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有多少年过去，我都会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贾植芳先生的情景。那是在1983年11月的一个夜晚，我和同班同学翟宝海冒冒失失地敲开了复旦第6宿舍一幢日本式的小屋子。没有任何引荐，也没有任何邀约——后来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去过不知道有多少，先生一视同仁，有教无类。其时已是深秋，我穿得比较单薄，加上崇敬和紧张，一开始浑身不住发抖。师母给我们倒上热茶，不断让我们吃一些果脯和小点心。先生那天穿的是黑布鞋，讲到高兴的时候，一只脚搁到了椅子上，这个动作让我彻底消除了紧张，好像回到了自己家里。
    我说到自己将来想做学问搞研究，先生既没有鼓励，也没有泼冷水，而是简短地说了句：这是很辛苦的。这句话的意义，我也还要再过很多年才理解。
    1986年，考上了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对此，至今想起来，还是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感觉：我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而我的导师竟然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参与者，当事者，见证人，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郭沫若、茅盾的同路人。这种感觉真是无与伦比。
    记得那年先生和师母带王宏图、林利平和我去西安开会。那时候的学术会议，吃饭仿佛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的。每到吃饭时分，先生带我们去觅食，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队伍越来越庞大，最多时竟有将近20人之众。最后当然一律是先生买单。先生之豪爽、好客与爱友，远近闻名，播于四海。读书期间，每周都要去先生家，每去必长谈，每谈必留饭，而饭桌上也常吃着吃着就不断有新的造访者加入。事实上，先生复出之后，经济一直并不宽裕，微薄的薪水和有限的稿费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几十年的蒙冤与囹圄，并未收到一分钱的补偿。
    会后先生带我们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寻觅故居。当时先生头发尚黑多白少，精神矍铄，意气风发，步履迅捷，往往把我们甩在后面。但是他会不断停下，回头大声呼唤师母的名字，唯恐将她失却。先生说，当年他们在西安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那样的年纪，师母的头上还扎着小辫。师母还老是嚷嚷着要到延安去闹革命呢。
    先生一生颠沛流徙，辗转多地，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日常生活中他也爱散步行走，即使接近90高龄，还能常在复旦的步行街看到他的身影。先生说，人是动物，不是植物。
    1995年夏天，先生家的保姆因故回乡，家中一时无人照料，我自告奋勇，在家里陪先生师母住了3个月，朝夕相处，随时请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之一。记得我第一次为他们烧饭，稀里糊涂，竟然自作主张一口气烧了四只素菜：凉拌黄瓜，炒青菜，蒸茄子，榨菜豆腐汤。先生一看就笑着说，吃忆苦饭哩。下回搞点肉吧，脑力劳动没有肉不行啊。先生说，30年代他因为参加爱国抗日学生运动，第一次被国民党抓进监狱，那时候还20岁不到，血气方刚，吃饭的时候把看守送来的玉米面窝窝头和酱萝卜都摔在地下，大声嚷嚷说：“我是政治犯，我不吃这种饭！”惊动了看守所长，对他说：“你想吃好的就好好说，不要摔碗。”不一会儿还真给他换上了白米饭、蛋花汤和荤菜。我说，那还是做政治犯比较舒服吧。先生说，未必，政治犯伙食待遇比刑事犯好，但政治犯可以不经审判随时枪毙，你说哪一个更舒服呢？
    每天晚上就寝之前，先生都会把各个房间和大门仔细检查一遍，我不知道这是几十年上海生活留下的痕迹呢，还是因为饱受各种迫害和侵扰而对人身安全的格外珍视。
    先生生于袁世凯称帝那年，年轻时自号“洪宪生人”，历经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一直到新中国。在今天，经历过这么多时代的老人屈指可数，但是在每一个时代都像先生那样坐过监狱的人恐怕就再也没有了。
    我喜欢听音乐，但是往往不耐烦听主题，却特别喜欢主题之间的过渡转折和走句。比如像肖邦的《摇篮曲》和莫扎特的协奏曲当中都有非常动人的经过句，优美犹胜主题。有人认为李斯特的作品从头到尾就是从一个经过句到另一个经过句。我想这是一种最好的褒扬。想想历史和人吧，过渡时期往往比其他时候更能显出历史的真面目。先生说他的一生就是从一个监狱走向另一个监狱，于是人生的真谛尽在掌握之中。
    每当我结交新知，告诉人家先生是我的老师的时候，对方十有八九会立刻变作肃然起敬的神色。做先生的学生，我常常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骄傲。我理解，这种骄傲，还有别人的尊敬，并不仅仅因为先生是硕师名人，更是因为先生的人格、铮铮铁骨、那种在难以想象的磨难面前展现的巨大的道德勇气。当别人选择了驯服、违心乃至出卖、变节的时候，先生选择的是真理，良心，对朋友的忠诚。无论经过多少风霜岁月，无论在哪一家的监狱，没有谁能摧毁这种精神意志。
    我相信，连死亡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