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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一书于2016年4月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之后得到不少的回响，该书涉及男性史、情感史、心态史、身体史等史学领域，也与本土心理学之趋向有关。2016年8月上海《东方早报》曾刊出“黄克武谈近代中国的身体观转型”的专访，介绍了近代中国男性气质如何由“文弱书生”转向“健美”。王晴佳教授也关注此书，他是史学史的专家，十分关心历史学研究的新动向，为此特别邀请几位学者谈谈情感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希望能推动中国史领域之内的多元发展。 中外学界对于人类情感的内涵早有许多的探究，然而过去的作品，无论是儒佛经典、宗教书刊，或科学方面如心理学的分析等，多将情感视为是人类以生理为基础而产生的普遍的特点。依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人类有七情六欲，前者指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感；后者指从眼、耳、鼻、舌、身、意（意念）产生的六种欲望。传统中国将此统称人的情感和欲望。基督教也有类似的说法，不过分类不太一样。基督教的“七大罪”相应的情感是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这些所谓“负面性”的情绪也都被视为是普遍的。此外，科学研究方面的例子更多，例如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的研究指出，“人类特殊的脸部表情和与人类特殊的情感，如快乐、忧伤、惊奇、愤怒、恐惧、伪装等相连结，并关连到相应的脑部活动”。这些情绪及其表达无疑具有普遍意义。 然而，大致从20世纪40年代初，法国年鉴学派的学者开始注意情感的历史面向，探究情感有没有历史，如果有的话，要如何掌握过去的情感。从此而有情感史研究之展开。一般人多将此一领域的发展追溯至年鉴学派的吕西安·费夫尔的情感史作品与美国耶鲁大学欧洲史教授彼得·盖伊（Peter Gay）有关“心理史学”的著作。至今西方史学界情感史（history ofemotions）的研究范畴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讨论，也累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例如彼得·司登与简·路易士（PeterN.Sterns and Jan Lewis）曾讨论美国情感史。其中的一位作者彼得·司登探讨过美国历史中的“嫉妒”；他最近的一本专著则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羞辱”或“羞耻”的历史。此外，德国也有一个专业的情感史研究机构：柏林麦克斯普兰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情感历史中心，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情感史的基本理念与情感社会学、情感人类学类似，认为情感是形塑历史文化的重要因素，与理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过去的历史研究多注意人类的理智面，而较忽略情感面，情感史则强调身体、情欲、感官等面向，以及情欲与理智之交织互动在历史上的意义。根据此一想法，人类情感的反应虽然有普遍的面向，然情感之发抒与表达方式并非与生俱来而永恒不变，而是深受文化及历史情境影响，是在历史文化脉络之中，经由学习、熏染而被建构出来的。影响人类情感之建构的因素颇多，然至少涉及了历史上文本传播（如《言不裹不笑》所分析的笑话书、艳情书刊、俗曲、唱本等，乃至更严肃的《孝经》、三礼等礼教规训之文本），以及社会群体（emotional communities）与两者交织所形成的社会化的过程等因素。在中外学界，将文本与社会活动结合起来探讨情绪与感官的历史（如嗅觉与气味的历史、触觉与听觉的历史等），并进一步将情感史与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史整合起来，成为史学界的一个正在开发而日益充实的研究领域。此一领域也与晚近一些新的史学动向，如文化转向、概念史、身体史、历史建构论等相互呼应。 在此可以举有关“羞辱”或“羞耻”的研究来做说明。彼得·司登2017年有关羞辱的新著《羞耻：一个简史》即聚焦于一个十分关键且能将情感史与政治、社会史结合在一起的课题。在该书中他解读了有关羞耻感的基本文献，解析了与“羞辱，，相关的主要辩论，探讨了从19世纪至今日，羞辱在美国社会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包括在20世纪60年代与今日传播媒体之中人们耻感之复兴等。 作者区别了羞辱（blame）与羞耻（guilt）的不同。对他来说，羞耻是与个人心理活动相联结的一种情感，可以借着表达哀伤而舒缓紧张之情绪，并借此而回复心理的平静。羞辱则是涉及群体而来的指控，强调群体对个人的影响力，而会导致个人长期内心的伤害甚至自杀。 作者将此一羞辱感的缘起追溯至人类早期放弃狩猎与采集生活，转向农业社会的转型。羞辱感是在人类社会中一大群人居住在一个小的地方，为维持社会秩序而形成的一个道德机制。此点似乎合理，然却缺乏具体的证据。作者又进一步讨论羞辱感在古代的发展过程及在当时社会上的角色，他指出《圣经》中常常出现的羞辱事件，可以反映群体对个人的压力（如以掷石惩罚来处理通奸妇女）。他也谈到《论语》中孔子处理羞辱的方式。他认为在古代社会中羞辱不像现代社会中那样所具有的巨大毁灭力。古代社会中个人可以在事件为人淡忘或受辱者公开悔恨之后重新回到群体之内。 作者在书中的一个有趣的章节详细地叙述了在19世纪初期羞辱感逐渐不再成为一个可以为社会接受的行为。就在此一时期，支持个人自由的改革者攻击当时的体制，包括奴隶与童工制度，这些改革者也主张羞辱是一个有害的情感，群体对个人之羞辱是具有负面效应的。从20世纪开始，羞辱似乎逐渐消逝。作者认为羞辱在主流社会中受到贬抑，但在一些次文化中仍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如教练在公开场合羞辱表现不好的运动员；同样，学校老师使表现不好的学生受到同伴的耻笑。不过最重要的以羞耻作为训练机制的组织是现代的军队，士兵最怕被贴上懦夫的标签。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人们对耻辱之恐惧要比羞辱行为对个人有更大的影响。耻辱的表现与时代变化、群己关系及个人身处的组织及信仰系统有关。作者显然透过历史来反思羞辱文化，且主张此一机制的负面效应超过正面的意义。此书是少数具有时空之广度的情感史著作。 在日本史与中国史之中还没有像彼得·司登所写的通论的书，也没有作者讨论羞辱（比较外在社会的面向）与羞耻（比较个人内心的面向）的区别，然而在历史研究中“耻”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且西方以外的研究更能注意到跨文化之比较与特定历史情境与情感抒发之关联。1946年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专著《菊花与剑》一书，首先讨论到西方“罪感文化”（sin）和东方“耻感文化”（guilt）的差异。她认为罪感与耻感意识都是人类道德文化中伦理制约的重要依据。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西方“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原罪的观念）来制约人类的行为；东方的“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强制所产生的羞辱感来达到此一目的。西方“罪感文化”中人类如有不良的行为，即使无人知晓，内心也会有深切的懊悔或良心上的控诉；而东方以“耻感”为主要强制力的国家（如日本与中国），“耻”主要是一种社会的外来评价，而不是内在心灵的自我控诉，耻感社会中人们对所犯的罪行被揭发，感到懊恼，然而如恶行没有被揭露，则可能不会感到懊恼。这样看起来上述作品中作为与罪感对应的耻感比较接近Steams所说的羞辱，不过也具有个人情感的面向。本尼迪克特所研究的对象虽是日本文化，然对中国文化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此后有一些中国历史著作以耻感与罪感的对立来讨论问题。这些作品一方面指出中国宗教之中也有“罪”的观念，另一方面则同意“耻感”是中国主流文化的特征。例如根据拙著，蒋介石省克思想之中，基督教的罪感始终未能转化他来自宋明理学的耻感。他在日记中反复地书写“雪耻”，却甚少谈到基督教的“原罪”。蒋的“雪耻”观念是出现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之中。根据Paul Cohen的研究，20世纪，中国在列强欺压之下，传统的耻感与国族主义相结合，而有“国耻”的观念，这一观念对20世纪中国历史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5月9日即被定为“国耻节”，且国耻与历史记忆（如句践的记忆）、广告行销等相结合，而衍生诸多社会的集体行动。 情感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应用仍有许多空间。我对此一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约三十年前。1988年我到牛津大学东方系读书，指导老师是撰写《中国历史模式》、提出“高水平均衡之陷阱”之说的伊慰可（Mark Elvin）教授。当时他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正在撰写《中国世界中的故事变迁》一书。该书研究19世纪初叶以来的一些文本，如李汝珍的《镜花缘》、张应昌编辑的《清诗铎》、网珠生的小说《人海潮》、浩然的小说《西沙儿女》、司马中原的小说《孽种》等，处理中国在19——20世纪各种文学作品中反映的价值与情感，及其所映现的历史世界。在他的鼓励下，我开始研究《镜花缘》的幽默。伊慰可教授也介绍我阅读当时同样在牛津大学的法国史家西奥多·泽尔丁教授有关法国情绪史的作品。 我对西奥多·泽尔丁有关法国情绪历史研究的巨著很感兴趣。他的书处理1848——1945年间的野心、爱情、愤怒、骄傲、品味、贪腐与焦虑等课题，并尝试将情绪演变与法国近代历史变迁结合在一起。在他的书中有一个主题是线决乐与幽默”。这一部分的研究开启我后来有关近代中国笑话的研究。在该书中，他首先指出笑与阶级的关联，认为在当时法国有两种型式的笑，大众的笑与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笑；此外乡村的笑与城市的笑又有不同，这涉及城乡生活空间的差异。在19世纪中叶农民的笑声与两种制度有关，一种是村民的晚间聚会，在忙了一天之后大伙聚在一块，女性做些针甫，男性则修理工具，在这种聚会中总是流传着一些老掉牙但仍津津乐道的笑话；一种是巡回演出的表演者，他们在各地巡回表演，这些人包括魔术师、小丑、特技演员、算命者，常会演出一些短剧与哑剧以娱乐大众。在这些场合中新奇感其实不是最必要的，许多笑话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却乐此不疲。在城市中娱乐生活则环绕着咖啡馆，以及附带的表演所产生的笑料，他们常是业余的演出者，用唱歌的方式来说笑话，例如讽刺地主、官僚、债主、岳母等，其中黄色笑话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与当下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或犯罪案件有关的话题也很受欢迎。西奥多·泽尔丁也以当时娱乐界几位名人为中心，探讨他们出身背景与作品风格及其与笑的关联。他特别注意法国幽默报刊与政治讽刺的传统，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查尔斯·费力朋办了两份支持共和的报纸，讽刺当时的国王路易菲力，他因为在漫画中将国王画成一只梨子而入狱，其实他嘲讽的对象非常广泛，从发型、时装到军人、律师、妓女，以及无可避免的——中产阶级。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因为漫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武器，每一个政党几乎都有本身的幽默报刊；不但如此，在19世纪时，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幽默报纸，例如军人、运动员、佃农、啤酒业、广告商、银行家，等等，这些报纸上的笑话一方面合于本身群体的口味，另一方面也是攻击敌人的工具。法国的政治讽刺有长远的传统，至今未衰。2015年《查理周刊》因讽刺伊斯兰教，遭恐怖攻击，有十余人丧命。由此可见法国社会与文化中幽默与讽刺所具有的严肃意义。 除了幽默之外，猥亵也是我研究的课题。在这方面影响我撰写《言不裹不笑》的一个重要著作是文化史学者琳·亨特所编辑的《情色作品的发明：喂裹与现代性的起源，1500——1800》。在该书之中编者指出情色书刊也有历史，在文艺复兴至法国大革命之间，情色作品在欧洲才慢慢发展成为一个文类或范畴。1500至1800年间，人们常常用性的冲击为工具来批评宗教与政治权威，此种批判意识伴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出现而出现。作者强调，情色作品与情色意识无论是就体裁、内容或表现手法等来说并非普世一致，它们是在历史过程中出现，并以作者、出版者与警察、教士、官员的冲突中被界定出来的。这样一来，喂裹与主流社会之辩论息息相关。这样的视角影响到我研究明清以来的艳情书刊，并反思中国艳情书刊的批判性与现代社会形成的可能关联。 我从英美返回台湾之后，从1999年到2002年，参加了由熊秉真教授主持的中研院主题计划“明清社会文化中的情、欲与礼教”。此一计划包括了历史、文学、哲学、心理学等四个学科的六个主题。熊秉真研究“明清文化脉络中的男女之别”，张寿安研究“清代礼制与人情之冲突”。我研究“明清谐谑文学中的情色与伦常”，后来为了延续此一研究，我又主持了“国科会”研究计划“明清艳情小说的文化史分析”。我的研究以“幽默史”为中心，拓展到与幽默相关的身体与情欲等课题。 我的研究从男性史、情感史出发又触及与情感发抒密切相关的身体史及医疗文化史、疾病史等课题，书中有二章剖析《申报》医药广告的专文即着眼于此。情感史与身体史密切相关，人类的七情六欲几乎都与特定的身体表达联系在一起。这个部分也很复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罗伊·波特教授所撰写的有关身体史的文章。罗伊·波特是著名的医学社会史教授，撰写与编辑过一百余本书籍，同时也是《剑桥医学史》的主编。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医学史、精神医学史、18世纪社会思想史等。他倡议“由下而上的历史”，把医学史研究的重心由医师转移到病人。波特指出，“身体史”的研究领域包括研究西方传统文化如何透过宗教、道德和社会的价值系统赋予“身体”较为次要的地位，并研究西方对“身体”的若干基本认定与“管治”身体的方法，以及性与两性关系的演变，等等。受到西方身体史研究的影响，有些学者也开始研究中国与日本的身体观，或探讨近代中国如何受到西方文化之影响而有新的健美观念的出现。在这方面栗山茂久教授有关中西身体观之比较的研究，以及艺术史学者如吴方正教授从图像变迁研究近代视觉表达与身体观念之变化的论文颇具启发性。 以上是影响拙著的一些学术脉络。我所提出来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幽默感”与“身体感”所交织而成的男性的历史，亦即男性谈笑之内容如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不同时期之笑话、小说、俗曲等如何表现出人们身体感、情欲观？同时与谐谑相关的身体、情欲等课题如果放在中国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之中，或者放在近代国家对个人之规训的历史过程之中来观察的话，具有何种意义？这些议题都不容易解答，而从历史、文化脉络之中来思考，尤其采用情感史、身体史的研究路径来剖析，应该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原文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