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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进行发掘，揭开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序幕。这次发掘使得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认识到，中国也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而在此前，很多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甚至是人种都是西方传播过来的。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无可辩驳地粉碎了这样的论调。从此，中国有了第一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1930年，李济和梁思永等学者又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了一个以磨光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遗址的文化与以红陶、彩陶为主要特征的仰韶文化不同，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后来考古发掘证明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考古学更是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中原地区发现了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过渡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如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文化。这些发现证明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是遍地开花的。但是，由于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已经是比较成熟和发达的新石器文化，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或者说中国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文化在哪里？这一问题的答案，1960-1970年代在华南地区发掘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甑皮岩两个洞穴遗址为考古学界提供了一丝线索。 既然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从西方引进，中国考古学界所使用的史前、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概念毫无疑问也是从西方引入。同样，在新旧石器过渡文化的研究上，我们也没有现成的框架或者概念系统，从一开始也是套用西方现有的模式。这套模式主要来自两个区域的史前考古学研究成果。一个是西亚地区，另一个是欧洲。西亚地区在地质学上的更新世对应的是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进入全新世（12000/10000BP，BP指距今）以后，该地区出现了定居的村落、有了农业和驯化的家畜，但是陶器要在距今8000年前后才出现。因此，考古学家把西亚地区出现农业村落但未见陶器的阶段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把出现陶器的农业阶段称为“有陶新石器时代”。欧洲的更新世也对应旧石器时代，但是进入全新世以后并未马上出现农业，基本仍在延续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特别是几何形的细石器）和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后来随着西亚地区的农业传播，欧洲才逐渐出现农业，进入新石器时代。因此，欧洲考古学家把欧洲进入全新世但未出现农业的时期称为“中石器时代”。由于欧洲各地出现农业的时间不同，所以欧洲各地中石器时代的结束年代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东南欧要早于中欧，中欧又早于西北欧。西方这套的新旧石器过渡模式长期禁锢了中国考古学家的思考框架。这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认为旧石器文化因素（如打制石器）严格对应更新世，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文化因素（如陶器、磨制石器和农业等）严格对应全新世。二者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换言之，陶器、磨制石器的年代绝对不能早于距今12000/10000年。第二，如果某遗址或遗存出现了磨制石器但是不见陶器，其年代一定早于既有磨制石器又有陶器的遗址或遗存，前者被一些学者称为“中石器时代”或“前陶新石器时代”，后者则被称为“有陶新石器时代”。 在上述模式的影响下，1960-1990年间，基本上所有的出土了磨制石器或陶器的洞穴贝丘遗存，如当时经正式发掘的仙人洞、甑皮岩、广西柳州白莲洞、鲤鱼嘴、广东阳春独石仔、广东封开黄岩洞等遗址，都被认为是全新世即距今约12000/10000年以来的遗存。虽然，当时的独石仔遗址出土的螺壳经碳十四测年结果是14900BP，但是测年专家经过测试发现，华南石灰岩地区的水生螺壳标本由于受到“老碳”影响会偏老1000-2000年。不少研究者便据此论断：“扣除偏老值1000-2000年”，这些遗存的年代仍然落在12000/10000BP以内。实际上，像14900BP这样的数值减去1000-2000年，结果应该落在13000-14000BP。但是由于上述模式的强烈影响，当时学界坚定地认为这些遗存的年代在全新世以后，因此，常常在这种年代数据加减运算上采取“模糊处理”的方式。与此同时，有的学者还对这批遗存展开分期研究，认为不含陶器的遗存（如独石仔、白莲洞）早于含陶器者（如仙人洞和甑皮岩），前者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中石器时代”，后者被称为“有陶新石器时代”。总而言之，学界是把以上遗存限定在全新世以来的背景中讨论的。 1990年以来，由于加速器质谱（AMS）测年方法的运用，测年标本不再局限于大量存在的螺壳、骨骼和极少见的大块木炭，炭屑、果核等含碳量很少的标本也能被测定了。随着一批炭屑、烧骨等碳14年代数据的公布，白莲洞和独石仔遗址的年代被提到17000BP、甚至是20000BP。学界逐渐认识到这批含磨制石器的遗存是可以早于全新世、进入更新世的。换言之，磨制石器不是全新世的专属，更新世末期已经出现了零星的磨制石器；旧石器转变为新石器是一个渐变而非突变的过程。虽然学界接受磨制石器的年代可以早到更新世，但是西方“中石器/前陶新石器—有陶新石器”的模式仍然在影响中国的考古学界，所不同的是，此时中国考古学界所使用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概念不再和西方一样限定在全新世以后，而是把它们置于更新世来讨论。这个模式的影响表现在，中国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没有陶器的遗存总体上还是要早于有陶器的遗存。因此，在90年代末期，当庙岩、玉蟾岩等遗址发现了15000BP以前的陶器时，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接受这样的年代。因为一旦如此，就相当于接受只含磨制石器的遗存和既有陶器又有磨制石器的遗存两者的年代基本是并列的，与西方现有的模式不符；此外陶器早于全新世更是西方的模式无法解释的。因此，在2000年以后甑皮岩遗址再次发掘，经过一系列的测年方法测定该遗址最早的陶器年代为12000BP。发掘者似乎不太注意庙岩和玉蟾岩遗址曾经发现过15000BP的陶器，而是直接称甑皮岩遗址所发现的陶器为“中国最原始的陶器”。换言之，这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最早的陶器年代，因为这个年代恰好在全新世以后，没有进入更新世，也就没有进入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从西方的模式来看，旧石器时代出现陶器是很难理解的。殊不知，陶器对应全新世和新石器时代，只不过是从西方考古材料中总结出来的一个现象，并不是普世适用的规律。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发展规律。实际上，并非只有中国的华南地区，俄罗斯和日本也发现早于全新世的陶器。 2012年，经过更加精细的测年工作，仙人洞和玉蟾岩遗址出土最早陶器的年代分别被确定为20000BP和18000BP。学界此时才认识到，90年代所测定的庙岩和玉蟾岩遗址陶器的年代并非孤例和不能接受；陶器的年代也可以早到距今20000BP，和磨制石器出现的年代大致同时。2016年以后，我们还进一步发现一个有规律的现象，在上述20000-10000BP洞穴贝丘遗址中，含陶器和磨制石器的遗址（如仙人洞、玉蟾岩、庙岩和后来发现的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基本分布在华南地区北部，只含磨制石器不含陶器的遗址（如白莲洞、独石仔和黄岩洞等），则分布在华南地区最南部。换言之，在中国华南地区20000-10000BP的新旧石器过渡遗存中，陶器的有无，是空间的区别，而不是西方那种时间早晚的区别。此时，西方关于新旧石器过渡模式在中国才全面瓦解。 总而言之，中国华南地区新旧石器过渡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历程，可以说是一步一步跳出西方固有模式，转向从中国自身材料出发、实事求是得出结论的过程。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华南地区新旧石器过渡文化研究”（17CKG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