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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立国以来，在经营西半球事务特别是处理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方面，提出过诸多思想及政策。其中，“泛美主义”（Pan Americanism）几乎是美国对拉美政策贯彻始终的一个主题，该词最早出现在第一届泛美会议召开前夕《纽约晚邮报》的一篇评论中。在美国，这一概念一般用于描述西半球国家团结合作的思想和运动，类似表述还有“西半球思想”“大美洲思想”等，“泛美主义”则是最为常见的表述。 资本扩张引发泛美运动 作为一种争取美洲国家团结合作的思想和运动，泛美主义源于拉美独立运动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的西属美洲联合思想。但玻利瓦尔的美洲团结联合，仅局限于当时新独立的西属美洲国家，美国不在其列。美国虽然于1823年提出了门罗主义，但迟迟没有与西属美洲国家建立任何政治性合作。 19世纪末，随着美国从大陆扩张阶段走向海外扩张阶段，为了满足资本对外扩张的需要，美国一改往日对泛美合作的漠然态度，开始为泛美运动摇旗呐喊。在时任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的倡导下，1889年10月至1890年4月，美国与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届美洲国家会议（又称“泛美会议”），并成立“美洲各国商务局”（1910年更名“泛美联盟”），从而开创了现代泛美主义运动。第一届泛美会议后至1933年，共召开了五届泛美会议，每届会议的议程都由美国操纵，焦点主要在经济事宜，而非拉美国家所希望的解决美国干涉加勒比地区的政治问题。美国鼓吹泛美主义的同时，却频繁使用“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对拉美国家进行武力干涉和经济扩张。这期间，美国曾两次出兵干涉墨西哥革命，对海地、古巴、尼加拉瓜等国进行军事占领，将它们变为自己的保护国。经济上，美国极力扩大对拉美的投资和贸易，排挤欧洲列强在拉美的影响力，使该地区逐渐沦为美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 美国的干涉和控制导致与拉美国家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反美爱国斗争在拉美国家特别是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此起彼伏。其中最突出的是1926—1933年尼加拉瓜民族英雄桑地诺领导的反美武装斗争，最终迫使美军撤出尼加拉瓜。面对美国的干涉和侵略，拉美法学家还强化了国际法中的不干涉原则，提出了诸如“卡尔沃主义”“德拉戈主义”等重要的国际法原则。拉美文学家也通过其文学作品来提振民族精神，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如乌拉圭作家罗多的《爱丽儿》一书对美国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进行了批判，大力歌颂拉美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对拉美青年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睦邻政策”强化对拉美控制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迫使美国尝试改善因干涉行径而日益恶化的美拉关系。1933年，罗斯福政府开始对拉美推行“睦邻政策”，试图在这一政策的框架下重新定义泛美主义。罗斯福声称要改变长久以来美国对拉美的种族主义、文化蔑视和军事干涉，承诺放弃干涉主义政策，强调美拉之间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以及美国领导下的西半球稳定。 该政策的一大特点是美国对拉美文化外交的开启。1932年，美国学者华莱士·汤姆森出版《大美洲：对拉美与盎格鲁—萨克逊美洲关系的一种解读》，提出美国和拉美文化均起源于欧洲，南北美洲拥有共同的早期开拓经历，它们的经济和政治正在日益一体化，即所谓“大美洲理论”。《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杂志创办者赫伯特·尤金·博尔顿在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的一次演说中，也从历史角度论证了美洲应当被当作一个系统的整体来加以研究。学界的泛美文化热潮迎合了政府的睦邻政策。1936年，泛美会议通过了《促进美洲国家间文化关系协定》。1938年，美国国务院成立了文化关系司，专门负责美国与拉美国家文化关系项目。文化关系司以及1941年成立的“美洲国家间事务协调员办公室”通过进行论文和演讲竞赛、拉美文化展览、学者互访交流等方式竭力宣传泛美主义，鼓励美拉间民间组织建立密切联系。美国的学术团体也被泛美主义运动所激发，如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以及1940年成立的“拉美研究联合委员会”。这些团体呼吁要把社会科学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到拉美地区。 “睦邻政策”看似美好，其实质则是美国对拉美控制愈加强化，只不过外交家、私人资本、文化使者、经济顾问取代了原来的海军陆战队和炮舰。这一时期，美国表现出对拉美文化前所未有的欣赏和重视，但其目的也仅仅是利用文化纽带维持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控制力，通过文化外交，美国对拉美的影响进一步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 美国控制力由盛转衰 1948年，美洲国家组织的成立标志着泛美主义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美国借助该组织，实现了对拉美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控制。美国政府官员频繁使用泛美主义词汇，他们宣称所有美洲国家享有共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理想，即对民主、公平、自由、人权、进步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向往和追求。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泛美开发银行等机构向拉美国家灌输美式价值，呼吁欠发达国家通过仿效美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实现发展，拉美国家应该欢迎外国投资和自由贸易。 这一时期泛美主义宣传的标志性事件是肯尼迪政府对拉美的“争取进步联盟”政策。该政策声称，南北美洲“被共同的历史、不断开拓的新边疆连接在一起”，联盟正是建立在那些“不可分割的地理、历史、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利益联系的基础之上”。实际上，美国的真正动机是防止苏联势力对拉美的渗透，避免在其南部出现另一个古巴。肯尼迪政府一方面大谈援助、民主、人权，另一方面却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隐蔽行动”，在拉美国家策动军事政变和暗杀活动、扶植亲美独裁政权。这样的“援助”，当然不能帮助拉美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和进步，“争取进步联盟”遂化为泡影。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泛美体系迭遭危机。美国的言行不一使泛美主义神话不攻自破。与此同时，拉美国家独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强烈要求打破泛美体系的藩篱和美国营造的冷战意识形态边疆，提出改革美洲国家组织、拒绝干涉内政、反对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制裁、泛美经济合作不应当附加任何政治或军事条件，甚至提出泛美主义已经死亡，要以泛拉丁美洲主义取代泛美主义。美国国内的学术组织，如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拉美研究协会”的学者也开始反思和质疑学术界一味迎合政府政策的倾向。 冷战结束后，有关加强泛美伙伴关系的议题再次成为美国对拉政策调整的重点。1990年，老布什政府正式提出“美洲倡议”，声称要建立一个囊括所有美洲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重点开始从冷战时期的安全问题转移到经济问题。为了取得拉美国家的支持，美国又重弹泛美主义和大美洲观念的老调，极力向拉美国家输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大美洲观念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接，成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主要理论依据。然而，事实证明，由于美国坚持要建立以它为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不能以平等互利原则处理与拉美国家关系，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宏大设想最终以失败告终，美国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加独立、开放和多元化的拉美。 从泛美主义运动的百年历史来看，泛美主义在本质上更多呈现为美国确立和维护其西半球主导地位的一种外交手段。美国主张的泛美主义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半球合作，而是实现美国主导下的以美国政治经济模式为范本的半球合作。因此，围绕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一直是泛美体系内部和美拉关系的矛盾焦点所在。尽管一些美国学者的泛美主义思想不乏“理想的真诚”，而一旦遭遇国家现实利益的拷问，泛美理想的美妙说辞便显得苍白无力。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