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及其他
    作为吴伯箫正式出版的散文集，《羽书》《潞安风物》之后，就是《黑红点》了。此集先后有两个单行本，一、1947年4月，新华书店佳木斯东总分店（东北书店印行）初版，定价250元。收散文11篇，序1篇。篇目：《黑红点》《打娄子》《游击队员宋二童》《化装》《一坛血》《文件》《“调皮司令部”》《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火焰山”上种树》（附录《建设边区运动》）《新村》《孔家庄纪事》《后记》。二、1950年9月，散文集《黑红点》北京版由新华书店发行，繁体字竖排，印数10000册，定价2.90元。在1947年《后记》之后增加北京版“后记”：“本书在北京重印，抽去一篇《孔家庄纪事》，添入一篇《十日记》。原东北佳木斯版正文及后记印错了的地方，都有改正。1950年4月10日，作者。”篇目如“后记”所言，以《十日记》替换了《孔家庄纪事》，还是11篇。两个单行本的封面也不同。
    作者在1947年佳木斯版《后记》中交代此集作品的由来：“这里印的11篇短文，大都是从我1944年10月到12月三个月中间所写的散文里选出来的；算是稗谷里扇簸出的一撮粮食吧，但因笔耕欠收，粮食也没到稔熟的火候。”不过，对照每篇后面的写作日期，不少篇目却并不在1944年10月到12月三个月间，有的写于1943年，有的写于1944年上半年，《孔家庄纪事》则写于1946年，“大都写于”云云，未必确切。此其一。
    其二，《后记》又云：“11篇小文章，为什么还分作两集呢？不是故意小题大做，而是想区别一下文章的内容性质：一集写敌后战斗；二集写生产。”细看，前7篇是“敌后战斗”，又 3篇是“生产”，最后一篇《孔家庄纪事》其实是写抗战胜利后张家口附近孔家庄以“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清算斗争、扶弱济贫”为内容的社会变革，或曰农民的“翻身”。
    其三，《后记》第三段：“这些短文，除《孔家庄纪事》发表于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其余最初都是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有几篇被别处的报纸或刊物转载过，加上另外六篇，也曾作为一个集子编入张家口文协分会主编的《长城丛书》，因此看到不易，遂另选一下，重印出来。”这里有两点：一是“其余最初都是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似不确；二是“也曾作为一个集子编入……《长城丛书》”，如果这真是一个集子，那么《黑红点》单行本就不是两个而是三个了，可惜这个集子目前找不到。
    其四，1947年《后记》最后一段：“印这样一个集子，没有什么很大的目的：有一点意思的话，就是在表明一下听了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自己朝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摸索前进走得如何迟缓，并从而知所警策，期于今后继续努力而已。”这可能是本集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即标志着吴伯箫散文写作的一个自觉转向：自觉按照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的要求写作。
    对吴伯箫而言，这种政治方向的明确至少有几方面的力量促成：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听取毛泽东文艺讲话，1943年初“审干”遭捕及随后的党校学习。最终，政治上的“改造”带来写作上的“自觉”，《黑红点》之不同于《羽书》《潞安风物》，而又开启了以后的《出发点》《北极星》，尽在于此。
    吴伯箫笔下的敌后故事
    “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叫强盗顾西不顾东，叫强盗军力不集中。”这是抗战时期流传甚广的歌曲《到敌人后方去》的一段歌词。吴伯箫散文集《黑红点》有一组通讯，写的便是抗战中河北、山东一带的敌后斗争故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两篇是《黑红点》和《一坛血》，不少人正是因为这两篇通讯才知道吴伯箫的。比如罗竹风就回忆道：“我对吴伯箫同志的第二个间接印象，是在读过他所写的报告文学《一坛血》之后。这是专门揭露鲁西一个制造摩擦、曲线救国、残民以逞的土顽戚（迟）子修累累罪行的，当时就感觉到深刻而又生动，不亏为一篇力作，在根据地也是影响较大，流传相当广的。”
    对这两篇通讯，吴伯箫自己老年时期也有说明：“《黑红点》，事例是多方面采访的，从前方回到延安才写出来，常有人提起。《一坛血》，记的事情是听聊城专员谢鑫鹤同志谈的，谈就是一道写作过程，我记录整理之后又送他看过，当时作为电讯稿发到各根据地，知道那篇东西的人就比较多。很多同志认为我在山东打过游击，大概就是从《一坛血》引起的。”这里“多方面采访”“从前方回到延安才写出来”“听聊城专员谢鑫鹤同志谈的”云云，经细读原文和查阅资料，可判断为是1939年春从晋东南回到延安后、特别是1943年到中央党校学习期间采访相关人员而写作，因谢鑫鹤1943年11月后确有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经历，而作品中的故事亦多发生于1940年前后，属于抗战中后期的事了，这与《潞安风物》有所不同。
    写这组敌后斗争故事的1944年，吴伯箫正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故事性强、英雄形象、调子乐观，是这组故事的特点。
    《黑红点》里说，所谓“黑红点”就是冀南敌占区老百姓、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对汉奸、伪军、帮敌人当狗腿做坏事的家伙的善恶记录”。老百姓有那些坏人的名册，做好事名字下面点红点，做坏事名字下面点黑点，1942年有了根据点数“抗战胜利后算总账”的提法，故而那名册也被叫做“生死簿”。吴伯箫此文就围绕这生死簿讲述了若干个有趣的故事：老父亲到当伪军的儿子的炮楼前骂儿子，八路军优待转变了的伪军家属，对贪利和糊涂的伪军则以劝说、宣传、警告等方式“攻心”，警告也不奏效就“消灭他们”……此篇虽也是大题材，而写来笔调轻松，欢快幽默，表现的是民族性格中的大义和智慧，也看得出抗战中后期人民胜利信心的明显增强。
    《打娄子》《游击队员宋二童》《化装》《文件》《“调皮司令部”》诸篇亦大致如此，无论是战斗小组，还是单独一个如宋二童，在具体的斗争中固然也有严肃和悲壮，而底子里透出的却仍然是轻松、乐观和欢快。譬如游击队员宋二童的三个小故事，先是用吹哨子迷惑日军搅乱了敌人的保卫计划，第二次是用一杆没有子弹的“独出子”枪截取了汉奸的“三八盒子”，第三次则硬是从敌人盘踞的县城追回了自己停放在村里的脚踏车。“宋二童小伙可真漂亮呵：身子发育得壮健结实，性情又明朗又爽快。”“真的，聪明、机智、勇敢，没叫宋二童失望。”——吴伯箫如此称赞他欣赏的年轻英雄。
    比较起来，《一坛血》却是沉郁悲壮的。其中写了汉奸军队与日军合谋对阚庄抗日自卫队的疯狂报复，“男的被屠杀，女的被奸污,”“青年壮丁，都被用枪逼到东门外，那里摆了四把铡刀。没有审问，不要口供，凡是能使用枪的结实些的小伙子，都一律上了铡。劈腰两断，一连铡了82个。”也写了老百姓对这血海深仇的牢记：“葛富生老先生在那个最悲惨的日子里，瞅机会用一个白瓷坛子装了满满一坛血，焚了香，磕了头，他把它放在葛家祠堂里。每逢初一、十五，他便虔诚地去祠堂看看，多皱的肃穆的脸上，每每是老泪纵横。”最后，老百姓迎来了八路军……
    《一坛血》的故事，给读者心灵的撞击是强烈的，我最早读它，最受触动且留下最深印象处即是葛老先生以白瓷坛子装起满满一坛血这个场景。葛老先生这个人物身上，似乎蕴藏着一股强大的民族精神的深沉力量。
    “这是建立革命家务……”
    1943年，或许是吴伯箫一生中最难堪和痛苦的一年。年初，他在边区教育厅以“重大特嫌”遭到逮捕。接着，西安国民党当局在民众教育馆举行“追悼被共产党迫害致死的二十八位文化名人”活动，目的是反共，被追悼人员中也有吴伯箫名字。夏天，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的职务被撤去，安排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名义上是学习，实际是“审干”的继续，遭受着空前的精神压力，到“鲁艺”等单位作“坦白”……
    而《南泥湾》一文，也正是写于这年的秋天，发表于《解放日报》，原题为《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从容的叙述和乐观的调子，一点也看不出吴伯箫此时正经历着内心波澜。从延安文学角度言，《南泥湾》可能是至今评价不够的一篇开拓之作，不止是它首次正面、全面报道大生产运动的代表性和象征性之地“南泥湾”，还在于该文最早对南泥湾文化内涵作出了思考和提炼。文中表述：“这是建立革命家务。不剥削人，不敲诈人，用地利和自己底劳力，白手起家，大家享受，真是再好也没有！”又说：“八路军在南泥湾，生产还是次要的……它主要的还是整训和教育。”“更真切地说：八路军生产、教育，解决供给，提高质量，更大的目标是为了战斗。”建立革命家务、整训与教育、战斗，这些说法很能醒人耳目。
    吴伯箫老年时期回忆：“去南泥湾参观，是中央党校第三部组织的。同行的记者有杨朔、艾青、马加、陈波儿、金肇野等六七位同志，或者还多一些。坐卡车。坐在卡车最后边的一路没说一句话的同志，后来知道是西北局的张秀山。那时没有自由主义，不必问的事不问，没有必要介绍的同志也不介绍。”“到南泥湾的当晚，王震将军就在窑洞门前接待了我们。”“在三五九旅两个团部都住过。南泥湾山上山下，沟里沟外，部队的班排生活出操、射击、生产，都见习了，参观了。在后方，又像在前线；作客，又像在自己家里……丰富多彩的活动，感受，《南泥湾》所记的不过是万分之一。”（吴伯箫《〈南泥湾〉的写作》）
    作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一个重要标志的南泥湾，如今人们提起来只模模糊糊有个一知半解，对具体情况并不真正了解。吴伯箫此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八路军三五九旅从开垦、基建，到工业、农业生产和畜牧，以至习武（训练）、文化教育的成绩，尤其是用了不少数字来体现这些成绩，给人以深刻印象。“我们每个战士，节约储蓄，加入军人合作社的，30元一股，常常有人入到30股40股呢。过中秋节，每个人吃到半个西瓜，三个月饼。”
    《南泥湾》之外，同属于“建立革命家务”主题的尚有《“火焰山”上种树》《新村》两篇。“种树”介绍了靖边一位“爱树成癖”的“植树和卫生英雄”白云瑞，《新村》原题《徐义凯新村》，介绍的则是五个“受苦人”投奔边区石门关，齐心合力，开荒种地，揽工打短，几年之内建起了一个新村，其中徐义凯还因为突出的组织能力当选为“移民英雄”。吴伯箫写边区经济生产，角度新是一方面，写法的朴素、平实是另一方面，《南泥湾》还有着一些政治化、概念化的语言，《种树》《新村》就更加质朴，不加夸饰，写出了农民自身所具有的活力和智慧，令人信服。《种树》中很细腻传神的描述：“他爱树也像爱人人爱牲畜一样。栽种时选苗，选地，选栽种时令。柳树选那皮带嫩绿，没有斑点裂缝，没有黑心的头次落椽的栽子。因为苗嫩水分大，地干也能补救，埋的深浅，要看栽子的高低。山地鸡蛋粗的低栽子比高栽子好。能载两季：春天清明前后（前10天比后10天好），秋天立冬前后（后10天比前10天好）。沙柳、毛乌柳、家柳要压梢，梢是肥些嫩些的好。地挖尺把深，先撩老土，后填新土。白杨、青杨要带根刨，不带根栽不活。水桐高栽子顶上要留三四根细梢枝。椿树起圪都都（打苞发芽）再栽。桑树栽条子。榆树种榆钱（拣那熟透的，滚胖的）。桃杏种核（要秋里种，春里种往往沤坏了不出）。月牙树多久也能栽。龙柏梢春上种，栽一棵活一棵……”这一段，简直就是一部种树经，这显然是作者采访深入细致的结果，可也是作者本人农林知识积累丰富且对乡村经济富有感情使然。多年以后，作者在北京重写延安，犹有《菜园小记》那样充满田园风味的佳作，若没有这种乡土情感和田园经验做底子，那是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