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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汉学是世界汉学的重要分支，俄罗斯汉学界在语言学、哲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文化学、考古学、人类学等领域都具有世界级的成果和声誉。俄罗斯汉学家们一直重视对《史记》的翻译与研究，秦汉史专家克罗里曾指出，“第一部中国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有记载的《史记》俄译始于19世纪汉学家比丘林，其晚年编撰的《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收录了其翻译的《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和《大宛列传》两篇。此后的100多年里，俄罗斯对《史记》的翻译和研究从未停止，并涌现了《史记》俄译本13种。 《史记》的译本差异性较大 俄译《史记》的百余年历程折射了不同时期俄罗斯汉学家对于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等不同问题的关注。这些译本中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当属维亚特金等人翻译的《史记》全译本，以及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翻译的《史记》节译本。 维亚特金等人的全译本完全是学术性的翻译，其遵循康拉德的观点，在翻译中注重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关注司马迁的历史观，并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可以丰富古典史学的内涵，随着《史记》的学术翻译，司马迁的历史观可能成为古典史学的一部分。学术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再现文本的学术信息，因此译者需要采用一系列手段，包括保证语言学意义上的准确性，原文缺失的词语要予以补全。此外，对译本还要加以详细的注释和附录。 1956年，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翻译的《史记》节译本出版后引起了俄汉学界的关注。这是继比丘林译本之后俄汉学界对《史记》翻译的又一重要尝试。对于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的节译本，学界既有溢美之词，又有质疑之声。俄罗斯学者、《史记》研究专家刘克甫（M. V. Kryukov）认为：“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的节译本暴露了俄罗斯汉学研究领域的诸多问题。《史记》手稿中很多细节问题的真实性存疑。译者根据这样的原文进行翻译，得出的译文必然有失准确。”然而，克罗里则认为，“（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翻译灵活流畅，语言准确而不失优美，堪称以文学方法翻译《史记》的代表作。以一个学者的知识储备为基础，使跨文化之间的转换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他所翻译的作品是原文的完美再现，而不是另外一部作品”。 学界专注《史记》体例研究 俄罗斯汉学界关于《史记》的体例研究主要集中在维亚特金等人的全译本。很多汉学家们都认可，“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篇，描绘了帝王家族的整体画卷，“研究司马迁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和他的哲学观点都必须以本纪为基础”。维亚特金在研究司马迁的历史观后，认为本纪并非狭义的帝王传记，而是实际上曾经主宰天下的历史人物的传记。他还对《史记》中“表”的结构、注释、翻译和史料来源等问题进行过细致研究与论述，认为表是《史记》整个作品的时间轴线，为“世家”和“列传”打开了一幅更为完整和清晰的画卷。同时，表展现了司马迁及其同时代历史学家对时间、国家和民族延续的理解。表的编写也展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关于《史记》中“八书”的研究。俄罗斯汉学家们认为，《尚书》是《史记》八书的学术源头，同时书不仅是历史事件和言语的简单记录，更是各方面知识、习俗的百科全书。然而，俄罗斯的汉学家对《史记》中“世家”这一体例的研究不多，但从维亚特金的研究中也能窥之一二，世家中描写了中国古人对于自然、社会管理规则等观点。世家是《史记》中对中国古代自然和人文生活进行全景描写的重要部分。 关于《史记》中“列传”的研究，俄罗斯汉学家们归纳为两个方面：列传的文学性问题以及列传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问题。维亚特金认为，列传比《史记》的其他四种体例都更能体现出史学和文学的结合。因为列传中充满了中国民间谚语和俗语，使用了大量的格言警句，丰富了事件冲突和人物语言。 《史记》的文学性及影响力 俄罗斯学界对于《史记》文学性也早有探索，阿列克谢耶夫就曾经谈到“司马迁除了是一位史学家，还是一位文学家”。俄罗斯学界最具特色的当属克罗里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史记》文学性的论述。 克罗里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自己的声音和讲故事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似乎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对历史进行讲述，表达的似乎既非作者的观点，也非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司马迁很少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用他者的声音冷静地表达对某个事件或者某人的评价。”克罗里引用巴赫金的话指出，司马迁是“运用特定的手段和语气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关《史记》的文学特征更多地表现在司马迁加工史料的方法上。“世家”和“列传”中司马迁将某一个家族的材料串联起来，并努力描写这个家族的起起落落，对其做出评价，这使得《史记》更像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史记》从思想、趋向、形式手段和构成风格等方面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汉书》《儒林外史》《唐书》等都是深受其影响的作品。《史记》的影响力还延伸至了亚洲其他国家，例如韩国的《三国史记》，从体裁上也运用了“世家”“书”和“表”的形式，同时它还对人物进行了适当的评论。日本的《日本史记》和《日本外史》也都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其中《日本外史》还模仿了司马迁“世家”的写作手法。 研究方法还需创新与传承 根据以上研究，我们发现，俄罗斯汉学家在该领域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历史悠久，《史记》俄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译本较多，迄今为止共有14个俄文译本，其中维亚特金等人的全译本规模最为宏大，注释全面，代表了《史记》翻译的较高水平；3.对《史记》研究较为全面，除了上述问题以外，学者们还关注“列传”的文本风格研究司马迁思想研究，司马迁儒、道和法家思想研究以及根据《史记》进行的中国古代刑法制度研究等；4.与中国学界联系紧密，如维亚特金在翻译《史记》时大量使用了中国史学家顾颉刚的注释，刘克甫的论文中也参考了100多条中国《史记》研究的文献；5.运用西方理论研究问题，如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论述《史记》的文学性等。 然而俄罗斯汉学界对《史记》的研究也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史记》的文学性及其文学经典的构建过程，对后世文学和史学作品的影响等。二是目前的《史记》研究集中在几位学者，当代年轻汉学家需要继承传统、不断创新。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