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路遥很穷：借钱去北京领奖，自己的作品买不起……）
    路遥（1949-1992，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平凡的世界》《人生》）从出生到去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与贫困做斗争的。
    1949年12月3日，路遥生于陕北清涧县，原名王卫国。他的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育有5个儿子，3个女儿。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父亲挑着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重担。为了生存，在路遥7岁时，父亲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远在延川县的王玉德。
    对于在父母家的生活，路遥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与屈辱。父亲性格软弱，活得很窝囊。路遥小的时候，被别人家的孩子打了，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往往是父亲又一顿揍。
    路遥一直在伯父家度过了他的学生年代。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家里也很穷，路遥时常为买不起几分钱一支的铅笔而发愁。当时，路遥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搞恶作剧，专门把他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贫困艰难的生活给路遥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在大学里，路遥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同学白正明说，一身灰的卡叽服是他的礼服，“老三样”（白、黄、玉米发糕）吃完后一碗开水冲菜汤是他很喜欢的美味佳肴。上大学后，路遥日后的妻子林达给予了他很多帮助，林达是北京人，家里境况好，其父亲是归国华侨，曾担任廖承志的秘书。林达在经济上给了路遥很多接济，就连路遥背到学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准备的。
    路遥的四弟王天乐，在一篇纪念路遥的文章里，把路遥称为“悲剧人物”。王天乐之所以称路遥为“悲剧人物”，除了怜悯他生前的艰辛和病痛，也慨叹他出人意料的贫穷。
    王天乐在文中回忆路遥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1年3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后的情形：“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
    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路遥早在发表《人生》的时候，已经是知名的作家，《平凡的世界》更是让他如日中天。一个如此著名的作家，居然要借钱去北京领奖，而且连自己的作品都买不起。
    最后，领奖日期临近，弟弟王天乐在外借了钱，火速赶到西安火车站，送给焦急等待的路遥，愤愤地说：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咬牙：日他妈的文学！
    路遥的朋友海波曾说，他穷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挣得不多，二是花得不少。据海波回忆：
    路遥的工资不高，具体多少我记不清，只记得我在青海那年，他的工资比我的还低。1991年年底，他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和“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有一点津贴，但也很有限。国家的津贴好像是每月100元，省里的他没说过，估计不会更多。那么，路遥的稿费多吗？据我所知，不多，甚至可以说少得可笑。别的不说，光说他长达百万字的巨著《平凡的世界》，稿费最多也不过3万元（每千字30元）。这些都是路遥告诉我的，时间长了，也许记得不太准确。但有一笔稿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著作权报酬。1989年的一天，我去找他，他说：“今天不能坐在家里‘拉话’，得去一回第四军医大学招待所，你若不忙，和我一块去，咱们边走边‘拉’。”去了之后，才知道是和中央电视台《平凡的世界》剧组见面。见面后，对方没说多少话，只是给了路遥一个信封，说：“这是你的著作权报酬。”路遥自己没接，示意我收起来。离开那里后，我们到一个饭店里吃饭，拿出来一数，总共680元。我说：“就这一点？”他只是苦笑。
    本来收入就不多，再加上还要接济农村的穷亲戚，赡养农村的两双父母，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路遥虽穷，却出奇的大方，大方得让人意外。他喜欢喝咖啡，至少从1982年开始就喝那种“三合一”的袋装咖啡。他的烟瘾很大，一天抽两包以上，且不肯“量入为出”，抽的都是好烟。100多块钱的工资有时还不够他的烟钱。而且他抽烟只认准一个牌子，一连几年，别的牌子绝对不抽。
    路遥对别的很随便，吃饭一个馍一块饼就能打发，穿衣十块钱一件也无所谓。
    小弟王天笑说：“我就记得他连抽过几年的‘恭贺新禧’，一天总要两三包。只要在写作，他总习惯燃着一根烟，有时候整根烟都燃完了，他都忘了抽，于是就再点一根。”
    路遥也在文章里写道：“我可以用一百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
    海波曾问他，为什么不降低烟的档次？
    路遥不同意，认为抽好烟不是生理上的需要，是心理上的需要。不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而是为了营造一种相对庄严的心情。《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认为，抽好烟，“有捍卫其强大自尊心的一面，这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