阅读中就对劳作产生喜悦感，为种种意想不到的巧妙手段而迷醉。《农书》以土壤学开篇，第一章讲述如何分辨优质、中等及劣质的土壤，其依据何在，各种土壤适合哪些庄稼与树木，在随后的部分，植物与土壤的关系就像主旋律一样，时时浮起，盘旋回荡。接下来分章讲肥料、水以及嫁接，然后便是繁花似锦的内容连翩而来：第四章介绍如何布置果园与花园，在其中安排花木的最佳方式，可供选择的花木；第十五章涉及香料植物及甜料植物；第二十六章关注调料和药材作物；第二十七章却是以芳香型观赏花卉为内容……此外还包括农人的生活知识，如何风干和保存水果、如何择地建宅、如何伐树作木料，更详细介绍家禽家畜的养殖、养蜂等等。 第七章无疑是西班牙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其内容为“西班牙各地习惯种植的作物”以及相关农艺，我们中国读者熟悉的包括橄榄、葡萄、甘蔗、桑、玫瑰、茉莉、橙、柠檬、苹果、梨、桃、杏、李、榛、棕榈，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穆斯林引种到伊比利亚。“甘蔗”一节记录了格林纳达的哈吉所提供的制糖法，可见彼时的安达卢斯不仅种植甘蔗，而且从事蔗糖生产。更令人惊异的则是桑树，相关一节内明言“桑树种下之后的第二年就可采摘桑叶喂蚕”，证明安达卢斯拥有养蚕业与丝织业。该节标题说明：“其为桑，被称为阿拉伯桑树，亦即用于丝的桑。”对于桑蚕技术以及丝织技术西传的过程，无疑透露了关键的信息。 书中其他章节还介绍了稻子、棉花、亚麻、番红花、芝麻、靛蓝植物以及甜瓜、黄瓜、洋葱、胡萝卜、卷心菜等等，其中，稻子与番红花至今仍是西班牙的重要作物，前者造就了美味的海鲜饭，而海鲜饭上一定会洒些番红花。我们呼朋引类抢吃一锅西班牙海鲜饭的时候，不要忘了800年前阿瓦姆在阿勒哈拉菲的努力。迷人的是二十七章“芳香植物”，包括丁香、白百合、睡莲、薄荷、薰衣草等，还包括几种水仙花，其中有一种是白花瓣里有小小的黄蕊，应该就是金盏银台吧。 据统计，《农书》中介绍了585种作物。西班牙语译本功德无量地附上了阿拉伯原文，采用同一页上西-阿两种行文对应排版的形式，因此翻阅时便特别有趣。西语中凡是以“al”或“a”起头的名词大都来自阿拉伯语（al 、a是冠词，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the”），而这样的作物名称屡屡出现，于是，同一页上，阿语原词与其西语借用词形成对映。最著名的例 子当然是algodon——棉花，由之演变出英文中的cotton。西方人不知怎样形成的误解，坚信“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是“游牧文明”的等义词，并且通过《阿拉伯的劳伦斯》之类通俗文艺作品把这一谬见向全世界传播。须知，自公元7世纪的所谓“阿拉伯大征服”之后，伊斯兰世界的大小帝国与诸王朝大多建立在农业兴旺的地区，从西班牙到印度，从安纳托利亚到北非，因此，伊斯兰文明总体上是农业文明，并且促成了农业的巨大进步。——当然如果非要较真，伊斯兰文明也是商业文明、海洋文明。《农书》里予人深刻印象之一就是经济作物的重要性，如玫瑰花用于蒸馏香水，所制成的蔷薇露是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出口奢侈品之一，一直远销至中国，在书中，玫瑰花的种植、以玫瑰蒸馏香水，都各有专节探讨。另外，阿勒哈拉菲橄榄油生产的兴隆，动力正在于通过塞维利亚出口。 农学史专家想必能在这部巨著中挖掘到诸多课题，对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而言，抱着看热闹的心情闲翻，也会发现种种趣味。像第十五章的“玫瑰花易色法”：据格林纳达的哈吉介绍，把玫瑰花的根与茎的外皮剥开一部分，但不要割断，在其内填上靛青，然后用布与绳严密捆扎起来，再裹以黏土，这丛玫瑰就能开出蓝色的花朵。而大马士革有人把靛青融在水中，然后用那蓝汁天天浇灌玫瑰，也能开出蓝花。须知，在中国文献中，自唐末开始，就流传着把天然花卉变成蓝色的传说，其中，据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所记，北宋宣和年间，洛阳的花匠们将特制的“药”埋在各种名贵白牡丹花的根部，到第二年，这些花株上开的花就是“浅碧色”即浅蓝色，称为“欧家碧”。生活于五代与宋初的孙光宪《北梦琐记》中记载，当时有一家染布坊喜欢把莲子浸在靛青大染缸的缸底，一年之后再取出种到庭池内，于是他家池中便年年开放着青莲花。显然，欧家碧与哈吉介绍的方法相近，而布坊青莲花则与大马士革蓝玫瑰花的方法相近。洛阳与格林纳达几乎相隔了整个欧亚大陆，两地出现非常接近的培养异色花卉的技术，这是巧合？还是存在着一种技术的传播？ 《农书》也介绍了制作葡萄“摄里白”的方法，其中之一为，将盛有葡萄浓浆的瓶子沉浸在井内或水中数天，据说这样可以让成品长期保持甜度。无独有偶，宋人制作夏日饮料桂浆、木瓜汁的做法，也是把盛有浆料的瓶子沉入水中一段时间。二者之间是否有关联？ 顺便说一下，西、法两种译本均将摄里白译为“（酿造）酒”，但是看书中所述，阿瓦姆提及的乃是葡萄汁熬炼成的浓甜饮料（参见本人的《托普卡比宫的摄里白》一文）。二十六章五节里写得很清楚，把葡萄汁在火上慢慢加热，“直到达到古剌卜（蔷薇露）摄里白的浓稠度”；将葡萄汁灌入玻璃容器，放在屋顶，经日晒而蒸发水分，“直到变得如同古剌卜摄里白”。六节则是直接介绍《纳巴提亚农书》中的摄里白做法，是把葡萄尽力晒干，然后榨出甜浆再晒，所得的摄里白会如煮成的摄里白一样甜。 在十六章，梨的保鲜法之一是将其置于蜂蜜里。随后又介绍了一个方法，西班牙语译本据阿拉伯语原文翻为“温和的甜酒，或说淡酒”；法文译本翻成“煮过的酒或冷葡萄浓汁”，都颇费解。其实，这一组词汇的意思应为：“甜味的稠浆，也就是浓缩的摄里白”。而相关的具体方式则是，把鲜梨浸泡在特别稠的摄里白内，从而长期保存。不难看出，书中介绍了两个相近的蜜饯方法，一用蜂蜜，一用摄里白。辨清这一细节并非全无意义，由此我们知道，葡萄等甜水果熬成的浓浆曾经作为蜂蜜、蔗糖浆的替代物，用来制作蜜饯。在蔗糖与蜂蜜都属于奢侈品的时代，人们发明了这一有效的对策，这无疑是甜味料的历史的重要一页。 《农书》毕竟是一部中世纪的作品，不可避免地相信很多可疑的技术手段。果树不结果怎么办？卡斯图斯和库萨马的对策都是两个男人一起到树下演一出小戏，一个轻轻敲打那棵树，说：“我要砍了你，你对我啥用没有！”另一个则假装好心地劝：“别这样，它明年就结出果子啦！”受到惊吓的果树第二年就会乖乖结果。据说各路理论家和实践家都肯定这一技术，名家亲证行之有效。 对古代军事爱好者，这部农业之书居然也提供了福利。将近卷终之时，在关于马的第三十三章中，第十一节为“如何带武器或不带武器地上马”，包括：“持矛上下马的方式”、“如何持盾上下马”、“后边同载一位骑士时如何上下马”、“当同时佩戴长矛、盾和佩刀时如何用刀”、“如何用马鞭控马”、“如何以佩刀作战”、“如何以长矛作战”，有着诸如“用刀时，一定要设法让对手处于你的右边；若是用矛则相反，让他位于你的左边”等详述。所以《农书》其实是乡村生活手册，一位乡绅可以在书中查到各种实用知识。翻阅这本著作，让人有种幻觉，仿佛看到了一位12世纪西班牙穆斯林贵族男性的人生，借助此书来写穿越到那个时代的“种田文”，绝对能唬人。甚至，我幻觉自己理解了“堂吉诃德”的生活背景，理解了桑丘，理解了，在勤勉的西班牙农人眼里，这一对儿是多么突兀可笑。 北方基督教王国在13世纪占领塞维利亚后，《农书》遭到长久的遗忘。法伊兹讲述了重新发现、介绍和翻译这部巨著的过程： 《农书》的唯一一部完整书稿保留在埃斯科里亚尔（Escurial）修道院的王家图书馆，系写在棉纸上的手抄稿。1671年，图书馆遭人为纵火，目的就在于销毁保留在这里的阿拉伯书籍，但《农学》奇迹般地没有受到损害。及至18世纪，西班牙的重农主义运动试图重振本国农业，才把目光投向它，意识到“西班牙阿拉伯农学与精耕细作文化的关系”。此际出现了一位慷慨英雄何塞·邦凯立（Jose Banqueri），他花了14年时间，把《农学》翻译成卡斯蒂利亚语（即西班牙语），于1802年出版。翻译工程无比艰辛，因为不仅要应对几百年前的阿拉伯语，还要处理农学的各方面琐碎知识，本该是跨学科团队的合作，这位博学的教士竟一人独立完成，无异骑士大战风车。因此，此译本虽然在后人看来不尽完美，但始终备受推崇。 半个世纪以后，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需要更好地发掘新殖民地的生产潜力，由这个原因，《农学》激起了法国人的兴趣，他们希望其中的经验有助于“造就法属非洲的农业繁荣”，克雷芒-穆莱（Clément-Mullet）花费数年心血，依据阿拉伯文原本，翻译出法文版。借助西班牙文译本与法文译本，阿瓦姆及其《农书》得以享誉欧洲。 也许《农书》是个过于沉重的翻译工程，那么，至少可以把法伊兹的长篇导读先译过来。这篇导读不仅对《农书》进行了专业的分析，而且将其置于中世纪西班牙阿拉伯农学家的整体成就之中，勾画出10至12世纪安达卢斯农业的辉煌图景。阿瓦姆自己撰写的《农书》序言也值得单独翻译，他在序言中阐发了对农业和农学的思考，见解睿智，言辞优美，既是理论文章，也是动人的散文，在学术体例上的严谨尤其让人吃惊。序中引用了哈吉吉《丰足》的卷尾语：“是为了你，我的兄弟，我完成这项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