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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社会风云变幻莫测。在易代鼎革之际，旧式文人仍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与坚守。共同的文化心理驱使旧式文人纷纷抱团结社、吟诗填词，一时蔚然成风。据统计，近代先后涌现出二百多个文人社团，其不仅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而且开辟了传统文化传承的新途径，对当代传统文化的传承颇有启发意义。 旧式文人面对来势汹汹的新文化、新文学以及西方文化，有意向新文化、西方文化影响相对薄弱的地域文化拓展，在浓郁的乡邦文化中通过编纂整理先贤文集、吟咏历史与先贤事迹，坚守传统文化。近代文社成员往往以编纂地域文学总集为手段，延续文化传统。道光二十九年（1849），越台词社重要成员许玉彬、沈世良合辑的《粤东词钞》，所录词人多为越台词社成员，如黄位清、梁梅、黄培芳、张维屏、吴兰修、黄子高、仪克中、熊景星、陈澧、谭莹、范如松、潘恕、沈化杰等。在后世学人看来，许、沈二人的这种“蒐罗”“甄综”颇有追根溯源、厘定序列的意味。光宣年间，云南许印芳与袁景伊、朱在勤等在石屏结如兰诗社。结社前后，许印芳编选了《滇诗重光集》。该书是继袁文揆《滇南诗略》、黄琮《滇诗嗣音集》之后又一部云南地方诗歌总集，收录道光至光绪年间数十位云南诗人诗作，对于弥补袁、黄二书之阙，完善并勾勒晚清云南诗歌史颇有价值。民初，寓居东北的福建诗人林传甲依据梅花诗社、塞鸿诗社、松江诗社、花江九老会、龙城诗社、松滨吟社、奎社、清明诗社、商山诗社等诗社社课辑有《龙江诗选》，为黑龙江珍贵的地域诗选，部分诗社赖此以传。浙江宁波棠荫诗社的梁锡瓒利用家中藏书，协助其父编纂《续甬上耆旧诗》时，仿元好问《论诗绝句》，作《读续甬上耆旧诗》，品评张煌言、黄宗羲、万斯同等八十位宁波籍文人或旅居宁波文人，可谓宁波地域文学批评的珍贵文献。近代文社成员编纂地域文学总集，体现了文社成员对乡贤前辈文学创作的认同，亦是直接对传统文化文学的传承。 近代文人社团在吟诗赋词时有意选择地域先贤、节日和历史名人作为吟咏对象，遵古制以承传统。江苏宜兴的白雪词社徐致章《满江红·吊五人墓》、蒋兆兰《减字木兰花·题延陵季子墓》、程适《徵招·谒玄墓》、储凤瀛《苏幕遮·范坟》、储蕴华《殢人娇·真孃墓》等词作借吟咏本地先贤以抒怀。蒋兆兰与程适的《八声甘州·访徐竹逸先生愿息斋故址》表达了对乡贤徐喈凤的景仰之情，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位前辈著名词人的怀念。须社社员以月泉吟社、汐社等历史上著名的遗民社团自比，常选择传统节日如立冬、人日、花朝、清明、寒食、重九等予以集会，表达他们对生活传统的继承。另外，须社成员亦常借古代名人生日集会，如东坡生日和纳兰性德生日，吟咏历史名人，缅怀名人名家，同时传承他们的文化精髓。在社集形式方面，近代文人社团喜仿古制，或在社团名称方面取古名，或在社课时拟古人歌唱之法即兴唱和，或保留古制，不加圈点，或轮流做东，吟诗填词。 近代文人结社有一个明显倾向，即由传统师友型文人结社向大学师生结社转变。这一变化既扩大了传统文化宣传的阵地，也为文化传承培育了大量生力军。近代师友唱和型文社的社员之间存在某种师友关系，往往以师长为文社领袖，或同乡，或同年，或兴趣爱好趋同、文学主张接近，时机成熟则聚会结社，如鸥隐词社、榕社等。随着新式学堂兴起，大学师生结社改变了以往传统师友型文人社团的封闭而更显开放包容，较具代表性的有东南大学的潜社、中央大学的梅社、河南大学的夷门词社、上海正风文学院的因社、金陵大学的正声诗词社，以及杭州之江大学的之江诗社等，为当代文学旧体诗词的传承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其中成立于民国十五年东南大学师生组织的潜社对后世影响较大，其成员卢前（中央大学）、唐圭璋（南京师范大学）、王季思（中山大学）、沈祖棻（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任二北（扬州大学）、张世禄（复旦大学）、冯国瑞（兰州大学）等，新中国成立后在高校从事中国文学史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成为当代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代表人物。 近代传媒的出现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甚深，对文人社团的组织结构、成员成分以及传播方式等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家族吟咏型、师友唱和型、地缘纽带型、官员同僚酬唱型等文人社团成员之间交流频繁，但因为传播途径的限制，其影响范围常局限于一时一地。至近代，部分文人社团有自己的报刊阵地，特意在报刊刊登结社课诗的信息，定期发布题目、收集文稿，将众多文人的作品结集出版，从而形成报刊纽结型文人社团。比如，四川醒旧诗文社主要依靠《射南新报》吸纳社友，社课亦多刊于该报，上海丽则吟社则依托《国魂报》开展相关工作。希社、春晖社、梁园诗社、东社、虞社等也纷纷通过报刊结社课诗，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报刊纽结型文人社团虽然不在同一创作场域，但因报刊本身的影响，其社团成员往往规模庞大，古典诗词的传播亦迅速而广泛，这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扩大了宣传阵地，开辟了新的传播方式与路径。 （作者：袁志成，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人结社与晚清民国文学的历史转换”负责人、湖南城市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