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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1987年自学考上北大的。1982年初中毕业后，出身甘肃农村贫寒家庭的我没有上高中，而是去了培养小学教师的陇西师范学校。到1985年快毕业的时候，学校推荐我考大学。可我当时还没有学过英语，心里没底，就没有应允。然后被分配到家乡一所偏远的八年制学校当初中老师。这时候我才开始准备高考。考文科还是理科呢？其实文理科我都有兴趣，师范时很喜欢生物，教书教的是几何、代数和物理，但是师范学的理科课程宽泛浅显了一些，自学理科难度大，所以就选择了文科。 当年报志愿的过程有些意思。因为我是教师，当时有个什么政策好像说是只能报考师范类高校，我心目中最好的师范院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但更想上北大，因此在志愿表的“北京”和“大学”中间空了两个字的位置，然后抓阄，三次结果都是“北京大学”，就报了北大。北大当年在甘肃省只有四个专业招生：古典文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济法、考古学。我对哲学和历史很感兴趣，但没有专业可报，就只好选择与历史学接近的古典文献和考古学。幸运的是，最后被北大考古系录取。 二 1987年那个时候，北大考古系系主任是宿白先生，副系主任是严文明先生，1988年严先生成为系主任。那时考古系不像现在这么热闹，还只有考古学一个专业，专业课分历史和考古两大块。历史课都是历史系的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史有《先秦史》（孙淼）、《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祝总斌）、《隋唐宋辽金史》（吴宗国）、《元明清史》（王天有）等。最难学的就是周怡天先生的《世界古代史》，周先生口音重听不太明白，要求还很严格。无论如何，那个时候打下了一定的史学基础，对后来的考古学研究很有好处。 考古课基本都由考古系老师开设，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严文明和宿白先生讲授的通论性质的《中国考古学》。严文明先生讲上半部分，包括考古学导论、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讲得逻辑清晰，深入浅出。宿白先生讲下半部分，从秦汉到元代，边讲边写边画，速度很快，字图俱佳。我可以把他说的几乎每个字都记下来。后来我在大学讲授《中国考古学通论》时，就是以当时的课堂笔记作为讲义的基础。那时候宿白先生65岁，马世长老师也已经48岁，可每次上课时马老师都来听课，替宿先生擦黑板，端茶倒水。 我上过的断代专题性质的考古类课程，有《旧石器时代考古》（吕遵谔）、《新石器时代考古》（张江凯、赵朝洪）、《商周考古学》（李伯谦）、《战国秦汉考古》（高崇文、赵化成）、《魏晋南北朝考古》（齐东方）、《夏商周边境青铜文化》（孙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晁华山）、《古文字学》（高明）、《甲骨文研究》（葛英会）、《汉唐考古文献介绍》（权奎山）、《中国佛教考古》（马世长）、《动物考古学》（黄蕴平）、《古代货币》（高崇文）、《古代陶瓷》（权奎山）、《古代绘画》（杨新，故宫博物院外聘）、《中国古代碑刻》（张辛）等，还有方法技术类的《田野考古学概论》（严文明）、《人体骨骼鉴定》（吕遵谔）、《现代科技与考古》（原思训）、《考古绘图》（马洪藻）、《考古摄影》（赵思训），以及《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李仰松）、《文化人类学》（李水城）等。回想起来，这些课程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后来的研究，虽以中原北方地区的新石器考古为主，但时空范围都不以此为限，研究方法注重多学科结合，研究内容也颇为庞杂，与北大考古的本科专业教育颇有关系。 上有些老先生的课，充满欢乐。高明先生讲《古文字学》，竟能把甲骨金文讲得那么清楚明白，妙趣横生，至今眼前还能浮现出高先生在黑板上书写古文字的情景。吕遵谔先生讲《旧石器时代考古》和《人体骨骼鉴定》，不时穿插着小故事，学生们笑声不断。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文史楼东边那个堆满人体骨骼的屋子里摸人骨，突然停电，一片漆黑，那具用铜丝穿起的青年人骨架被同学触碰得叮当作响。宿白先生讲《古代建筑》，带我们在未名湖畔绘博雅塔，到独乐寺画观音阁，记忆犹新。 我本科时最怵的课程是英语。本来基础就差，上课便成了煎熬。第一次上课，一位女老师就要求自我介绍，and you？aboutyou？我哪里会说？！看着有的同学叽里咕噜讲个不停，我既艳羡又自卑，此后对英语就一直没有太大兴趣，大部分课都没有去上。不过最后四级也是勉强通过了。当时还接触过俄语、法语、日语等，都没有学下去，不过我现在做欧亚草原考古研究，倒是离不开俄语，也算一种缘分。 本科阶段，我课外阅读了大量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也包括金庸等的武侠小说，而且经常去听各种讲座，还上了不少与专业关系不大的选修课。八十年代正是中国高校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各种观点互相激荡，大部分学生都有一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强烈忧患意识。有些讲座或者选修课听者甚众，走廊甚至门外都是人。我上过一门朱青生老师开的选修课叫《西方现代艺术》，他海阔天空地讲，我们信马由缰地听，考试的时候他给我们放康定斯基的作品“黄红蓝”的幻灯片，然后让我们看着画做诗，我的诗首句是“蝴蝶弹着吉他”，莫名其妙就得了100分。 考古专业最关键的课程，应该就是大三的田野实习了。 我们班是1989年下半年实习，在湖北天门石家河。石家河考古项目由北大考古系、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博物馆三家合作，总负责人为严文明先生，由新石器教研室的张江凯、赵辉和张弛三位老师带队。开始时所有人都在肖家屋脊发掘，后来老师安排我们五六个男生到谭家岭。到谭家岭后好几位剃光了头，大家每天唱着崔健罗大佑的歌行走在田间地头，“我要从南走到北……”，我后来的考古研究还真是从南到北。那时我们在谭家岭发掘出很厚的墙，很粗的柱子，当时并不明了，后来石家河古城垣发现后，才知道这里可能正好是核心宫室区。发掘结束后转入荆州博物馆整理资料。通过实习，我学到了基本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方法，更重要的是从此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本科毕业做论文的时候，是张江凯老师指导我，题目就是关于石家河遗址的分期问题。我根据那两年的学生实习报告尝试进行分期研究，现在看来那个结论还与实际沾点边。 三 本科阶段我的成绩是班里最高的，因此1991年毕业的时候系里就推荐我上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石器考古，导师是严文明先生和张江凯老师。 硕士期间，学习方式发生了大的变化，老师不会再系统讲授，而是每节课由某个学生讲一个选题，然后大家讨论，老师点评、指导，这样主要功夫就要花在课外阅读上。严文明先生给我们开的课程有《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先生的点拨常使人茅塞顿开，我对考古学就算渐渐入了门道。《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是在严先生指导下自学，我对古史很感兴趣，阅读了王国维、顾颉刚、蒙文通、徐旭生等的不少论著。李伯谦先生给我们开的课是《夏商周考古研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写文章要考虑周全。还听过李仰松先生的《民族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是夏正楷老师上，听了大概三四次后我就去实习了，回京后夏老师给我一个人补考，侥幸得了90分。 记得当时的副系主任李伯谦先生告诉我推荐上研的结果时，特意叮嘱我好好学英语。第一次英语精读课我坐在前排，听一位刚毕业的女老师逐行解释词句，我就想，为什么不查字典自学呢？于是就上了这一节课，再没有去过。但我利用图书馆和系资料室，看了不少英文的考古书。考试第一学期稀里糊涂就通过了，第二学期被告知不用再学。 硕士期间我写过四篇作业，其中三篇都在上学期间发表了，还有一篇《殷墟西区墓地分析》拖得久一些，因为投给一个刊物不采用，后来发表在《考古》上。这篇论文是《夏商周考古研究》课的作业，当时我想，能不能把严先生教我的墓葬空间分析的方法，在商周考古领域也用一用？没有想到这样一来，还真发现了殷墟墓葬一些很有意思的方面。 1992年后半年的研究生实习，是和宋豫秦老师一起发掘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宋豫秦当时是邹衡先生的博士生，此前已经在郑州大学任教多年。他不在的时候我要负责整个工地，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抽空还跟着北大城环系的莫多闻老师等做环境考古调查。发掘之后整理资料，拼陶片绘图，定型式分期，我类型学的功底主要是这次实习打下的。1993年我还小规模发掘了驻马店党楼遗址，发掘时我住在田野中一个放过砖坯的小屋内，铺层稻草就是床铺，晚上出门满天星斗，虽有虫鸣，但心灵静寂。1994年，我们又到驻马店整理发掘资料。最后编著出版了《驻马店杨庄》发掘报告。 我的硕士论文是以驻马店杨庄遗址为基点，做豫东南龙山时代文化研究，当然首先得吃透杨庄遗址的材料。在整理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龙山前期遗存属于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后期属于以河南中西部为中心的王湾三期文化，将视野扩大到整个豫南甚至湖北，也还大致如此，进而认识到龙山前后期豫南江汉等地存在一场文化巨变，并可能与传说中的“禹征三苗”事件有关。 我把以上这些认识综合起来，就形成硕士毕业论文的初稿，有三万多字。拿给严文明先生看，大概是他觉得我的逻辑不够清楚，干脆替我改拟了一个论文提纲，每个纲目下面还有说明。我这才知道这样才算写论文！就得紧紧围绕题目层层展开，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我按照严先生的提纲修改，形成一万多字的论文定稿。被删下的两万多字经过修改，就是《王湾三期文化研究》那篇文章，稍后发表在《考古学报》上。 四 1994年硕士毕业后，我去了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也就是原来的北大分校工作。本想出国，后变为考北大博士。为应付考博英语，我干脆背下了一本英汉词典，1996年的考博英语得了60多分，考上了严文明先生的博士生。因为是在职，所以要四年。博士阶段的英语课都是外教上，不能缺课，受益不小。我还学习了二外德语。至于专业课，只有《考古学原理》、《新石器时代考古专题》、《中国古史传说》三门课，有的也听严先生讲，但主要靠自学。 严文明先生一开始就指定我主要研究华北或是北方地区，是因为他早就计划好让我去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工作站，整理岱海地区考古资料，以此为基础写作博士论文。岱海地区这批资料，是内蒙古考古所田广金和郭素新老师多年发掘所得，他们没有精力进一步整理编写报告，希望严先生派得力的学生帮忙。严先生选中了我。这对于一个考古专业博士生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机遇。 1997年下半年，我去老虎山工作站，主要整理龙山时代资料，兼及仰韶时期，同时也做了岱海地区几个城址的补充性勘察测绘和小规模发掘。整理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画图。我把每件石器上面能观察到的制作和使用痕迹都画了出来，陶器呢，断面是怎么接的，里面是怎么拍的，口部是怎么修的，下腹是怎么刮的，能看见的痕迹也都画出来。其次就是整理历年来的文字资料。当年发掘时条件非常艰苦，住宿只能靠自己挖窑洞，而且发掘人员分好多批次，那种情况下的文字资料就显得散乱，要弄清楚不容易，需要耐心。第三，最关健的是排队分期。我每天一边绘图一边琢磨分期的事情，体会到抓典型地层单位的重要性。由于绘图时我对器物有细致观察，所以分期排队时就顺利多了。我深深感到，发掘、绘图等，都得考古学者亲历亲为才行。 1997年正好赶上内蒙古考古所和日本人合作发掘附近遗址，有一段时间老虎山上还是蛮热闹的。但是多数时候只剩下我和做饭的人，还有两条狗。每天一边整理绘图，一边在收音机里听大同台略带方言味的相声，自得其乐。坐累了还会到旁边山泉取水，拿着望远镜找找远处的人和车，或者到老虎山遗址坐坐，想象一下四千多年前这个村落的热闹情景。这样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山上呆了接近五个月，按照计划完成整理任务。回京后我就编著了《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在博士毕业前后出版了。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此后不久又合作编著出版了《岱海考古（二）》、《岱海考古（三）》。 我的博士论文对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人地关系做了系统研究，提出和中原江汉地区一样，北方地区龙山时代也有龙山前后期之分，龙山后期北方人群南下，极大地影响到晋南等地文化格局变动，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当时气候转干冷的环境背景。还有，之前学术界一般都将老虎山等石城的出现和社会分层相联系，但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石城”都只是普通的石围墙村落，于是提出文明演进的“北方模式”概念，认为其与社会分层分化显著的“东方模式”有别。答辩时博士论文得到好评，后来获奖不少。读博士期间，我还在《考古学报》《考古》《北京大学学报》《中原文物》等刊物发表过十多篇论文。值得一提的是，博士四年级的时候，因为某些学术事件，引发了我对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问题的深切关注，此后我在严文明、张光直等先生的基础上，对商代晚期以前早期中国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及其文明特质，做过较长时间的研究。 记得上硕士、博士的时候，几乎满脑子都塞满学问。白天思考，或不得要领，夜晚突然醒来，便融会贯通。与后来文山会海之余抽空做点研究，情状全然不同。 在1998年元月严文明先生从日本给我的来信中，先生除指导我如何收集资料，如何规划论文，还说“实在忙不过来可以考虑延长学习期限，总之不要把身体压垮了，切记切记”。后来博士论文出版时给我写的书序里又有这样的话，“建业不但业务基础好，更是一位十分认真和不知疲劳的人，所以工作效率极高”。对我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我想，先生怎么教我的，我也会怎样去教我的学生。 个人简介： 韩建业，甘肃通渭人，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1991、1994、2000年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兼及中西文化交流。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