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晚年失明，在那种情况下，完全以口授的方式“吐”出其所学，继续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他自己戏称为“反刍”。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是很多年前在他家里听冯先生自己说的。他那时还有一些听力和视力，不过阅读已有困难，在我致问候时，他半自嘲地说，现在成“反刍动物”了，不再能进，只能把过去吃的一点点翻出来，慢慢咀嚼。
    我回去琢磨这句话，忽然想：如果我现在双目失明，不能再阅读，肚里能有多少东西供反刍呢？不觉为之憬然、竦然，不胜惶然，因为我觉得真是腹中空空，真正属于自己的学问太少了。离开了那随时翻阅的大厚本书，大量的资料文件，烂熟于心，可以源源不断如蚕吐丝般地贡献出来的东西能有多少呢？
    不久，因病动手术，在被推进手术室的过程中又胡思乱想，其中想到：如果我这次真的不起，有什么未竟的事业使我不能冥目，或需要别人继续完成呢？竟然想不出来！也就是说连在悼词中写上“赍志以没”的资格都没有。这本身就使我感到真的死不冥目。也许由于这两件事的刺激，我在病愈后坚决发愤以读书著述为业。惜乎为时已晚，忝列学林，难有大成。不过至少总有想不完的问题，写不完的文稿，算是有未竟之业了。
    于是想到先辈学人与今之不同。陈寅恪也是在长期失明的情况下成其力作的。当然他们都有助手，帮助查查资料，或读一些东西，但是这只能作为补充，主要还是靠原来的存货。
    这种例子还有一些。当然不是说非要以失明来考验学问。例如康有为，不以诗名，但据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称，他能背诵全杜集，一字不遗，所以写诗虽然不一定刻意学杜，却几可乱真。这在康有为是末技，他的主要业绩和学问决不在此，只是于此学问可见一斑。而梁启超本人对康有为的诗就能“记诵百余首”，这更是其末技中之末了。
    又如钱锺书先生之博闻强记是尽人皆知的。与很多学问家不同，他没有藏书癖，万卷书不藏于家中书橱，而藏于心中。古今中外的文学，无论提到什么人，什么作品，乃至极生辟的典故，似乎都是他的“家珍”，随时从脑海中取出来，旁征博引，娓娓而谈，指点出处大多不差。这是一种什么境界？更重要的是他们所读之书触类旁通，提供灵感，化为妙语高见，否则就只是活字典，虽也难得，终是略逊一筹了。此大师之所以为大师。非常人所能及。
    今之学者（包括我自己），为了符合“学术规范”，注释、参考书目几与正文同等篇幅，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学识渊博。我决不是走到另一极端，反对学术规范。言必有据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最起码的要求，这是毋庸赘言的。只是寻章摘句与融会贯通之间，为写而读与读有心得而后写之间，厚积薄发与现买现卖之间，是大有区别的。昔之学者学而思，思而学，一朝豁然有所悟，行诸文字，成其著述。有的著作等身，有的思考了几十年才结晶为不多的供发表的文字，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以量来衡量。
    方今为学的次序是颠倒过来的：有一“带头人”先设法争取到一“课题” （或称“项目”，首先是需要“争”的，因为经费随之而来），然后物色和组织人员，然后再找资料，然后限期完工。有时一个领域内稍有实力的青壮年被拉入好几个互不相通的“课题”，穷于应付。有的甚至尚未动笔之前就先定为“精品”，不知以什么为标准。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大潮的产物，但是仔细想来，这又更像计划经济。总之大学问家好像很难以这种方式制造出来。
    刚刚逝去的和已是风烛残年的一批真正称得起学贯中西的学问家奠定学术基础时都在青壮年。他们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在被迫或半自觉地否定自己、批判自己前半生的思想和成就中度过，更谈不上授业传道。所以后来供“反刍”的大部分还是早年的积累，足见其功底之深厚。假设他们一直有一个正常的环境，能够继续不断地积累、发挥、授业，不但自己硕果累累，且桃李满天下，代代传承，中国的学术思想会是怎样的境界？社会、人文科学难道也仍须总在人家的“新思潮”后面紧追慢赶，忙不迭地生吞活剥么？
    大学问家不是圣人、完人，与常人一样都有七情六欲。不可能要求所有平时嬉笑怒骂都字字珠玑，句句真理。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大学者的名字被炒得火热，但不是讨论他们的学问和治学之道，却多是生活琐事，个人恩怨，查无实据的“公案”等等，简直把大学者当影星歌星来对待了。
    至于挑拨离间，造谣生事，粗暴地侵犯隐私权，置亲属的感情与合法权利于不顾，更是为道德和法律所不容。既然有人无端受到公开伤害，当然有权公开澄清和辩护，这样炒起来也许正是肇始者所希望的？当然中国之大，趣味不高的好事者，靠捧或骂名人以谋私利者总是有的，问题在于这类东西为什么能得到这样广泛的传播？恐怕严肃的出版物和出版社在这类问题上需要三思、自重，知所选择，珍惜自己有限的资源和篇幅，并维护自己的品位。须知，对歌星明星生活中的是是非非感兴趣的有“追星族”，他们甚至可能连这些学者的名字都不知道；而关心这些学者的主要在知识界，据我所接触到的，大多对于这种做法感到无聊、厌烦甚至愤慨。
    如果真对钱锺书有兴趣，为什么不花点力气好好研究研究代表钱先生博学神思的《管锥篇》呢？像冯友兰的煌煌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样的著作，至今有没有第二部呢？多一些有志者把注意力放在学习、研究探讨这些著作上多好！报刊杂志多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哪怕是针锋相对的争论，也有助于繁荣学术。如果后来者能在前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或拾遗补阙，或提出不同的见解，乃至另成体系，当然是学界之幸，而且进步之道理应是后来居上的。那一代学人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制高点，他们各有学术传承和治学之道，内容一定丰富多彩，各有特色，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笔财富。如果多挖掘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发表出来，给有志于学的后辈以启迪，对扭转浮嚣的学风有所帮助，则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