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鲁迅先生说，有人问他：“文章怎样写？”他说：“不知道。”这并非他自谦。实在说，三言两语，这问题是难说清楚的。
    关于写作，鲁迅先生言谈中，提到的却不少，可惜没有随手记下。当年啊，谁会想到这些呢!那时，每逢畅叙，都忘神地浸沉在他那谈笑风生的知识的海洋里，宛如红楼听课，唯恐放过一字一句。况且，我是来自伏牛山腹地的山人，野气未消，手脑同时并用，尚未习惯。记录，那对促膝谈心，又多么大煞风景啊!可是现在啊，每念及此，却大大悔之晚矣了。
    人健在，一切都好办。比如说吧，鲁迅先生墨迹，何等耐人寻味。纸墨笔砚，手边俱全，他又爱写字。可是，当年在他家住时，只顾日夜谈心，没想到请他留一幅字作纪念。最后不到七年时间，他给我发了将近三百封信，甚至一天发两封。可是，连一幅字也没留。当年想着，一切太容易了，要什么，有什么，何时要，何时有。结果却连一幅墨迹也没留。天地间出乎意料的事太多了!
    闲话扯得太远了，赶快言归正传吧：鲁迅先生谈写作，为着言必有据，还是作志与愿违的“文抄公”，从见之于文字的着手吧，但有时也不免涉及点滴的回忆及自己的看法。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鲁迅先生在答赖少麒的信中说：
    “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
    鲁迅先生有篇《门外文谈》，是谈文学的，这里就不引了。
    至于写文章有没有“秘诀”呢？没有的。常言说：“文无定法”，就是说，写文章没有一定的方法和窍门。
    鲁迅先生在《作文秘诀》一文中说：
    “现在竟还有人写信来问我作文的秘诀。
    “我们常常听到：拳师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学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让他称雄。在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全没有……”
    在那篇文章中，鲁迅先生还谈到当医生、厨师、开点心铺等等，都有一些什么“秘方”，也可说是一种“传家宝”吧。当这些“传家宝”到了“传种接代”关头，是“传男不传女”的。须知封建社会的老观念，认为女儿终究是“人家”的人，“不传女”，就避免了把“传家宝”传到别人家去。旧社会确实如此。可是写作怎样呢？
    鲁迅先生回答说：
    “但是，作文却好像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了，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
    三十年代初，在反动统治下，百业俱废，民不聊生。广大青年，既无钱升学，又找不到职业；恰如鲁迅先生所说：“不是失业，而是无业。”在饥寒交迫中，有些人就想卖文谋生。可是文章怎样写呢？黄浦滩上善观风向的投机出版商，很快就把什么《文章作法》《小说入门》之类的“法宝”“炮制”出来，五花八门地堆到青年面前。鲁迅先生却直截了当说：“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的确，鲁迅先生的写作实践，证验了这确切的论断。一九三三年，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也说：
    “<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
    鲁迅先生对写作的意见，极为确切而珍贵，还是多听他的话吧。在《不应该那么写》一文中，他说：
    “创作是并没有什么秘诀，能够交头接耳，一句话就传授给别一个的，倘不然，只要有这秘诀，就真可以登广告，收学费，开一个三天包成文豪学校了。以中国之大，或者也许会有罢，但是，这其实是骗子。
    “……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
    “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里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
    鲁迅先生劝人学习名作家手稿，学习他们为什么这样修改，为什么修改之处比原来的好？把这些加以认真比较、研究，能得到不少启示。
    鲁迅手稿的陆续出版，我想，其用意不仅是考虑到“水火无情”，作为保存“空前的民族英雄”的手迹而已。对研究、学习写作，也是“现身说法”的好教材，应该像鲁迅先生劝人向魏列萨耶夫学习果戈理手稿那样，在鲁迅手稿上用点工夫是有益的。
    模特儿问题。
    鲁迅先生提到这问题时，说：
    “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
    又说：“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阿Q正传》当年在《晨报副刊》一发表，就被鲁迅先生指责过的张三看了，以为阿Q是指张三的；李四看了，又以为是指李四的。其实不是指张三，也不是指李四，而是“具象化了的”、鲁迅先生的艺术创造，是来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艺术创造；是作者观察所得，“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艺术品，不是“一个一定的人”。这就是阿Q的典型性，凡艺术均如此。
    所以，鲁迅先生重视观察，也劝人重视观察。他说：“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
    而且，他谆谆告诫青年，不要专看文学书，结果弄得连常识都没有。他说：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譬如说罢，古人看见月缺花残，黯然泪下，是可恕的，他那时自然科学还不发达，当然不明白这是自然现象。但如果现在的人还要下泪，那他就是胡涂虫。”
    没有常识的作家，怎能写出丰富多彩的作品呢?作家不但要有常识，而且还要知识丰富，采得百花酿佳蜜。鲁迅先生劝人“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又说：“你们不要专门看文学，关于科学的书(自然是写得有趣而容易懂的)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看的。”
    这些恳切、正确的经验之谈，应该记取。
    作者写作时，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付出了宝贵心血。读者对这些，也应双方兼顾，读后都能如鲁迅先生所劝告的“有所得”。有些读者，把看文学作品当作看热闹，专注意故事，这是可惜的。这样，即便读一百年书，也会如入宝山，空手而归。当然，作品的思想内容是第一位，应特加注意。但作品形式也不能忽略。
    形式方面，似应包括结构、表达等等吧。表达，似应包括语言和文笔等等吧，语汇也似应归入其中。好比建筑，语汇就如同砖瓦。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语汇，也就好比巧妇的手中“米”。无“米”，巧妇也就一筹莫展了。文章的生动活泼，同语汇的丰富是分不开的。语汇贫乏，是死文章病根之一。作者行文到必需时，找不到富有表达力的“恰如其分”的语汇，“饥不择食”，就去抓“代用品”，这就是所谓“不得已而求其次”吧，这种“次”的成分来得越多，文章就越无生气。毫无生气的、死气沉沉的文章，就难免不令读者皱眉头了。反之，语汇越丰富，文章就越生动、出色，读者一看，就不由得笑逐颜开，百读不厌。语汇贫乏，也就谈不上表达力，谈不上生动活泼了。鲁迅先生说 “干巴巴的，像个瘪三一样，瘦得难看”，就是指这的。
    同样的思想、情感，为什么在老练的作者的笔下，表达得那样细腻、委婉、生动、有力；而别人却束手束脚、无能为力呢?这恐怕就是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的吧？
    不过，人的观感所得的，要远远超出于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吧。白居易在他的《长恨歌》中，也只能用“天长地久有时尽”，去烘托“无尽期”的“此恨绵绵”呢。
    我们有句老话：“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恐怕不能把这当作唯心主义的遁词，而是人的观感所得，远远超出于语言文字表达之上吧。语言文字工作者，应如何努力把官感所得，维妙维肖地表达出来呢。
    谈到诗，鲁迅先生说，他无心作诗，可是，诚如郭沫若同志所说，他“偶有所作，必臻绝唱”，确是至当之论。
    鲁迅先生很推崇唐诗，他说：
    “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
    这“也诌几句”等等，确是自谦之词。我不懂诗，不敢妄言。不过，唐诗确实是我们世代传颂的绝唱，也是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取其精华”，世世代代，多少诗人、文学家，从其中吸取营养呢。我爱唐诗，我也爱鲁迅先生的诗。
    鲁迅先生对新诗的见解，也是极精辟的。他说：
    “……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毛主席说：“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鲁迅先生也说：
    “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
    这些至理名言，从事文学工作的，应该知所取法了。
    鲁迅先生很重视文艺的地方色彩。他说：
    “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
    “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这是将近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说的话。鲁迅先生当年在大夜弥天的时代，是多么渴望中国能屹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被人轻视啊！
    话再说话来吧。这儿说的地方色彩，我以为也包括民族色彩；即为一地方或一民族所特有，而为别地方或民族所无的民族气派，民族风格。这精神，我以为和毛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一段话的精神是一致的。毛主席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鲁迅先生劝人在写作过程中，立定格局之后，不要中止，以防写作兴致中断。他说：
    “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的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途中，一面练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我翻译时，倘想不到适当的字，就把这字空起来，仍旧译下去，这字待稍暇时再想。否则，能够因为一个字，停到大半天。”
    这都是珍贵的经验之谈，应该记取。况翻译和写作不同。翻译，手边毕竟有原本可据，不必在文章发展等等上边用心思。即便中途停顿，兴致也较易恢复。写作就有所不同，中途停顿，兴致消失，再恢复就较难。所以，鲁迅先生曾说：写文章写到兴头上时，连吃饭也别喊他。所谓“废寝忘食”，这就是“忘食”。等到告一段落时，他自己会放下笔来吃的，否则，叫他他不理，这时，他可能全神贯注在写作里，“听而不闻”了。引人入胜的文章，都是在振笔直书，一泻千里的势头下出现的。
    严肃认真，是鲁迅先生的一贯作风。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毛主席很重视他这写作态度，说：“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
    可是，世上偏偏有些相反的现象，鲁迅先生也常遇到。例如，有人将文章写成后，自己连看一遍都不看，错字、漏字及不通之处，改也不改，就匆匆忙忙寄出，推给别人了事。
    这态度不但写文章不行，无论作什么事也不应该。
    鲁迅先生还说过，有些寄信人一面要求看稿、复信，可是往往连回信的地址也不肯认真写清楚。怎么办呢？只得模仿来信人的字迹照描而外，为可靠计，将来信地址剪下，贴到回信的信封背面，作邮务员投递的参考。
    这样的事，这样的文稿和信件，不知空耗了鲁迅先生多少珍贵的精力、时间和生命。“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正是老黄“牛”的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