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根
    1919年，20岁的楚图南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史地部录取，从此与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楚图南关于史地研究的学术思想最早是通过其译作来阐发的。他自1935年开始翻译，并于1937年出版了英国史地学家迪金森·霍华士的《地理学发达史》。对于这部书的价值，楚图南说：“总算将地理学的全部内容，及其发展的过程，穷源尽委，扼要而简明地告诉我们了。而尤其值得注意的，则是特详于近代，且以不偏不激的折中派的态度，批评地叙述了近代各家各派对地理学的主张。并为动摇着的地理学觅到了它的最后的立场。”
    对于《地理学发达史》存在的不足，楚图南也有深刻的认识：“对于作为地理学单位的‘区域’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在方法上，都还没有令人十分满意的定则和一定的标准……所以无疑，新地理学的发达和完成，仍有待于新的理论体系和更精确的方法之建立的。”
    而且，楚图南还从学科建构的角度洞察到，地理学的历史虽然和人类历史一样悠远，但科学的地理学，却是在近代自然科学进步后才逐渐发达起来的。
    在翻译研究《地理学发达史》的过程中，楚图南于1935年6月、12月先后在《地学季刊》上发表了《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两篇论文，介绍了中外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重点介绍了近代地理学家洪堡、李希霍芬等人的地理学观点，并就中国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以下课题——中国的地史及地形、中国历代建都考、中国历代的政治区划、中国历代战争之地理研究、东西海陆之通路、中国河道变迁大势、中国历代水利及土地政策、从历史地理所见到的中国史上诸问题、历史地理学与中国现代政治社会之发展等。
    楚图南研究地理学，不仅旨在传播知识、服务教学，更着眼于服务现实政治。针对当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他还收集了华北一带的兵要地理资料，准备以实际行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自己的贡献。
    楚图南在历史研究上的学术成果也有目共睹。他在1921年发表的《河图洛书新说》一文表示，“新说”之“新”在于解读和研究的视角是“根据历史学理来解说”，这样的转换，必然能读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认识。
    在1924年发表的《易经浅测》中，楚图南更是开宗明义：“要研究‘易’，不能不研究易的历史，不能不以历史的解释、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易的历史。”在他看来，不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易”，就看不到其真相和本质，也就看不到“易”的真实价值。
    1942年，楚图南在《云南大学学报》发表论文《纬书导论》。他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纬书》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明确提出，纬书思想古已有之，它在先秦期间主要沉淀在民间，两汉时则成为士大夫的信仰。而《纬书》成书后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纬书思想之凝化，二是纬书思想之圣化。
    1980年，楚图南发表《我对历史学方面的几点意见》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提出了重建历史学的四点明确建议：一是尊重历史事实，突出历史的科学性；二是对待史学的态度和作风应该是严谨、认真、科学；三是重视史学知识的普及；四是充分肯定中国史学家的贡献和史学工作的意义。
    学术之基
    楚图南一生酷爱文学，70年来不间断地研究文学，并进行文学创作，其文学思想也是通过自己翻译的文学作品来进行阐发的。
    在众多译作中，楚图南尤其重视德国哲学家尼采。
    20世纪30年代初，楚图南翻译了尼采的代表作《看哪，这人》和《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通过两部书的译出，体现他当时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思想。楚图南十分推崇尼采，“人乃是一种过渡，一种桥梁，他（尼采）教我们走着这桥梁，这高撑在巨壑绝巅之上的一根绳索，由毁灭到创造，经过战栗和斗争，渡到更遥远的未来，光明的未来”，“我就是以这种精神，这种意味，而尝味了尼采。事实上，他也帮助了我在死和黑暗的严肃与无助中，度过了一段绝望和幻灭的生活”。
    楚图南把尼采的生活称为“意大利的山岳高地生活”，把尼采的书称为“山岳高地的书”，把尼采的精神称为“‘山峰与山峰’之间的一种冒险前进的精神”。他称尼采是“现代社会的解脱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刻的侮辱者”，“是德意志和德意志文化的敌人”，“是基督教的最大的叛徒”，“是思想史上的堂吉诃德”。为此，他也明确提出：“在中国，一切在变动之中，介绍和研究尼采，亦只能强调尼采对于时代的叛逆性、革命性乃至进步性即得。”
    1931年5月，当得知《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有机会出版时，楚图南难掩心中的激动，“这令我有着将被折断的钢箭，终于又射出来了那样的欢喜”，“我是扪着铁的严肃，在死的战栗，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译下这东西”。
    55年之后，楚图南再次回忆起当年在狱中学习外文、思考问题的往事。正是在吉林监狱关押期间，他才得以比较系统而完整地接触到了尼采的作品。在那样的特定环境下，尼采作品中独有的反对社会现实、冲决一切罗网的呐喊，那种向往未来、向往“超人”世界的渴求，给予了他力量和联想。
    楚图南对尼采的认识是发展且不断深化的。“文革”期间，他翻译的尼采作品受到非议，但他仍然坚信，将尼采著作介绍到中国，了解其他民族及其思想家的探索及观点，对我们民族和年轻人总会有些好处。
    1986年，《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再版。有感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崭新气象，楚图南认为：“重新介绍、评价尼采的作品和思想，以活跃我们的学术空气、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扩大我们的学习视野，是不无裨益的。”他表示，对尼采的评价应该客观公允，不能失之偏颇，评价人物和作品，既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分析，也要结合时代变化进行细致研究，提出新的认识。
    1936年1月，楚图南翻译了俄罗斯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杰作《在俄罗斯谁快乐和自由》。在世界诗歌史上，这部诗集首次以荷马赞颂英雄和战争的那股热忱，歌咏了俄罗斯千千万万的平凡大众——农民、劳动者、乞丐、流浪人。他们生活的不幸，反映了俄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与沙皇统治的黑暗高压。
    楚图南写道：“世界总是这么可悲的愚蠢，可诅咒的残酷，要以武力和暴虐来压服了大众生活的苦难和不平。而真实的诗人，总是这么勇猛地唱出了时代的预言，也燃烧了民众胸中永不会熄灭的火焰。”
    楚图南以“战斗到最后一瞬”的信心与决心，把《在俄罗斯谁快乐和自由》这部长诗作为一支伟大战曲，献给了那个时代正在为自己的生存、为未来的希望和光明，残酷而英勇斗争的战士们。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在俄罗斯谁快乐和自由》。楚图南又对诗集进一步校改，在原英译本的基础之上，在最必要的地方，根据俄文版本进行了适当的补译和改译。
    1941年，楚图南在家乡昆明翻译了《枫叶集》。诗集囊括了欧洲众多诗人的佳作，既体现了时代特点，又彰显了译者期盼。
    比如，在这部诗集中，德国诗人陀劳尔的《铁窗双燕》就映射了译者自己在狱中生活的感思，而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帆》、匈牙利诗人欧特瓦士的《别祖国》则是译者自身热爱祖国、追求光明的真实写照。
    楚图南在《枫叶集》翻译题记中这样表述：“选择欧美人所作诗歌，命之曰枫叶集。这不是要纪念严冬的霜雪，乃是要说明霜雪在生命上所刻下的鲜艳的痕迹，只是使生命增加了美丽。”
    1949年3月，楚图南翻译出版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选》。楚图南之所以选择惠特曼，是因为在美国南北战争前，他勇敢地揭露了奴隶主和他们的代言人；在南北战争中，他的诗是革命的号角；在南北战争后，他是工业进步的歌唱者。惠特曼的诗充满了对奴隶制的坚决反对，对种族歧视的不满，对被压迫人民的挚爱，对无产阶级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的讴歌。
    楚图南对惠特曼给予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惠特曼生于年轻的、新生的、资本主义刚开始繁荣和发达的美国，所以他歌颂着解放了的人类平等自由的生命，以至于这种生命的无涯的欲望，无尽的事态，和无止境的创造和建设。”同时，惠特曼诗歌中无差等的泛爱思想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一种旺盛的乐观主义也多少蒙蔽了他的视觉，使他看不见这个社会的阴影”。
    楚图南试图从《草叶集选》的翻译实践中探寻出一种译诗的新方法。翻译是难事，译诗是更难的事。“因此，对诗歌的翻译错误在所难免，正确的态度是：在批判者求审慎，在翻译者要虚心，就是严复讲的：‘一字未安，绕屋彷徨’。”
    1949年，楚图南翻译出版了《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一部内涵丰富、语言精辟的皇皇巨著由此问世。
    在楚图南心中，希腊神话和传说是一个“富矿”，需要从多角度开掘。“关于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在人类文化教育上的价值以及对于文学、宗教、哲学、心理，乃至民俗、种族、历史、社会各方面的启示是无人能否认的，也是最不容易说得出来的。这在古代希腊是人类知识和教育的宝藏，在以后的欧洲和世界也正是文学上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深刻且生动地反映了古代希腊社会生活的种种特征，这些精彩神话和传说成为希腊艺术繁衍的丰厚土壤，荷马史诗和雅典悲剧都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养分。
    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从《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中披沙拣金，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找到很好的借鉴与参考。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译著是楚图南在病中以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完成的，凝聚了他对古希腊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把握和洞察。
    学术之脉
    楚图南的学术涵养深厚，其学术之脉主要有三条：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三是外国优秀文化。
    当初，刚刚走上学术之路，楚图南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学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先生，并学习和翻译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刊物。
    1925年，楚图南再次离开故乡云南，前往北京与李大钊相见，并随后赴东北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1926年，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楚图南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秉承者。他在1929年发表的《〈史记〉与司马迁》一文高度评价了司马迁“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境界，《史记》的“悲凉苍劲、勃郁沉雄”，正是表明了著者的“奇伟高旷”。
    楚图南认为，顾炎武是清代大儒，“清代考据之学，实由顾亭林先生开其端”。鉴于顾炎武对古音研究的探求本源，楚图南感慨：“我以为更难得，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先生遭丧乱之际，所淬砺磨炼，所深思奋发出来的一种悲天悯人、挽回颓局的救世心情，一种提倡正学、力娇文弊的严肃而又实际的治学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学者最先必须有学者的良心”，“以救民水火之心”为人与为学。正因如此，89岁高龄的楚图南仍笔耕不辍，在1988年撰写了《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初探》。
    楚图南还是外国文化的引进者、借鉴者。在作品选择上，他注重选择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作品，以拓展中国的学术视野，从中汲取有益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养分；在接受对象上，他从以学术精英为重点逐步转向人民大众，尤其是青年人，因为他确信这些人对中国的前途更加重要。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以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践行者。
    学术不仅要在“象牙塔”，更应走进实践、融入生活。所以，楚图南既是一位卓越的学者，更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引领学术、启发人生，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发展披肝沥胆、不懈奋斗。
    学人小传
    楚图南（1899—1994），我国著名史地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书法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毕业后开始了长达70余年的革命和笔耕生涯。在东北期间，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判入狱，在狱中以顽强意志和坚强毅力从事翻译和创作，形成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1929年，他在《读<史记>》中提出，“在暴政的铁压下，婉转的生；忍受着横逆的摧伤；饮下了大苦毒与大耻辱的时代所酌给的酒”，讴歌了司马迁的叛逆精神。
    1935年，楚图南在暨南大学史地系任讲师，发表《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等学术论文，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观，提出研究历史地理学应遵循唯物辩证法的观点。1938年，他受聘为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发表《学术辩难应有的态度》《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等论文，提出开展学术辩论的三个基本要求，要养成学术上的自然健全的活泼的新空气，“对人知道尊重，对学术给予宽容”，才能使“学术思想自由健全地发达起来”。
    1947年，楚图南赴上海法学院任教授，再版《刁斗集》。1949年受聘为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之余，始终不懈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学术论文、理论文章、文学作品、书法作品等。直到1993年12月，94岁高龄的楚图南还在《群言》杂志发表《毛泽东百年诞辰感言》一文，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笔耕不辍，其70多年的学术成果在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楚图南著译选集》（两卷本）和1999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楚图南集》（五卷本）上得到了集中体现。