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世界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开端。它不仅在战争规模上涉及世界主要国家，而且在战争投入上第一次使用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战争以浓缩的景观将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反映在战场上。世界面貌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战争初始到战争落幕，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评论、反省和争议就连绵不断，不绝于史。
    一战爆发之时，中国国内朝野上下热切关注，各方舆论竞相报道、各大政党纷纷组织欧事研究会，追踪战局的发展。国人意识到这是中国可能重新返回国际舞台的一次机遇。严复早年赴英留学学习海军，供职北洋水师学堂二十载，对战争自然有其职业军人的敏感；他又是同时代最具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国人对世界形势的把握常常依赖于他的判断。严复军人加思想家的双重身份，加上他身为总统外交顾问，公干私趣集于一身，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察、评断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一份重要思想文献，其见解确有超乎常人、颇具眼光的洞见。同时代思想家(如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虽亦有评述，但大都是零星、片断的，几无像严复这样对战争进程和当时世界变局的评判，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文献材料。过去虽有论者注意到这份文献的宝贵思想价值，并加以论述，但仍有相当值得讨论的空间。本文主要是从严复对一战进程之观察及与中国之关联这一侧面，探讨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观的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
    1 准确解析一战前期战局
    时人习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欧战”。严复观察欧战前期的材料主要存留于《居仁日览》和私人书札中。
    《居仁日览》是进呈时任总统袁世凯日常阅读、了解国内外情势的读物。我们现见的《居仁日览》，辑入《袁世凯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这部《居仁日览》编辑的时间跨度从民国四年(1915年)1月日至2月28日，内容多为取材古典史书(如《资治通鉴》)有关历代治国方略一类的故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无关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人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所震慑。严复以其敏锐的眼光，开始关注战争的进程。严复与《居仁日览》之关联，有二条线索可循：一条是1915年4月21日严复致熊纯如一信，信内提及：“报载复与马、伍诸公，翻译进呈之事却非虚语。日来正办《欧战缘起》，以示此老也。”此处所提译呈《欧战缘起》，正是供袁世凯阅读的《居仁日览》。另一条是1915年8月5日严复致信熊纯如，再次透露：“复自欧战开战以来，于各国胜负进止，最为留神，一日十二时，大抵六时看西报及新出杂志也。”信至此留有按语：“按：每摘要论述，送公府备览，积年余，至数万言，取名《居仁日览》，俱未留稿。”可见，严复译呈《居仁日览》与欧战有关，探讨战局之进程是袁世凯交代给严复的一项任务。此前，袁世凯任命严复为外交顾问，此事产复与熊纯如信中曾提及，然欧战爆发前夕，因“无事见顾”，故已停止支薪。
    我们现见严复译呈的《居仁日览》共有七篇，其中《严复合集》第五册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三篇。北大图书馆藏有三篇。黄克武先生在上海图书馆新发现一篇。其篇目如下：
    1.《泰晤士今战史——欧战缘起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
    2.《日耳曼开战兵略第二》(《严复合集》第五册已刊)
    3.《<伦敦时报>书<布来斯审查会报告书>后》(北大图书馆收)
    4.《英国军械大臣来德佐治在满哲沙劝谕工人演说》(北大图书馆收藏）
    5.《英人狄仑论今战财政》(北大图书馆收藏)
    6.《希腊前相文尼芝禄上希腊王书》(《严复合集》第五册已刊)
    7.《美人宣告德国近情》(《严复合集》第五册已刊)
    北大图书馆保存的三篇《居仁日览》，文前都有一行“中华民国四年严复译呈”，文后留有袁世凯手批“阅”字样。黄克武先生通过检索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电子数据库《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发现上述文章的出处：第一、二篇原作出自 The Times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War(《泰晤士报战争图史》)，为该书的第一、二章。1914年8月25日《泰晤士报》刊出第一部分，即第一、二章。第三篇出自1915年5月13日第9版《泰晴上报》的A Record of Infamy(《一个邪恶的纪录》)。第四篇出自1915年6月4日《泰晤士报》的A Workshop War,The Crying Need for Shells,Plain Words Emocracy from Mr.Lloyd George,and Compulsion。第六篇出自1915年4月21日伦敦《每日记事报》( The Daily Chronicle)的 Venizelous’s Statement to King Constantine。文章原刊自英文报纸，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英国的立场，时间范围约在1915年4月至6月。从严复翻译所选材料的原始出处看，他对战争的观察材料实际取材于英国，严复本人实际也是选择站在协约国一边。
    严得选译这些文章，一如过去他翻译西方经典一样，都有其明确的用意。《泰晤士今战史——欧战缘起第一》、《日耳曼开战兵略第二》两篇是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历史原因和开战之初德军猛烈推进的进程。《<伦敦时报>书<布来斯审查会报告书>后》一文系揭露德军侵人比利时残酷杀戮的暴虐行径，明显带有谴责德军之意。《英人狄仑论今战财政》一文较长，共有十二节：德人之金战、法人财政之见绌、俄人之仓遽、三国协助财政于巴黎、俄之酒禁、俄国禁酒之效果、巴黎三国财政协商之决议、英法之所以助俄、俄之谷麦能输出乎、俄与瑞典之兵费、勃牙力与其政府、德人何故而助勃。这篇文章有助人们了解战争各方财力及其相互关系。严复分析一战参战各国，颇为注重各国的资源、财力比较，这是他分析战况的重要依据，此文足资参考。《希腊前相文尼芝禄上希腊王书》一文则可能借文尼芝禄上书要求放弃中立，对德、奥盟国塞尔维亚宣战一事，暗示中国应取法此举。
    严复平时保有阅读英文报刊的习惯，他对中文报纸自有成见。对此，他并不隐讳，自谓：“复向于报章，舍英文报外，不甚寓目，北京诸报，实无一佳，必不得已，《亚细亚报》或稍胜也。”他还说：“中国南北报纸，皆属机关。《亚细亚报》自经政府利用之后，所谋失败，信用自属全无；面《顺天时报》，又系日本机关，此时专以倾袁为目的，欲求纪载较实，议论较正者，殆绝无也。”显然，严复对中文报刊持不信任的态度。《居仁日览》是供总统平时阅览的读物，实相当于今日《参考消息》，自然对总统决策可以发生重要影响，甚或是其制订政策的重要理据。只是欧战前期，因中国并没有卷入，严译《居仁日览》只不过是“内部参考”而已。严译《居仁日览》是否还有其他未发现的篇目，仍有待考查。
    除了《居仁日览》，严复在私人书信往来中，也常发表对第一世界大战观察的意见。开战伊始，严复即跟踪战局，1914年8月29日他致信庄蕴宽，对战争可能的结局作了预测：
    此次世界战端一起，进出口货物交往当有隔碍。以德奥之强，初战当能与协约国以盛势。然彼国资源远远逊英法美，如战局久持，德奥必遭败北，可断言也。
    从所控资源的角度比较战争双方的实力。得出德奥终究不敌英法美的结论，这是严复深具眼力的远见。
    1914年9月24日，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对战争双方实力作了精辟分析，他以为此时占住优势的德国终将不敌英国：
    乃不幸月余以来，欧洲大局，忽觏燎原，其影响之大，殆非历史上所能梦见，以此中国舍自尽其力而外，别无可为，或乱或治，或亡或存，殆非夕之谈所能尽也。
    德意志联邦，自千八百七十年来，可谓放一异彩，不独兵事船械事事见长，起夺英、法之席;而国民学术，如医、如商、如农、如哲学、如物理、如教育，皆极精进。乃不幸居于骄王之下，轻用其民，以与四五列强为战，而所奉之辞，又多漏义，不为人类之所通韪。……顾计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之致死为抗也，奥人之节节失败也。至于今，曩所期于半月十日之目的，乃遥遥而犹未达(谓巴黎之破)，而比、法乃皆迁都矣，英人则节节为持久之画，疏通后路，维持海权，联合三国，不许单独媾和……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实力而不能虚心，故德、英皆骄国也。德人之骄，益以制悍;英人之骄，济以沉鸷，由是观之，最后擅场，可预计矣。
    既肯定德国自1870年统一以来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又指出其轻率发兵，与多国开战为不智之举;对英、法作持久战之计乐观以待。
    1914年10月23日，严复致信熊纯如，言及欧战情形，断言协约国绝不会屈服于德国，战期可能因此拖长：
    盘瓦尔之破，足征德人炮械之精，士卒之练。英、法逢此强对，提心吊胆，正未知何日可告急息争也。德之君民搏心壹志者，三十余年，决以武力与列强相见，可谓壮矣。独惜所敌过众，恐举鼎者，终至绝膑。吾辈试思，国若英、法、俄者，岂能中途折服，以俯首帖耳受战胜者之条件乎?是以德人每胜，则战事愈以延长，此固断然可知者耳。
    1915年8月5日严复致信熊纯如，对德、英、法三国的状况作了分析：
    德意志国为之强，国可谓生民以来所未有，东西两面敌三最强国矣。而比塞虽小，要非可轻，顾开战十阅月，民命则死伤以兆计，每日战费不在百万镑以下，来头勇猛，覆比入法，累败俄人，至今虽巴黎未破，喀来未通，东则瓦骚尚为俄守……海上无一国徽，殖民诸地十亡七八，然而一厚集兵力，则尽复奥所亡地，俄人退让，日忧战线之中绝，比境法北之间联军动必以数千伤亡，易区区数基罗之地，所谓死齚不得入尺寸者也。不独直抵柏林，虽有圣者，不能计其期日，即此法北肃清，比地收复，正未易言。英人于初起时，除一二兵家，如罗勃、吉清纳外，大抵以为易与，至令始举国忧竦，念以全力注之，尚不知最后之效果为何若也。于政治则变政党之内阁，而为会同;于军械子药则易榴弹，以为高炸。取缔工党，向之以八时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时，男子衽兵革，妇女职厂工，国债三举，数逾千兆镑，而犹若未充。……法之政府于平日军储，必不弛然怠缺如去岁明矣。且由此而知，国之强弱无定形，得能者为之教训生聚组织绸缪，百年之中，由极弱可以为巨霸。
    德国东西两面受敌、殖民地尽失;英国调整内部，全力投入战争，实力倍增。战争形势正朝着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
    随着战争的激烈进行，双方进入相持阶段。严复仍不看好德国之“霸权”，以为德之财力不敌英、法：
    欧战行又经年，自瓦萨之破，巴尔干诸邦全体震动。勃、希两国，民则向衡，君则私纵，遂演成今日之局。达智尼海峡，英法攻之，不能即下，死伤近十余万人，此自常智观之，未有不以德、奥为得手矣。顾以仆策之，则今日之事，其解决不在战陈交绥之中，而必以财政兵众之数为最后。英法之海军未熸，而财力犹足以相待，则中央得手，徒以延长战祸，而中心点渐以东行而已。胜利终归何方，尚难以一言决也。冬日必无兵事可言，明岁春夏，殆其时矣。总之，今之战事，非同昔比，英、德两系，必有一亡，而长短在所不论。平意观之，德之霸权，终当屈于财权之下，姑先言之，贤者留为后验可耳!
    严复对战况的点评、把握，准确到位。
    综览严复上述对一战前期的评论，他自始即对英、法终将战胜德国抱持信心，这一看法既是他站在英国一边的立场使然，也与他对英、法、德三国实力的认识有关。当时持严复这种观点的中国学人可谓风毛麟角，绝大多数学人都看好德国的实力和优势，梁启超、陈独秀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徐国刚先生论及“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时注意到这方面的情形：“陈独秀在《新青年》1916年第1期的开篇文章里预言德国在这个新年里有可能取胜。梁启超最初也认为德国必胜。他在1914年写道，德国拥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优势的士兵，而最重要的是德国全国上下为了战争能够众志成城。梁启超甚至认为，’彼德国者，实今世国家之模范，使德而败，则历史上进化原则，自今可以摧弃矣’。德国在中国军人当中有强大的影响，那些曾在欧洲以及日本受过训练的军官都深信德国的武力是不可战胜的。”显然，梁启超、陈独秀对欧洲各交战国的实力和资源缺乏真正内行的了解。除了译呈《居仁日览》，与朋友书信往来时加议论外，严复有关一战的言论几不见诸报端。用他自己的话说：“所怀万端，不能宜露，聊为足下言之如此。”这可能与严复当时总统外交顾问的身份容易引起外界猜测、联想有关。在外交问题上，他对外界舆论持颇为谨慎、戒备的态度。1915年底至1916年上半年，袁世凯从酝酿帝制到公开称帝，再到取消帝制，中国政局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严复身陷国内政治激涡之中，不情愿地被拉进了“筹安会”，因此似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在这半年里，可能因身陷国内政局的困扰，严复除了对日本动向的观察发表看法外，几乎没有留下有关对第一世界大战和外界的观察记录或评论意见。
    2 深刻透视一战后期世界变局
    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倒袁声浪中，袁世凯气急病，严复以一首《哭项城归梓》表达自己对这位密友加上司去世的感伤情怀。中国政局随后发生重大变动，严复因列名“筹安会”，一度盛传为帝制“祸首”，后经李经羲替之说情，才从祸首名单中剔除。虽未被追究，严复却从此离开了政治核心圈。1916年10月25日严复致信熊纯如，叹谓“迩来脱身政界，生事颇苦窘乏，长此以往，行为庚癸之呼，顾亦只得听之而已。”字里行间流露出低落之情绪。然其心未泯，对世局时借《公言报》加以评论。有的学者认定197年2月10日至5月21日《公言报》所载以“地雷”笔名发表的十四篇文章即为严复所写，此说是否成立，仍待确证。不过，在严复与熊纯如等私人往来书札中，一战战况和世界形势仍是他常道及的主题。
    到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已进入后期。对中国来说，面临两大向题，一是如何处理对德外交。是维持与德外交关系。严守中立，还是对德绝交?二是俄罗斯发生革命。对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如何评价?在这两个问题上，严复都给予了自己的回答。
    1. 对德外交
    对德宣战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策，这不仅因当时德国对华政策比较友好，故许多人对德国怀有好感，而上且在华的德国人大肆活动，对当政者有一定影响力。
    1917年2月28日严复写信给熊纯如，明确主张对德断交：“辰下京中有三大问题：一曰复辟，二曰中德断交，三日改组内阁。”“至其二问题，鄙人则主张加入协约，曾于《公言报》著论一首，即持此义。但政府抗议后，在中国境内德人极为恐慌，益出死力向各当路游说，政府中人于欧洲兵事向少宣究，易为游言所感，恐亦不能有贯彻之主张，后此外交将至一无所得，两不讨好，甚可叹也!”“欧洲战事日烈，德自协约国拒其和议后，乃以潜水艇为最后图穷之匕首。……此时中国，如有能者把舵，乘机利用，虽不称霸，可以长存，假其时机坐失，则受人处分之后，能否成国。正未可知。”以为若坐失对德宣战良机，甚或“一无所得，两不讨好”，将贻害无穷。
    1917年3月3日严复致信熊纯如，再谈对德外交：
    吾国近日外交，自不佞观之，殆无第二策可行。盖前之抗议，明言德若潜艇政策不加限制，吾国当与绝交。今德之复文，于潜艇制限一节，已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吾国不向第二、三步进行，前言复成何语。夫中国于胶州一事，已授德国口实，今者又起扰议，故使德人而胜，即如此中止，其执辞仇我，正与得罪到底者相等也。中道而止，又何济乎?至于协商一面，更缘中止而开罪益深，转不若前勿抗议之为愈矣。甚矣!暗懦之人真不足与计事也。
    若察欧洲战势，德人乃处强弩之末。潜艇虽烈，不足制英人死命……转眼春末夏初，西面或沙朗尼加必有剧烈战事，疆场之事，一彼一此，固不敢料德、奥之即败，然以一盈一竭之理言，则最终胜负，皦然可睹。
    严复料定德国已是强弩之末，无限制潜艇战不过是图穷匕见、困兽犹斗，力主与德绝交。
    3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宣布与德绝交。此举却引发了府院之争和国会各党派之间的纷争。身处边缘的严复并不愿袖手旁观，4月5日他致信熊纯如说：“本月二日美总统威尔逊亲临国会，与德已宣战矣。而吾国走到第二步之后，忽然中止，颇闻国会中党派尚有借此时机，作种种顾党人不顾国之计划。宣战固为正办，然如此之政府国会，其能有益于国不反害否?真未可知。”他希望中国步美国之后，对德宣战。4月26日他给熊纯如的信中，特别提到在华德侨运动反对中国参战情形：“加入战团，于德本谋无关出入，而以此为大祸，而将蒙莫大损失者，乃在三四千寓华营业之德侨。此等素与吾国大贾、军官亲密，今闻有此，则其大肆运动，不问可知，其以德之胜负为喜惧，而反对加入者，皆以此耳。”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掌政权，8月14日对德宣战。
    严复的意见显然被采纳。朝野主张对德绝交、宣战者并不止严复一人，但在此问题上始终坚持如一的立场，严复则可谓代表。当时其他一些重量级人物对德宣战态度不一，如章士钊、孙中山即力持中立说，梁启超则主张见机行事。与这些意见相较，严复对德宣战主张明显计高一筹。
    对德宣战之意义对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可低估，“中国通过参战得以挽回部分国家主权，并废除德奥庚子赔款，从而部分地洗涮掉中华民族的耻辱。尽管参战所得没有完全达到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参战期望，但是中国至少能够出席战后和平会议，从而使中国的命运引起世界的关注，并且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创建。更何况，中国的参战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与冒牌的敌人德国签署第一个平等条约。假如中国当初没有主动参战，那么所有这些外交成就将无法实现”。由此可见，对德宣战，实在是一个明智而富有前瞻性的抉择。
    2. 俄国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发生的一件大事是俄罗斯革命。严复对此事的进展亦颇为关注。1917年3月11日，严复日记载：“俄国革命开始。”3月15日又载：“俄国沙皇让位于其弟。”4月23日记道：“俄国全部战费至1916年底共计二十三亿四千五百八十万镑。”显然，这时他密切关注俄国事态的发展。
    1917年4月5日严复致信熊纯如，对俄罗斯革命首次表态：
    俄之革命，有法之历史在前，群知为戒，当不至为其已甚，使数十年祸乱相寻。其当路人比之吾国程度为高，亦不至如吾国改革后之现象。吾国现有之参、众两议院，半皆毫无价值之人，俄尚不然，故曰不至。但其国幅员大广，中杂亚族，教育未遍，民多不学;皇室久为齐民所崇奉，俄皇以一身而兼教主，西人宗教观念，比之吾国常深，此皆最难解决问题。故吾辈于其国体，一时尚难断定。大抵独裁新倾之际，一时與论潮热，自是趋向极端，而以共和为职志;数时之后，见不可行，然后折中，定为立宪之君主。此是鄙意，由其历史国情推测如此，不敢谓便成事实也。
    严复对俄国革命的初步印象并不抱成见或敌视的态度。
    随着事态的发展，俄国革命波及中国北部边陲，对中国社会发生影响，严复注意到这一情形：“欧战自俄国革命之后，事势迁流，几于不可究极。诘其影响，已及吾国北陲。”“自革命以来，世界日益豪侈，军政两界，皆以攫利为归，百万之室，目为小康，问其所由，大都造业。嗟呼!无天道则亦已耳！如其有之，则往复平陂，特转瞬耳。不见俄国今日社会党专与资本家富官僚为仇者乎?“他开始探究指导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之前途似犹疑不决：“俄之社会主义，能否自成风气，正未可知。而吾国居此流之中，受东西迫拶，当成何局，虽有圣者，莫能睹其终也。”面对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严复感到没有持守不变的真理：“故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玉律金科，转眼已为蘧庐刍狗，成不可重陈之物。”对于新的思想变革，特别是俄罗斯采用共和制，严复则不以为然，他极力强调俄罗斯行使共和制可能产生的恶果：“俄罗斯若果用共和，后祸亦将不免，败弱特早暮耳。”严复对俄国革命的抵制态度与他对国内国民党人的立场基本一致。
    此外，严复还重估西方文明价值。在戊戌维新以后的十余年间，严复译介西方经典八部，较为系统地向国人展示西方近代思想世界，被人们誉为传播近世西方思想第一人。然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战争的惨况，严复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他重新估价西方文明的示范作用：“今所云西人之学说，其广者，曰平等，曰自由;其狭者，曰权利，曰爱国。之四者，岂必无幸福之可言?顾使由之趋于极端，其祸过于为我兼爱与一切古所辟者，殆可决也。欧逻巴之战，仅三年矣，种民肝脑涂地，身葬海鱼以亿兆计，而犹未已。横暴残酷，于古无闻。兹非孟子所谓率土地以食人肉欤!则尚武爱国，各奋其私，不本忠恕之效也。”严复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尚武爱国，各奋其私”一面的后果。他借英人之语重申了自己这一观感：“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英前首相葛黎谓：此战若不能产出永远相安之局，十年后必当复战，其烈且必十倍今日，而人种约略尽矣!英国看护妇迦维勒( Miss Cavell)当正命之顷，明告左右，谓：’爱国道德为不足称，何则?以其发源于私，而不以天地之心为心故也。’此等醒世名言，必重于后。政如罗兰夫人临刑时对自由神谓：’几多罪恶假汝而行也。’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会书楼不一而足，其宝贵中国美术者，蚁聚蜂屯，价值千百往时，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从西人热衷研究中国文化的暗潮中，严复感觉到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可能显现新的价值：“不佞垂老，亲见脂(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已杀人，寡廉鮮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中华文化终将有大放光彩之日。严复对中西文明的重新估价，常被人们解释为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其实不过是他谋求沟通中西文化的再一次努力。严复作为一个跨文化人，其倾注的思想主题始终是会通中西文化，前期着力译介工作是如此，后期对西方文明尚武、自私一面的揭露其实仍是未离其初衷。
    从谴责战争的罪恶走向反省西方文明的缺陷，再到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严复这些对西方文明的批评言辞，与战时在西方出现的“西方的没落”的声音相似。它说明东西方的思想家通过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极影响，对西方文明的弊病和局限有了新的认识。战后世界范围内出现非资本主义化的浪潮，与这一认识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3 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之野心
    一战对日本来说是一次机遇。西方列强因倾力一战，无暇东顾，打破了西方列强在华原有的利益均衡格局。日本正是想利用西方列强在欧洲相互厮杀之机，图谋实现其侵吞中国、独霸东亚的野心。因此，在军事上、外交上日本对中国不断施加各种压力，以达其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日本即乘德国陷身欧战，对德宣战，攻占德在山东的殖民地。如何处置此事，严复有他的独特看法，他并不主张轻言对日开战：
    日围青岛，占及济南，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顾为中国计，除是于古学宋之韩侂胄，于今学清之徐桐，则舍“忍辱负痛”四字，无他政策。夫云山东祸烈，固也，然我不授以机，使之无所借词，则彼虽极端野蛮，终有所限，以俟欧洲战事告息，彼时各国协商，而后诉之公会，求最后之赔偿，无论如何，当较今之不忍愤愤者为胜耳。吾岂伈伈伣伣?但谋国之事，异于谋争，通计全盘，此时决裂，万无一幸。第一存于财力，其次存于兵械，其次海军，其次稍练任战之陆旅，但有一物可以言战者，严复必不忍为是言也。试问雌弱之辱，方之万劫不复为何如，国民果有程度，则死灰之然，当尚有日，如其不然，战而徒送国民于沟壑，诚何益乎?社会情状，寂寂沈沈，恐此时政要其如此，无识之民，发扬蹈厉，转害事也。
    1915年1月18日，日本为谋求独霸中国，向袁世凯政府进一步提出“二十一条”，随后中日双方展开秘密谈判。身为袁世凯外交顾问的严复对当时中日秘密交涉之险恶情形十分清楚。1915年3月4日严复致信熊纯如说：“日本于群雄战事未解之日，要求条件，穷苛极酷，果如所请，吾国之亡，盖无日矣!大总统于一无可恃之时，尚能善用外交，以持其弊，可谓能者。日来效果，虽秘不可知，然颇闻其不致决裂矣。”以“穷苛极酷”、“吾国之亡，盖无日矣”表示对日本所提条件的厌恶，足显严复对日本侵略野心之警觉。
    二十一条
    对于近代日本的崛起和它的侵华欲望，严复亦有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日本在中日之争中“未必长享胜利”，中国欲“雪耻吐气”，非“痛除积习”不可：
    倭乘群虎竞命之时，将于吾国求所大欲，若竞遂其画，吾国诚破碎。顾从其终效而观之，倭亦未必长享胜利，如此谋国，其眼光可谓短矣。倭虽岛国，卅年已来，师资西法，顾所步趋，专在独逸。甲午以还，一战克我，再役胜俄，民之自雄，不可复遏，国中虽有明智，然在少数，不敌众力;又国诚贫，见我席腴履丰，廓然无备，野心乃愈勃然，此我所以为最险也。雪耻吐气，因亦有日，然非痛除积习不能，盖雪耻必出于战，战必资器，器必资学，又必资财，吾人学术既不能发达，而于公中之财，人人皆有巧偷豪夺之私，如是而增国民担负，谁复甘之?
    4月21日，严复致信熊纯如，辟谣英、法、俄三国认可日本对中国勒索之条件“实无其事”：
    报纸谓日本要条件，政府逐渐承认，此亦难以过信。至谓英、法俄三国使臣，转劝吾政府承认要求者，则实无其事。此间洋文京津时报，半系英人机关，于中日交涉，大声疾呼，力劝政府不宜死守秘密，又痛箴日本不宜出此侵略之策。……由此观之，欧人偏袒日本以侮吾人者，决其必无此事也。……总之，日来外间谣诼甚多。或谓日劝袁专制，即真为帝;或又谓日将逐袁，恢复帝制。朝夕百变，不可捉摸，大抵皆难深信而已。
    5月6日，严复致信熊纯如，再次提及中日交涉、英日同盟和日本之野心。提醒国人不要授日本以开战之借口：
    日本此次要求中有二说：一是欲趁此时机，使日得华，犹英得印；一是懔于白种之横，自命可为导师，欲提挈中国，用中国民命钱财，以与白横相抗。不知二说，实无一可。举国成狂，而后有此。假使今番之事，彼僩然一意径行。……则恐欧洲列强，至竟无奈彼何，而美人籍口孟禄主义，亦必退缩。然则日本求所大欲，行且迳得之欤?曰：“必不能。”彼之所为，将徒毁中国，而无所利，而数年之后，行且与中国俱亡，徒为白人增长势力而已!至于吾国今日政策，舍“忍辱退让”四字，亦无他路可由。妄交一锋，浪发一弹，政皆坠其计中者也。非不知日本之兵已有六万在吾国境。然使我处处退让，而不允许，则不知彼将如何开战交锋也。
    他一方面指出日本“求所大欲”必不可能，“行且与中国俱亡”，此说为后来二战的事实所验证;一方面指出日本强兵压境，中国除“忍辱退让”，别无选择，轻言战争实坠日本之计。
    袁世凯在与日交涉中讨价还价，以争取减小损失。5月25日，中、日双方签订《中日民四条约及换文》。对于袁世凯在中日交涉中的表现，严复大为失望，在6月19日给熊纯如的信中，从外交转向内政，称袁世凯不过为“一才督抚”：
    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国人之暗，人才之乏为最重。中倭交涉，所谓权两祸而取其轻，无所谓当否，第五项一时似不至再行提议，但若政府长此终古，一二年后，正难言不与敌以间隙耳。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望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鸣呼!非其选尔。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此固事之所以重可叹也。
    信中所提“第五项”(第五号)大概是指最为苛刻的、被袁世凯视为亡国条件的条款，如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与日本协议等内容。这一条款经中国代表交涉，日本后来撤回。严复在此信中对袁世凯的不满溢于言表。严复后来虽被杨度等人强邀拉进“筹安会”，但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始终消极无为，实际表现了他对袁世凯称帝不合作的态度，这大概与其不看好袁世凯称帝的前途有关。
    4 解读战后国际形势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国正式宣布投降，一战终以严复当初预测的结局拉下帷幕。十天以后，严复离开天津南下，从此告别了政治中心，这也象征着他政治生涯的结束。12 月 9 日，严复回到福州老家养病，在这里度过了余生最后三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上，围绕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先后召开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与西方列强、日本之间就如何处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地问题展开谈判，这是一场新的较量。在国内，以五四运动为起点，掀起一股新的强劲的爱国浪潮。面对纷扰不安、激烈动荡的国内外局势，回到家乡的严复，病魔缠身，仍扶病关注时局。
    面对波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严复冷眼旁观，以为学生运动与救国无济：
    世事纷纭已极。和会散后，又益以青岛问题，集矢曹、章，纵火伤人，继以罢学，牵率罢市，政府俯殉群情，已将三金刚罢职，似可作一停顿矣。迩迺沪市有东人行毒之谣，三人市虎，往往聚殴致命，点心食物小本营生无过问者，而小民滋苦已。苏、浙、鲁、鄂相继响应之后，最晚继之以闽。他所学商联合，而闽则学商界分。……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
    他的四子严璿在唐山工业学校参加学生运动，严复致信予以斥责。严复自认为：“学生须劝其心勿向外为主，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他对学生运动不以为然。由此，甚至推责蔡元培，严复对之亦不无微词。称蔡：“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济，且有害也。”严复对五四运动的这一态度，反映了当时政治上进步与保守两派之间的深度分化。严复虽已离开政治(权力)中心，但他心系北洋政府的立场并未改变。
    对于上海的“三罢”，严复别有所解，以为背后必得欧美的“默许”，为欧美制衡日本之举：“者(这)番上海罢市，非得欧美人默许，自无其事。而所以默许之者，亦因欧战以还，日本势力在远东过于膨胀，抵制日货，将以收回旧有商场，而暗中怂恿，以学生、康摆渡等为傀儡耳。”严复真正忧虑的是大正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再次抬头：“日本维新以还，所步趋者德国，欧战开场，群以德人为必胜，故外与协商联盟，而内与德人密约。去年德败，石破天惊，而近日其密约又为英、美人所发暴，故其处势最难。而自大正继统之后，国中革命之说，暗长潜滋，统用武力弹压，又数年中因以军械售与俄、华两国，骤富者多，而民碞日起，老成凋谢，公德日隳。弟书中所言，殆昔之日本，非今之日本耳。”严复的这一看法，后为日本进一步恶化的现实所证明。
    对于国内民众拒签巴黎和约的强大声浪，严复似持保留的态度，他以为此举将令和约给予中国的利益因此失去：
    和约不签字，恐是有害无利，盖拒绝后，于胶济除排阁日货外，羌无办法，而和约中可得利益，从而抛弃(姜汉卿反对是也)。所伤实多。此事陆专使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终不肯牺牲一己，受国不祥，为国家行一两害择轻之事。此自南宋以来，士大夫所以自为谋者，较诸秦缪醜诸人，为巧多矣。嗟乎!事真不可一端论也。
    战后在俄罗斯出现新兴的苏维埃，东欧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亦随之兴起。严复以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流比喻新兴的东欧和苏俄社会主义运动，这对国内当时匆匆做出的热烈反应自然是泼了一盆冷水：“欧东过激党，其宗旨行事，实与百年前革命一派绝然不同，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以为明日黄花过时之物。所绝对把持者，破坏资产之家，与为均贫而已。残虑暴厉，其在鄂得萨所为，报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读，方之德卒入比，所为又有过矣。(其政体属少数政治。)足下试思，如此豺狼，岂有终容于光天化日之下者耶?此如中国明季政窳，面有闯、献，斯俄之专制末流，而结此果，真两间劫运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断言。”由此可见，严复内心深处对“自由、平等之说”仍存一份温情。反省欧战时，他曾谴责这一学说所造成的流弊;面对革命的无情，他又重温“自由、平等”之不可失缺。这种思想矛盾正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所处的窘况。
    严复的上述言论，与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主张确不合拍。战后世界形势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化的新趋向，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由西向东，席卷面来，中国被其影响，初步的共产主义者宗奉它自不待说，国民党、研究系也竟相研究、评介、宣传社会主义，谈论社会主义在五四前后一时蔚然成风。另一方面，伴随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省，国内兴起一股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继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学衡》杂志创刊，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严复与熊纯如的书札，严复晚年思想遂成为滋补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须加说明的是，严复重估中西文化的言论，早于梁启超、梁漱溟发出，他可谓开战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之先河。但不管是严复也好，还是二梁也罢，他们的声音在当时强大的革命浪潮中的确是微弱的，不过是一种边缘化的选择。也许在人们理解他们的合理性和内在逻辑后，他们的思想价值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确认，被认可为一种富有价值的文化选择或文化互补。
    5 结语
    研究严复，人们着力阐述他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通常重视他在晚清这一段的思想影响。对民国初年的严复，则将目光投射到他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与国民党人相对立的那一面，故后期严复的形象易让人产生保守、负面之感，这显然是在史坛长期占有正统地位的“革命话语”的影响所致。但从严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评述来看，他对协约国的信心，他力主对德宣战，他对战争形势的准确把握，仍有其超乎寻常的过人之见，这些对战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多少有所助益。严复的思想眼光主要来自他的西学素养和对西方的真实了解。与同时代的人物相比，严复堪称是当时中国真正了解世界情势的思想家。
    一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劫难，主战场在欧洲，故与中国关系较少。相反，趁欧美列强卷入战争、无力东顾之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人们在观顾到战争客观上给中国造成的机会之外，似乎很少注意到思想家们的主观努力和外交家们的正确抉择。事实上，如果中国没有及时地对德宣战，向欧洲派出大批华工，加入战争的行列，战后中国就谈不上享受“战胜国”的资格，这场战争对中国就可能没有多少意义，战后国内出现新的形势也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察和决断，自有其相当正面的价值，它实在是寻求提升中国新的国际地位的一次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