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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学集刊》 内容提要：近一个时期以来，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因此，重树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成为我国史学界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初衷的考察、对唯物史观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以及对唯物史观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接受检验并发展自己的考察，阐明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具有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本性。与此同时，有鉴于唯物史观所建构的对人类社会的系统认知体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它同样具有历史哲学的品格。 关 键 词：唯物史观 实证科学 哲学 作者简介：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从21世纪初开始，哲学界就唯物史观的学科属性展开争论。大体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因为哲学是研究“存在”的学问，实证科学是研究“存在者”的学问，而唯物史观是以存在尤其是社会存在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因此唯物史观是哲学；①第二种观点认为，鉴于唯物史观是从现实中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发展的人出发，去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考察方法，因此唯物史观是真正的实证科学；②第三种观点认为，唯物史观既有哲学的内容(即逻辑前提)、又有实证科学的内容(即事实前提)，所以唯物史观既是哲学、又是实证科学。③此外，还有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有一个从哲学向科学的转化过程，④但这种观点实际可以归类于前述的第二种观点。 纵观这些论争，大体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在概念界定上，这些学者要将唯物史观予以归类，但又大多未能给出清晰的概念界定，而是予以模糊处理。例如，将哲学等同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将实证科学等同于以孔德为代表的运用归纳方法的实证方法。并且绝大多数学者明显地将哲学与实证科学对立起来，尽管有学者认为唯物史观既有逻辑前提、又有事实前提，所以唯物史观既是哲学、又是实证科学，但其中暗含的还是将哲学和实证科学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学科。因为，逻辑前提和事实前提是两种无法统一的属性。但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明显超越了思辨哲学和实证方法，实现了逻辑的与历史的完美统一，由此使唯物史观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二是囿于学科特点，学者们更多是从经典作家的论述出发在概念之间转换，而没有能够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考察来体会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特征，并由此来对唯物史观做出学科定位。 厘清唯物史观的学科属性，对坚持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未能在唯物史观的学科属性上进行充分的研讨、并予以厘清，所以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将唯物史观归属于哲学范畴，而回避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工作，致使唯物史观变成教条、甚至套语。在明显同经验事实发生矛盾时，不是对唯物史观做重新阐释和发展，而是无视事实，继续教条地坚持。由此我们也就忘记了经典作家的告诫，⑤将唯物史观由方法变成教条，导致的后果就是一些西方史学理论登堂入室，成为许多史学工作者用来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而唯物史观则被边缘化。由此可见，要重树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必须首先厘清唯物史观的学科归属，在此基础上根据经验事实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做出检验和发展，对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做出更全面的阐释，使唯物史观真正成为与时俱进的、发展着的理论，成为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具有解释能力的理论。这样，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地位才能实现、而不再是套语。我们认为，唯物史观是实证科学，它能够根据经验事实的变化做出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也是唯物史观的生命力所在。 一、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 以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一经验现象为研究对象，成功地揭示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使唯物史观成为一门经验的或实证的科学。正如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做出的经典概括所揭示的，唯物史观乃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⑥ 回顾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的初衷，既是不满于思辨哲学脱离经验事实、进行纯粹概念推演，并断言意识的变化是人们物质活动变化的终极原因的方法和立论，同时也是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立志要创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以经验现象为对象，进而揭示研究对象内在规律的实证科学的抱负。 马克思很早就表达了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不满。例如，他在1844年写作的《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事情当然必定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相反，‘在这些活动中’，‘重要的’仅仅是‘一种思想’”。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继续对这种思辨哲学展开批判。⑧正因为不满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所做的这种脱离经验事实的形而上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提出了消灭哲学⑨或哲学成为多余⑩的提法。当然这里哲学是指黑格尔那种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哲学。正是不满于当时流行的这种脱离经验现象、以概念推演为对象的哲学研究，马克思将研究对象转向了活生生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自然科学高歌猛进的时代，受自然科学的影响，马克思很早就萌生了要将研究人的学问做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学问的想法。早在1843年，他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就指出，“一旦证明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某个事物，那就不难确定，这一事物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现实地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已经有了需要，它也不可能产生。人们在确定这种情况时，几乎可以像化学家确定某些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合成化合物那样，做到准确无误”。(11)这清晰地表明，马克思要探求像化学现象所具有的必然性的那种社会现象的必然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12)当然，那时由于将人的学问变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尚未形成，所以确立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科学的关于人的学问还只是一种理想。 随着《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标志着唯物史观诞生的著作问世，马克思充满信心地宣告：“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3)而且马克思强调有关人的科学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4) 可以说，马克思的毕生思想都贯穿着这种要把关于人的科学建设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以人类社会生活实践这一经验现象为研究对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科学精神。这表现在马克思在自己各个时期的著作中使用了大量形容词“科学的”，其意在于表明要对研究对象做出科学的研究。(15)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16) 二、唯物史观通过经验实证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对经验事实的研究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这是马克思创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实证科学的目标设定。对此，连马克思的批评者都承认，像考夫曼就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个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17)马克思的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8)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是怎样通过对经验事实的研究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呢?恩格斯曾予以明确提示，“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筛选，彼此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科学”。(19)由此可见，这种规律正是在对经验事实进行整理、筛选的基础上，抽象出其中的因果规律。 由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确定有关研究对象的经验事实，然后确认这些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确定经验事实的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研究对象因果联系的第一步，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如果事实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话，那么整个大厦都将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础之上，不可能坚固，也就不可能经得起检验。所以，经典作家为了获得真实有据的事实付出了巨大的艰辛。马克思的女婿、法国革命者拉法格回忆马克思说：“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参考原始资料的习惯使他连最不知名的作家都读到了。”(20)“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太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所以，“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21) 在充分占有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探求事实之间因果联系的艰苦工作。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流行的实证研究方法是对经验事实进行单层次的归纳，比如像“天下乌鸦皆黑”这样的命题就是由对乌鸦羽色进行观察所做出的概括。但是很早就有学者，像休谟等人指出了归纳方法的致命缺陷所在，因为其中存在着从“我观察到的乌鸦的羽色是黑色的”命题向“天下所有乌鸦羽色都是黑色的”命题的非理性过渡。正是因为很难做到完全归纳，所以归纳得出的结论并不能保证一定为真，而且在现实中往往能够找到反例，对这种结论予以证伪，像人们已经发现羽色是白色的乌鸦，证伪了“天下乌鸦皆黑”这样的命题。 唯物史观超越了这种单层次归纳的方法。它并未停留于事物的表象，而是深入到现象背后探寻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是唯物史观的深刻之处。马克思强调：“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然后才能做到“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22)科学的任务就是“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23) 通过对唯物史观一些研究结论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唯物史观是在单层次归纳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层次因果关系的揭示；它的表述方式不是全称判断式的，而是因果条件式的。还以“天下乌鸦皆黑”这一命题为例，这种由单层次归纳所产生的命题很容易被证伪，但如果我们找到决定乌鸦羽色的因果关系，那就会改变这种不利状况。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决定乌鸦羽色的是某些染色体的排列，当这些染色体的排列呈某种类型时，乌鸦羽色是黑色的；当染色体的排列呈另一种类型时，乌鸦羽色是白色的；当然还可能发现其他羽色的乌鸦，同样可以由染色体的排列来解释。由此可见，揭示因果关系的深层次归纳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其表述方式不是全称式的判断而是因果条件式的判断，即当染色体呈某种类型的排列时，乌鸦羽色是黑色的；当染色体呈另一种类型的排列时，乌鸦羽色是白色的……第二，这种内含因果关系的归纳不可能被反例证伪，而且一旦发现新的反例，会使因果关系的内涵更加丰富。第三，对研究对象的深层因果关系的揭示往往是从寻找反例开始的，因为没有反例的发现，就很难通过比较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因果关系。 下面我们结合一些具体研究来说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 首先看有关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以俄国为例写作了一系列文献。(24)归纳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认为，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都存在；如果条件具备，俄国就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直接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如果条件不具备，那它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根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概括为：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对农村公社进行民主化改造，有挽救农村公社的革命。(25)再看有关利润率变化问题的研究。马克思认为，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生产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不变资本相比可变资本会逐渐增加，由此推断出利润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列举一些可能会抵消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条件，像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不变资本诸要素变得更便宜、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对外贸易、股份资本的增加等等。当促使利润率下降的因素的作用力大于促使利润率提高的因素的作用力时，利润率会下降；反之，利润率会提高；当两种作用力相等时，利润率保持不变。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揭示的是内含因果关系的可以做条件式表述的规律，其结论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这些客观条件的确定都是在经验实证研究中逐渐完成的。这也是马克思之所以坚持关于人的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两者是同样科学的原因，根据就在于他认为两者都揭示了各自研究对象的因果关系。 唯物史观并未止步于揭示不同条件或原因导致不同的结果。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她进一步对原因本身做出考察，区分出处于不同层次的原因，尤其是揭示出基础性的或终极性的条件或原因。马克思所确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或最终极的原因，是人们要生存就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存在的现实前提。(26)正因为无法否认为了生存就必须吃喝住穿，所以也就无法否认必须进行生产劳动来满足吃喝住穿的需要，由此也就无法否认人类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发展和演变都是以生产劳动为起点和源头发生的，而且是必然要发生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7)由此可见，劳动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力和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发展和演变。所以，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28)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有大量论述表层现象要到基础存在中寻求原因的论断，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所表述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9)而且不仅在理论表述中如此，在对事实分析和对错误认识的反驳中更是如此。(30) 正因为不是那种不管条件如何变化、结论总是相同的全称判断式的归纳研究，而是揭示不同条件导致不同结果的条件式判断的因果研究，所以唯物史观必然是一种经验实证研究，它要不断对新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然后同之前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所在，并揭示产生这种共性和个性背后的因果关系。 三、唯物史观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接受检验并获得发展 唯物史观既然是一门实证科学，就要求它一方面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自己从经验研究中抽象出结论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要求它随着经验研究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不断修正或完善原来的结论。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予以论述，并从实践中予以践行的。 马克思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作为实证科学，唯物史观必须不断接受历史和现实中新获得经验的检验。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1)恩格斯同样肯定了理论假说需要实践检验的观点。(32) 从实践上看，马克思一生都在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从地域和时段而言都是如此。从地域方面看，由于受自己研究对象和当时科学发展的制约，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之前更多地将研究注意力集中于西欧社会，而对西欧以外的社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从19世纪50年代革命低潮时期马克思转向学术研究到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努力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并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这种经验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西欧资本主义已经获得发展的社会。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一方面由于俄国国内有关社会发展道路争论的现实问题需要马克思做出回答，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人类学的发展已经产生出一批能够对非西方社会做出深入研究的成果，所以马克思停下了整理《资本论》第2、3卷的工作，在1879年到1881年写作了人类学笔记，(33)将研究范围扩大到西欧以外的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从时段方面看，同样由于受研究对象和科学发展的制约，马克思主要关注于资本主义社会，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缺乏深入的研究。为了完整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规律，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写作了历史学笔记，(34)内容主要是公元前1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政治事件。 在从地域和时间上扩大自己研究范围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不断修正和补充自己原来得出的结论，由此也验证了恩格斯所强调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35)的论断。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对原始社会还没有了解，所以他们当时做出的判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有缺陷的。后来通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著作了解到在阶级社会产生之前存在着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他们便根据新的历史事实修正了原来的判断，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中加了一个注来限定这一判断的适用范围。(36)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以新的经验研究来检验自己已有的学说和观点，或者完善或者修正它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坚持认为，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当然，唯物史观并未止步于经验归纳，而是深入探究经验归纳背后的因果关系，从而得出深层次的因果必然性判断。这种判断是条件式的，而且各种原因在不同层次上存在；唯物史观坚持做深层次的因果关系追溯，由此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那就是满足人们物质生存需求的物质生产活动。正是在这种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产生了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不同层次的因果关系。这乃是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研究他们所处的现实社会得出的成体系的理论在进入21世纪仍然具有其适用性的方法论意义所在。 四、在揭示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意义上，唯物史观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历史哲学 俞吾金教授肯定唯物史观是哲学的论断是依据两位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个人标准做出的。这两位学者分别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前者认为，实证科学不探讨人生的意义，而哲学是探讨人生意义的，而唯物史观肯定是探讨人生意义的，所以是哲学、不是实证科学。后者认为，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学问，而实证科学是关于“存在者”的学问，而唯物史观明确表明自己是关于“社会存在”的学问，所以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我们同意俞吾金教授有关唯物史观是哲学的论断，但不同意他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根据有三：一是俞吾金教授提出的界定哲学或实证科学的标准是否具有普遍性，胡塞尔或海德格尔的标准是不是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标准?我们查阅《辞海》会发现，它对哲学的定义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体”。相比胡塞尔或海德格尔，《辞海》的定义应该是更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根据《辞海》的定义，谁能否认唯物史观是有关人类社会的总体性知识。很多西方著名学者都承认唯物史观是一种历史哲学。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就认为：“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37)二是俞吾金教授提出的哲学研究的“存在”和马克思提出的唯物史观研究的“存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俞吾金教授所说的“存在”是指人生的意义；而马克思所说的“存在”是指“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8)生活过程当然包括人生的意义。从这个标准看，唯物史观当然也是一种哲学。三是唯物史观不仅研究人生的意义，而且提出了研究人生意义的正确路径。人生意义或价值是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从唯物史观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看，研究人生的意义自然需要剖析其所在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不同时期人们追求人生意义的变化也需从现实生活，尤其是经济基础方面加以剖析。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人们对更高层次需求的追求是以满足较低层次需要为基础的，其中生活价值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依次满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 我们曾经专门论述过哲学是科学的问题，“哲学应该是在世界最高的普遍层次上研究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并揭示其普遍规律的一门总体科学”。(39)也就是说，一种理论既可以因为是对经验事实的概括而成为实证科学，也可以因为它同时揭示了研究对象的普遍规律而成为一门哲学。唯物史观正是在这双重意义上既是实证科学、又是哲学! 注释： ①参见俞吾金：《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②参见段忠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 ③参见邓晓芒：《“柯尔施问题”的现象学解：兼与徐长福先生商榷》，《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张廷国、梅景辉：《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意义上的“实证科学”：由俞吾金教授与段忠桥教授之争所想到的》，《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 ④参见徐长福：《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⑤恩格斯曾经告诫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⑧马克思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人中能引申出人们的一切关系，也就很自然了。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3页。 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0页。 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63-364页。 (12)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页脚注②。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15)例如在总结自己研究方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592页。 (16)[法]保尔·拉法格等著，马集译：《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7-88页。 (20)拉法格等著：《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1页。 (21)拉法格等著：《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页。 (24)这些文献包括：《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包括初稿和复信)和《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等。 (25)吴英：《马克思的两种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6)马克思强调：“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 (30)如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这样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 (32)例如恩格斯指出：“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我们关于能否利用这个事物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要想利用也决不会成功。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该事物的观念，并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符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06-507页。) (33)人类学笔记又称民族学笔记，是指马克思研读科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佐姆的《法兰克人法和罗马法》、道金斯的《不列颠的原始人》等著作写下的笔记。 (34)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研读施洛塞尔的18卷本《世界史》、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意大利人民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塞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史》、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著作写下的笔记。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62页。 (36)注的内容是：“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农村公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1页。) (37)[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38)原文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39)庞卓恒、吴英：《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原文刊于《史学集刊》201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