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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汉学是世界汉学的重要分支，俄罗斯汉学界在语言学、哲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文化学、考古学、人类学等领域都具有世界级的成果和声誉。俄罗斯汉学家们一直重视对《史记》的翻译与研究，秦汉史专家克罗里曾指出，“第一部中国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有记载的《史记》俄译始于19世纪汉学家比丘林，其晚年编撰的《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收录了其翻译的《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和《大宛列传》两篇。此后的100多年里，俄罗斯对《史记》的翻译和研究从未停止，并涌现了《史记》俄译本13种。 《史记》的译本差异性较大 俄译《史记》的百余年历程折射了不同时期俄罗斯汉学家对于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等不同问题的关注。这些译本中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当属维亚特金等人翻译的《史记》全译本，以及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翻译的《史记》节译本。 维亚特金等人的全译本完全是学术性的翻译，其遵循康拉德的观点，在翻译中注重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关注司马迁的历史观，并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可以丰富古典史学的内涵，随着《史记》的学术翻译，司马迁的历史观可能成为古典史学的一部分。学术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再现文本的学术信息，因此译者需要采用一系列手段，包括保证语言学意义上的准确性，原文缺失的词语要予以补全。此外，对译本还要加以详细的注释和附录。 1956年，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翻译的《史记》节译本出版后引起了俄汉学界的关注。这是继比丘林译本之后俄汉学界对《史记》翻译的又一重要尝试。对于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的节译本，学界既有溢美之词，又有质疑之声。俄罗斯学者、《史记》研究专家刘克甫（M. V. Kryukov）认为：“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的节译本暴露了俄罗斯汉学研究领域的诸多问题。《史记》手稿中很多细节问题的真实性存疑。译者根据这样的原文进行翻译，得出的译文必然有失准确。”然而，克罗里则认为，“（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翻译灵活流畅，语言准确而不失优美，堪称以文学方法翻译《史记》的代表作。以一个学者的知识储备为基础，使跨文化之间的转换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他所翻译的作品是原文的完美再现，而不是另外一部作品”。 学界专注《史记》体例研究 俄罗斯汉学界关于《史记》的体例研究主要集中在维亚特金等人的全译本。很多汉学家们都认可，“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篇，描绘了帝王家族的整体画卷，“研究司马迁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和他的哲学观点都必须以本纪为基础”。维亚特金在研究司马迁的历史观后，认为本纪并非狭义的帝王传记，而是实际上曾经主宰天下的历史人物的传记。他还对《史记》中“表”的结构、注释、翻译和史料来源等问题进行过细致研究与论述，认为表是《史记》整个作品的时间轴线，为“世家”和“列传”打开了一幅更为完整和清晰的画卷。同时，表展现了司马迁及其同时代历史学家对时间、国家和民族延续的理解。表的编写也展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关于《史记》中“八书”的研究。俄罗斯汉学家们认为，《尚书》是《史记》八书的学术源头，同时书不仅是历史事件和言语的简单记录，更是各方面知识、习俗的百科全书。然而，俄罗斯的汉学家对《史记》中“世家”这一体例的研究不多，但从维亚特金的研究中也能窥之一二，世家中描写了中国古人对于自然、社会管理规则等观点。世家是《史记》中对中国古代自然和人文生活进行全景描写的重要部分。 关于《史记》中“列传”的研究，俄罗斯汉学家们归纳为两个方面：列传的文学性问题以及列传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问题。维亚特金认为，列传比《史记》的其他四种体例都更能体现出史学和文学的结合。因为列传中充满了中国民间谚语和俗语，使用了大量的格言警句，丰富了事件冲突和人物语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