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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浙东学派指浙江钱塘江以南地区学者在明清之际形成的学术流派及其取得的学术成就，是清代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的形成和发展在当时及后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学界对于浙东学派概念的界定有较多争议，主要争议在于：（1）时间界定。 如何处理南宋由金华吕祖谦、永康陈亮、永嘉叶适为代表的南宋事功学派与清代以黄宗羲、 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二者关系。 （2）空间界定。 如何接受广义上的浙东学派（浙江地区学者）和狭义上的浙东学派（浙江东部宁邵等地）或钱塘江以南（包括金华、温州等地）相互间的共存关系。 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如杨太辛《浙东学派的涵义及浙东学术精神》（《浙江社会科朱晓鹏《浙学刍议》（《中国哲）、吴光《关于“清代浙东学》（《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钱茂伟《论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学派的概念嬗变》（《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等。本文重点论述的是清代浙、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 清代浙东地区名家辈出， 学者们各有所长，如黄宗羲所长在政治思想， 万斯大所长在经学，万斯同在史表、礼法、制度、明史，全祖望在宋明史学，章学诚在地方志。 但无论史学、经学，还是宗程朱、宗陆王，都表现出共同的学术特征。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以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特征为探讨的重心， 兼及清代浙东学派学术特征形成的背景，以及与其本身固有学术特征关联的后期衰弱原因，将清代浙东学派的一体（学术特征）三面（学术特征、学派形成背景、后期衰落原因）进行综合性的论述。 一、 擅长史学 擅长史学是清代浙东学派最显著的学术特征。清代浙东学派又号称“浙东史学”，便是以其在史学上取得的成就作为清代浙东学派的代言。 [1] 清代学术偏重经学， 史学往往依附于经学。清代学者们素“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是指经学方面，顾炎武（亭林）居苏州，被称浙西。 而与顾炎武（亭林）同时代的黄宗羲“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 [2]484 黄宗羲有别于顾炎武，而另行开创的便是凝集于浙东的史学传统。 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大、万斯同二人所习号称“经史之学”，经学便是顾炎武所擅长的儒家典籍，“浙西尚博雅”， 就是指治经需博洽贯通，以他经治本经，以他事治经籍。 “浙东贵专家”[2]484，就是治史要求对史事作专而精的剖析。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 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 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 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 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 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 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 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2]484 这里说的便是清代浙东学派在史学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天人性命之学”就是史学，司马迁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2735 是也，而不可以空言道德伦理。 上大夫壶遂曾问司马迁关于孔子作《春秋》的意图，司马迁告之董仲舒的观点，是因周道衰废，孔子任鲁国司寇，但为诸侯嫉害，卿大夫排挤，便知自己的意见将不被采纳，主张将不能实行，遂辞官周游列国，宣扬儒家学说，仍遭失败，便放弃游说，回鲁著述，作《春秋》，阐述微言大义，在二百余年人物、事件的记叙中寓以褒贬，拨乱反正，以期重振王道。 记载人事的史学， 本身即是一种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阐述性命义理就离不开对人事的记载。 但是， 后世儒学解经却多空谈性命义理，而忽视了儒家经籍最初为了考见人事的目的，从而造成言论的空泛，宋明以来的理学、心学都落入此桎梏当中。 章学诚在此重提《春秋》笔法，就表现出清代浙东学派对于史学、 对于人事的重视。当然， 清代浙东学派并非完全排斥谈性命义理，相反地，他们之所以“究于史”，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谈性命义理。 章学诚提出，“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4]就是通过治史表达自己对于性命义理的看法，把性命义理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从而避免陷入空谈。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在史学方面的成就。 如黄宗羲，他在史学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其他方面的成就，首先表现在他开创的学案体上。 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采用学案体，记载一代学术的发展，并融合前人、时人及著者评论，成为编修学术史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宗羲虽未直接参与明史馆的编史工作，但他以天下学者领袖的身份左右着明史的编撰，他不止一次对明史馆臣所撰明史提出疑意，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安排徒、子入明史馆将他的修明史意见落实下来。 黄宗羲的著作还有《弘光实录钞》四卷，保存南明弘光朝大量史实。 在编修《弘光实录钞》过程中，因感于时局动荡，材料零散，无法融合裁剪， 又将一些不便剪裁的材料另外编成《行朝录》三卷，以补《实录》不足。 万斯同在史学方面最大的贡献在于奉黄宗羲意，以布衣身份入明史馆参修明史，馆臣分撰章节都由万斯同作最后订正， 前后历十九年，完成《明史稿》五百卷，成为其后署名王鸿绪版《明史稿》与张廷玉版《明史》的基础。 其次，万斯同补全了《后汉书》以来诸史缺遗的史表，编成《历代史表》六十卷，开创了清人续补前代史表的潮流。 全祖望在史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续修黄宗羲《宋元学案》。 黄宗羲修成《明儒学案》，后修《宋元学案》未成便去世，其后大部分由全祖望补全，贯彻了黄宗羲学术宗旨，与《明儒学案》一起成为学案体典范。 其次是他的自编文集《鲒琦亭集》，为晚明重要人物作传，保留大量南明和清初地方文献、墓志等史料。 又编选诗文集，选诗本是文学范围，但全祖望选诗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意在修史。 在清初文化高压的环境中，直接修撰明史是非常危险的，庄廷鑨《明史》案去时不远，因而全祖望借选诗之名记载积极抗清的文人学者的事迹。 [5]柴德庚评价全祖望道，“谢山史学第一，明史第一，宋史第二。 影响后世最甚者，为清末之革命，章太炎《章氏丛书》中时用其语。 文集而得史学之价值者，惟谢山一人，为清代最特殊之一人。 所言无夷夏二字，而所言皆是。 ”[6]126 章学诚在史学方面最大的贡献在于修成《文史通义》，提出了许多关于治学的独到见解，不同于传统学者重视儒家经籍而轻视历史典籍的治学方法，极言历史典籍和编纂史书的重要性。 他在编纂史书方面的实践，就表现在他所参与编修的多种地方志中，成为后代地方志编纂的典范。 二、 经世致用 清代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学术特征是在当时特有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 起初为救理学之弊的心学经历了明中后期几代学者的发展演变，与原来的宗旨越离越远，后来的学者往往不能在行动上践行心学理念，与理学的辩论陷入了空谈心性、不切人事的歧途，如王守仁、王畿等将心学理念落实到为官任事上的学者愈加稀少。 明王朝的轰然倒塌及南明政权的旋踵而亡，清入关后满汉之间直接接触，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和冲突，社会面貌急剧转变，使得学者们不得不反思短短数年间的变故。 其中有一大部分学者便将这种变故归咎于明后期心学、 理学的争论上，认为是这些学者们在社会上掀起了空谈的风气， “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 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 ”[2]484 导致国家内部腐朽，未经受住异族南下。 又受晚明清初西方科学理论和方法传入的影响，重视实际成效。 于是抛弃空谈风气，“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 ”[2]485 他们不是为了学问而治学，而是为总结明亡教训，探索复明道路，构造理想社会而治学。 直到在政治上彻底绝望，“经世致用之学” 又转而追求学风改正，以期有补于世。 黄宗羲早年反对阉党， 后积极参与抗清，晚年在复明无望后讲学著述。 他反思前明统治者的刚愎，面临清统治者的强硬，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7]2，以人民为国家的主人，士人“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7]4，反对统治者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 提出“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7]10，以士人云集的学校作为评判是非及国事裁决的机构。 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7]7，要求事有成法，凡是不分尊卑，依法处理。 万斯同拒受清朝官位，坚持以布衣身份入明史馆，凝聚天下士人期望，肩负“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8]190 的重任，在编修过程中，将思想主张灌输到他所修撰的明史中。 [9] 全祖望上承黄宗羲、万斯同，对清前期压迫汉人的政策怀有抵触情绪，不满清朝官修史书对明代及明清之际历史事迹的书写，要求“史以纪实”，广泛搜集地方文献，记录历史真实。 章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10]82，强调文史研究对于开导人世教化的重要性。 清代浙东学派，除黄宗羲将学问直接转化为实际的抗清运动和宣扬政治主张外， 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都是通过治史来贯彻经世致用思想的。 他们将经世致用寄托于著述中，使史学成为经世致用之学，认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 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 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2]485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清代浙东学派前期的学者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都积极维护明朝， 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人格品质，似乎足够成为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特征。 但其实到清代浙东学派后期，邵晋涵、章学诚等人并没有明显的反清意识，相反，他们对清代的盛世统治极力赞扬， 这就体现了清代浙东学派存在着前、后期的内在转变。 清代浙东学派践行学术经世致用，因此而显扬。 但在清中期以后，清代浙东学派正是因为坚持经世致用的学术特征而走向衰落。 “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 动引刘子骏言，‘与其过废，无宁过存’，即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 ”[10]21 当时一些学者一昧贪多务博，而不专精，撰述无补于世。 章学诚在乾、嘉时期独唱 “六经皆史”，大谈“经世致用”，却是高山流水，终落得穷困潦倒的境地。 三、 不殊门户 清代浙东学派虽可称作学派，有比较稳定的学术特征，似与浙西等学者有门户的差异。 而实际上，清代浙东学派“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2]485。 清代浙西、浙东地区学者的领袖“顾氏（炎武）宗朱，而黄氏（宗羲）宗陆”[2]484，但这仅仅是表现两地学者有不同的师承，顾炎武和黄宗羲的学术不能因此标记上宗朱和宗陆的烙印， 顾、陆彼此之间也未因宗朱、宗陆而产生针锋相对的辩论。 除宗朱、宗陆之别可能会被认定为清代浙东学派的门户之见外，清代浙东学派学者们更没有刻意去塑造属于自身的门户特征。清代浙东学派的学者们虽然重视史学，但黄宗羲在史学以外的涉猎也十分广泛，政治思想、天文历算、文学艺术等无所不包。万斯大跟随黄宗羲学习经学，也颇有建树。章学诚在儒家经籍方面见解也十分独到。 清代浙东学派不仅自身没有门户之见，还十分反对其他学者持门户之见。 同样活跃在浙东地区的著名学者毛奇龄，“发明良知之学， 颇有所得。 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2]485 遭到章学诚毫不留情的批判。 清代浙东学派虽然没有门户之见，但相信学有宗旨。宗旨是学者治学、立足的先提。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 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 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 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11]5 只有明确治学的方向，才能够得其门而入，登堂入室。讲学、治学倘无宗旨，那么即使有独到的见解， 也会因为头绪混乱而无法充分阐述。其次，清代浙东学派以黄宗羲为领袖，至万斯大、万斯同，至全祖望，再至邵晋涵、章学诚，脉络相继，亦非刻意为之。 “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 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2]484 万斯大、万斯同二人虽受教于黄宗羲， 但黄宗羲并未将其学术强制灌输给他们，而是依据他们的选择，分别教习经、史，同时，他们的经、史观念也并未完全遵照黄宗羲的学术观念。 全祖望素未与黄宗羲、 万斯大、万斯同相识，当然不可能受到他们的教导，不少学术观念与黄、万雷同，是出于对黄、万等明清之际学人品格与学问的服膺。章学诚、邵晋涵生在乾隆以后，距明末清初则又远矣。 章、邵二人的著作中也往往可见彼此之间的分歧，同时，章、邵二人的许多观念与黄宗羲等前辈也有所不同。 诚如章学诚所言，“浙东之学， 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 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 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 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 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 ”[2]485 清代浙东学派黄、万、全、章、邵等人遭遇的人生履历皆有不同之处，持有不尽相同的学术观念，表现出和而不同的境界。 清代浙东学派学者们没有门户之见，固然是一种治学的高尚品德。 但他们的治学往往局限在浙东地区，地域性特点明显。 没有将其学术思想主动宣扬出去， 不打破地域局限以扩大其影响。这种现实状况客观上是由黄宗羲以后，清代浙东学派学者在仕途和社会声望上不显达导致的。 地域限制也导致了清代浙东学派内部出现了人才断层。 浙东地区虽属人文渊薮，但自章学诚以后能够秉承清代浙东学派擅长史学、 经世致用、不殊门户优良传统的杰出人才却少有。 其实，早在黄宗羲时候就已经出现人才不足的征兆，黄宗羲将他的学问、方法传授给黄百家、万斯同、万斯大等，清代浙东学派呈现欣欣向荣景象。黄宗羲去世后，万斯同继承衣钵，其子万经以及全祖望等人对黄、万都能够服膺。 而全祖望到邵晋涵、章学诚这段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接续不上的情况，在邵、章学问的筑基及学术活跃期时， 全祖望已近暮年，对邵、章的影响较浅，所以也导致了邵晋涵、章学诚与清代浙东学派前期风格颇有差异， 使得后人对章学诚有“异军特起，自致通达”[12]352 的评价，就是说清代浙东学派后期学者章学诚、 邵晋涵与前期学者中间出现了断层，此间虽有章、邵能勉强接续学脉，而章、邵以后就无人能延续了。 近现代以来，一些学者将道光朝以后出现的黄式三、黄以周等学者也纳入到清代浙东学派脉络当中， 清代浙东学派最新的研究成果也认为 “清代浙东学派传承衍化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转型分化期（顺康之际）、繁荣兴盛期（康雍乾）、中衰重塑期（嘉道）、多元复兴期（咸同光宣）”[13]，多元复兴期指黄以周、俞樾、孙诒让等学者的学术，但尚未成为主流，尤待日后的深入研究。 四、 结语 清代浙东学派在明清之际浙东地区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逐渐形成，在清代政治社会环境中逐渐发展，产生了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诸多学者。 在清代浙东学派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擅长史学、经世致用、不殊门户等学术特征。 后来，也因为这些固有的学术特征导致逐渐衰落。 但是，尽管清代浙东学派在其后期发展愈加式微，而其对于后世的影响仍然十分重大。 不仅体现在清代浙东学派丰富而深刻的著述上，还体现在每一位清代浙东学派学者身上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学者精神，他们对于学问的汲汲追求和经世致用、不持门户之见以及探索学术源流的学术方法、学术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参考文献： [1]宁俊红. 经史之学与文章创作———清代浙东学派 “叙事之文”研究[J]. 青海社会科学，2014（5）：12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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